对先秦儒家"礼别华夷"的解读

先秦儒家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区分"我者"与"他者",用"夏礼"则夏视之,用"夷礼"则夷视之,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秦儒家认为人之天性与禽兽没有本质差别,全赖圣人教之以礼方得以为人."礼别人禽",以夫妇之礼作为人与禽兽的起码分界,不论华夷、有违反最起码的夫妇之礼的行为者,即视为禽兽之行.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仪的外在形式,把是否遵循"夏礼"的礼仪形式作为别华夷的最起码的标准,不仅如此,在是否践行"礼"的精神以别华夷方面,于华于夷都使用同一个标准,对诸夏之国并不宽贷.先秦儒家主张"有教无类","用夏变夷"而绝不能"变于夷",既体现了民族观的开明方面,又反映出贱视夷狄文化的文化优越感,但先秦儒家不得"变于夷"的主张是无法完全阻断华夷文化的相互交融的.     

中国古代儒家"用夏变夷"思想与理论的变迁

“用夏变夷”是儒家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孟子首次提出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其精神实质和具体内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说来,它经历了从孔子时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到孟子时提出“用夏变夷”的思想;从先秦时的“外夷狄”、“正朔所不加”到汉唐时的“华夷一统”、“夷狄进至于爵”;从先秦汉唐时的“不予夷狄之主中国”到金元时的“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几个阶段。     

儒家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

夏商周三代的内外服官制度,形成了诸夏与四夷不同的臣服和纳贡关系,并由此产生了民族观念和夷夏有别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民族观以性相近论为基础,以仁爱为指导,以是否符合礼义来作为区别华夷的标准,主张用夏变夷,修文德来远人。之后的儒家坚持先儒大一统思想,反对夷夏大防,主张兼容并包、民族融合,并通过理论实践和学术讨论,对儒家的民族观作出了重大的发展。     

华夷之辨与西方及孙中山民族主义之区别

"华夷之辨"的思想是《春秋》大义之一。所谓华夷之辨,是要辨明诸夏(华夏)与夷狄之间的不同。华夷之辨是道德之辨和文化之辨,而不是种族之辨和民族之辨,华夷之辨无种族主义色彩,华夷之辨也无民族主义色彩。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完全是来源于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思想和理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彻底背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之辨"的思想,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异于"华夷之辨"。凡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之论者皆失之。     

司马迁的民族一统思想试探

司马迁的民族一统思想,是他的进步历史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古代史上独放异彩。然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很不够。对此作一些探索,显然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一、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包括汉族及各个少数民族人民的历史。但是,儒家的正统思想却一再宣扬“夷夏之辨”,以中原华夏民族为冠带之国,贬称周边少数民族为夷狄之邦,以区分种族贵贱。因此,四方各族被贬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视为荒服之地。孔子修《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孟子在论     

中华民族史观视野下古代北方民族华夷共祖与以夏自居思想述论

中古时期,北方民族华夷共祖与以夏自居思想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影响的结果,为自在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构建起了共有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历史观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古时期,各民族在缔造和书写中华民族历史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由炎黄部落集团发展出来的一个“中心”——华夏和一个居于四方的“四裔”组成的五方之民格局。自西晋以降,“内中华而外夷狄”的五方格局被打破,漠北、东北、西北等民族在与中原的接触、碰撞、交融中,自我突破了传统的华夷之辨,追溯以黄帝为首的中华民族共祖为先祖,形成了夷夏共祖、以夏自居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取向,在客观上增强了北方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动力机制和重要路径之一,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和历史根基。     

孟子夷夏辨的价值意味

孟子的“用夏变夷”常为“严夷夏之防”者所引证.无论从上下文结构与语境,还是从具体个案与整个文本出发,都可以看出“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之论断中的夷与夏是文明意味的概念.把孟子的夷夏辨视为民族认同的经典理据,实在是一桩孟学诠释史上的冤狱.     

儒家之礼与夷夏之辨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古代用以分别华夏与夷狄的主要标准。礼尤为重视的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以及男女之别,而这也正是夷夏之辨的主要内容。结合先秦儒家关于礼的论述以及《史记》、《汉书》等史籍中有关少数民族的记载,我们发现儒家所强调的礼与夷狄的文化特点之间存在着一种"凹凸对应"的关系,其原因在于儒家的礼正是在夷夏两种文化的对立中形成和发展的。进一步的探究更能发现,夷夏两种文化也有统一,这种对立统一离不开各民族的努力。     

论扬雄“在夷貉则引之”的民族思想

扬雄重视民族问题,提出了“在夷貉则引之”的思想,主张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他写作《方言》一书,就是出于向周边民族地区传播中原文化的需要。扬雄主张用儒家思想引导周边地区人民进入礼仪文明社会,这一思想是对儒家“大一统”思想和“华夷之辨”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今仍有借鉴意义。     

