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浪潮中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之焦虑——试论“国剧运动”的文化意义

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国剧运动”以其独特的戏剧理论,突破了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二元矛盾对立、不可调和的思维模式。在对传统与现代在现代性重建中的角色处理上,“国剧运动”认为从传统出发同样可以建设现代性的文艺,突破了五四以来西化=现代化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的设想。在对艺术中民族性与现代性（世界性）的关系处理上,“国剧运动”尊重、保持和发扬自己的传统,因其民族性而实现其世界性,并完成现代性的转变,突破了五四以来民族传统=陈腐、与现代性相排斥的理论。从西化与民族化问题上的焦灼、试图两者兼顾的理论设想等方面来阐述“国剧运动”的文化意义及其对中国戏剧的启示。     

“山寨文化”的后现代性指涉

凭借传统思维和话语解释，加剧了“山寨文化”的混沌。在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山寨文化”不拘于形式，对“可能性”尽情演绎，其中蕴含着隐蔽的自由精神追求。“山寨文化”在思想和实践中为实现模仿的逻辑与行为从分裂状态走向一致性而努力。这种努力在指向对现代性决裂的同时又与现代性相偎依；在喧嚣中拥有广大从众基础的同时，又刺激了人们对其的消费欲望。     

传统文化因素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消解

五四新文学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产生的，传统文化因素一方面促成了新的文化文学思想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成长，另一方面，也使新的文化、文学思想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鲜明烙印，亦即实现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性”：功利主义文学观消解了新文学对纯文学的超越性；个性解放的追求最终从关心个体的“立人”转向关心“群体”的觉悟和整个社会的“立国”，这样一来，“个人本位”就不知不觉地转向了“社会本位”；民主诉求同样遭遇了本质变异的命运，最终被民粹主义所淹没。鲜明的“中国因素”，使中国现代文学循着自身的逻辑由极具“现代意味”的启蒙文学逐步呈现出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等多种形态。     

“以儒代马论”和“以马废儒论”批判 ——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魂”。近年来,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出现了“以儒代马论”和“以马废儒论”的错误倾向。研究认为,“以儒代马论”企图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去“儒化”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以马废儒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割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脉; 两者都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都是根本错误的。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对“中西文化”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真正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对全球性的现代性文明危机提出得以解决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才能使中华文化实现现代化,真正复兴到世界文化的领先地位。     

毛泽东的“推陈出新”论与传统诗学的“通变”说

毛泽东的“推陈出新”论,作为其人民本位的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共时态意义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继承性学说和批判辩证法思想的中国化发展;在历时态意义上,又是对传统诗学“通变”说的现代性与革命性转化。     

“国学热”现象的理性探析

探讨了“国学热”现象出现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国学热”在现代性语境下，既反映了传统文化的复归，同时也充满争议。“国学热”确实有着不成熟的一面，但不能因此否定其积极意义。当代社会，如何实现国学从传统向现代的价值转换，对于国学复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从“反传统”到“再造文明”——“五四”现代性方案再认识

在当前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中,“五四”现代性方案受到多种责难。人们指责“五四”把传统与现代性对立起来,对传统资源完全漠视和否弃。其实,在“五四”前期,新文化人之所以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正是基于作为现代性前提的“进步”观念。到“五四”后期,新文化人已对现代性方案作出修改。他们改变全面反传统的思路,主张在综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再造文明”,其中包含着对中国传统资源的珍视和肯定;同时实际致力于传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尽力为现代性建构寻求传统的支持。     

“日常生活批判”及其“再批判”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有助于清除现代化的文化阻滞力并推动人的现代化进程。然而,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却是以现代化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前提依据的。现代主义并没有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积极扬弃,以至于产生了“现代性焦虑”和意义生活的丧失。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生存论转向有利于从微观领域颠覆现代主义的文化霸权。因此,应在现代日常生活世界中对“日常性”和“非日常性”进行双重批判,以建构一种能够不断自反的现代性。     

沈从文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

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明确其思想与创作的“现代性”或“反现代性”却是沈从文研究的一大难题。从时间的角度以及沈从文的风景描写与“风景中的人”三个方面来看，沈从文具有“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并行的独特魅力。“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矛盾两极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形成了极强的艺术与思想张力，这种张力来自于艺术领域的不二法则——真实，也造就了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和耀眼。童庆炳先生倡导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可以作为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切实的起点。     

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特色的“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其一,在下沉到经济层面后上升, 其二,从由上而下到由下而上,其三,由“用”及“体”,最终触动传统文化的内核。“以人为本”融 合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认识上实现了两次社会转型的叠加,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赶超之路。 在“以人为本”的旗帜下,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转型结合起来,引领和推动21世纪中国的发展。 总之,以“以人为本”指引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实践“以人为本”。     

网络“偷菜”与现代人怀旧的社会学分析

现代文化的变迁导致了现代人的认同危机,＂怀旧＂成了人们解决认同危机的有效途径之一。立足于现代人对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集体记忆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就成年人的网络＂农场偷菜＂现象分析,结论认为这是一种现代人认同危机下的文化怀旧,呈现的是大众、平民、草根化、网络性的文化怀旧特点,表现出的是现代社会大众对伴随他们成长起来的乡村文化的一种怀念。     

“正能量”与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

当代中国青少年的"正能量"主要包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的社会关爱、"正心笃志、崇德弘毅"的人格修养等重要内涵。中国青少年的"正能量"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合力涵养出来的。其中,传统文化教育是涵养中国青少年"正能量"的重要途径。但在现实生活中,中华传统文化教育长期缺乏教育目标,课程规划、师资、教材基本处于零的状态,亟需改变。而要解决此问题,需从"教什么"、"在哪教"、"谁来教"、"教育谁"等问题入手,切实落实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提出的各项要求,以帮助青少年涵养"正能量"。     

对“年”兽故事的精神分析

＂年＂兽故事在中国已经流传了上千年时间,但是近些年才有学者开始对其进行研究,而且这些研究主要是从民俗学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其进行过分析。该文试图用弗洛伊德后期的理论,通过比较几个不同版本的＂年＂兽故事,来分析以过年仪式为背景的＂年＂兽故事产生流传的本质原因——俗民通过自然灾害的替代＂年＂兽来释放焦虑,获得心灵的安宁与愉悦。     

鲁迅“破”及“立人”思想探析

＂立人＂是鲁迅一生战斗的主要目的,而＂破＂则是他＂立人＂的主要手段,其＂破＂多＂立＂少,＂破＂深＂立＂浅,巧于＂破＂而拙于＂立＂,这一切都跟鲁迅偏激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偏激,所以深刻,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破＂的层面上,鲁迅不愧为＂现代圣人＂与＂民族魂＂。     

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

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珍贵遗产,老子的“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与我们今天的“科学发展观”存在着理性相通之处,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更是对今天的统治者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得道”思想同样能对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社会提供理性的反思。     

论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及其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内涵丰富,其独具特色的＂仁＂、＂和而不同＂思想对于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演绎发展历史中,其和谐观经历了身心和谐观、群体和谐观和宇宙和谐观的发展过程并一直影响到现在。正因如此,现代和谐文化与传统和谐思想才在碰撞中相互融合,找到了现代化的路径,即在扬弃旧＂和而不同＂的基础上立足现实、整合资源,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注入中国特色。     

产品包装品牌形象文字的拟态化书写

书法是设计商品品牌形象文字常见的文化元素。品牌形象文字要在简洁明快易读易记的基础上充分体现包装内容物的商品属性,但是传统书体的形态与商品的属性之间并不存在着确切的同构关系,所以要通过某种方式对传统的书法进行重构,文字的拟态化书写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重释《论语》：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

孔子的政治与文化哲学理路是“道”,即“秩序”。孔子学说的根本特点,在于以文化关系为本来规范政治关系。具体而言,就是以具有先天属性、第一性的父子关系来类推、规范具有后天属性、第二性的君臣关系。这实质上赋予了君臣关系以父子关系的伦理属性,从根本上稳定了传统的君王政治体制,实现了孔子之“道”。近现代以来,随着君主制度的消失,儒家文化的政治文化伦理不再符合时代要求,因此,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关键在于祛除其与君王政治体制相关的各种文化伦理。而儒家其他方面的文化规范,至今仍具重要价值。     

《唐律疏议》立法伦理思想探究

对《唐律疏议》法律伦理思想的探讨——从深层去把握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内涵，揭示其本质和规律性，这有助于沟通现代西方法律的价值理念和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理念。其目的在于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以借鉴传统法律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借鉴之可能性。     

文学修辞的概念衍生——民族图“形”到产品造“型”的思维方式

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不仅需要得到产品使用功能方面的满足，更需要在产品意象方面得到精神和心理上的满足，民族图形符号是图形符号中最具传统文化概念和性质的表现形式，透过文学修辞的概念衍生寻找与产品造型创意的互通性，整合了民族传统的文化与现代图形的构成，带有民族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