“华夷之辨”对民族融合的影响——兼与刘锋焘先生商榷

“华夷之辨”的核心是文化之辨,强调保卫先进的华夏文化以求发展,反对屈从落后的夷狄习俗而倒退苟安。这一观念,促成了一种凝重执著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使了各少数民族向汉文化靠拢而融合为一个民族。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它成为排斥落后文化,保证中华文化传承、延续的思想武器。因此,“‘华夷之辨’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之说需要商榷。     

汉代儒家的民族观——以贾谊、董仲舒、何休为中心

贾谊民族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强烈的"尊王攘夷"意识。他提出的"三表"、"五饵"之术,是儒家传统的"修文德"、"来远人"、"怀柔"四夷的民族思想的应用,但其中也参杂了法家"术"的成分;董仲舒继承了汉初以来的"和亲"思想,并从大一统思想出发,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主张,但这并不等于各民族完全平等,华夷仍有亲疏贵贱之分,这是与他的阴阳五行说相辅相成的;何休主张的"夷狄进至于爵",其前提实际上就是"用夏变夷"。     

“天下观”的寓意及其社会学阐释

中国“天下观”是举世唯一的社会观,为中国社会发展规约了方向。古代中国天下观的核心内容是中心文明与外围蛮夷的区分。中国的“天下观”实际上包涵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空间地理上的概念,即中国人如何确立着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空间位置;二是社会寓意方面的,即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独特的文明与传统。也即自然的天下观和人文的天下观的含义,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都源自一个社会基础,即中国的乡土习性。“天下”视域下的中国社会既是充满僵化与超稳定因素的社会,又是弥布活力与变革的社会,在这里,“自然”的天下观变化是主导中国总体性社会变革的直接根源,而扎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人文”天下观是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形成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是中国“经验”形成的理论前提。     

隋唐时期少数民族内迁河洛地区之原因

河洛地区地处"天下之中",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隋唐时期,河洛地区凭借其交通枢纽的位置、功能齐备的城市设施、厚重的文化底蕴,以及诸多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周边少数民族内迁河洛地区。少数民族的到来,给河洛地区带来了独具特色的异域风情,大大促进了该地区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基础。从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发展的历程表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对于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为思想资源,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形成时代需要的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将世界性和民族性相统一,构筑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哲学基础与思想资源。     

中古空间绝后的民族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中古民族大融合时期,儒家以"用夏变夷"的民族观念追求华夏文化一体、天下一统的大同世界。各民族人民及政治家认清历史发展潮流,以自觉行动实践儒家"用夏变夷"的民族融合理论,极大促进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邓小平的民族团结思想

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坚持民族平等,搞好民族团结;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增强民族团结的思想.邓小平关于民族团结的思想,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方针.     

论中国和日本接受西洋文明的异同

从“东洋”、“西洋”的概念变化中 ,来比较中日两国在吸收“西洋文明”中所采取的“中体西用”、“文明开化”的方针和过程的异同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大一统的“首足”观、设立“属国之官以主匈奴”以及“三表”、“五饵”等内容。“三表”、“五饵”的战略构想,既是在与匈奴单于进行一场民心和民众的争夺战,也是在与中行说打一场舆论战。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和先秦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思想,都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产生过深刻影响。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德”是贯穿在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中的主线;其二,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三,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其四,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其五,思想认识和方案设计的狭隘性。班固在《汉书》中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评价很低,认为没有多大价值。其实,贾谊的思想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高扬大一统的旗帜,强调华夷一体,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第二,蔑视匈奴,设立消灭匈奴的时间表,有利于改变汉朝君臣的低落情绪和惧怕匈奴的社会心态以及坚定汉朝君臣的自信心;第三,提倡用先进的文化和文明改变匈奴的思想代表着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作为民族实体凝聚的中华民族

文章认为中国各民族已形成多元一体的关系。这关系使各民族凝聚为中华民族 ,使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而凝聚。肯定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 ,是否符合民族定义 ?是否会否定汉、藏、彝、回等各民族作为民族的存在呢 ?本文从理论与实际结合中做出回答 ,并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做出新的论证     

辛亥革命时期汉民族史的建构

一般认为民族史的研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开端。事实上,辛亥革命时期学人已经开始了民族史的研究,它的理论源头是梁启超等提出的"史界革命",以及随之开启的对"新史学"的探索。这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天下-王朝"体系向现代"民族-国家"模式转型在史学上的反映。"新史学"的叙事主体是"民族",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新史学"实践更多地是指向"汉民族",从而引发了汉民族史的研究。这种研究是以宏观建构为特征的,包括汉民族的史前部分、汉民族的起源与构成、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汉民族的兴衰发展等,从而构建了汉民族完整的进化发展的史迹,藉此为现实民族建国服务。与此相应,其他民族的民族史也基本以"新史学"的思维而零星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