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传统村落存续分类现状的档案建设模式研究

传统村落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留存的最大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是中华民族的“根性文化”与“母体文化”。我国自2012年起正式启动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评选工作，历经十载至2022年已有6批8 171个传统村落入选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然而，入选各级名录体系的传统村落保护现状也不尽相同，部分村落正陷入“空心化”“空巢化”窘境。为了更好地记录村落遗产，弥补“志不下县”的缺憾，传统村落档案的完善与整合工作势在必行。文章依据历史文化、选址格局、传统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生活5项指标制定传统村落存续分类的标准与依据，并划定不同等级村落类型，根据其特征对村落档案的建设模式进行研究。     

社会转型期村落传统体育的生存、保护与发展

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村落传统体育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主要表现在村民对本土传统体育的认同日渐趋弱,传承人才短缺,许多不可再生的优秀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不断消失,村落传统体育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愈加窄小.村落传统体育是民族传统体育的资源宝库,保护村落传统体育就是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只有依靠地方政府、社会各界、村落传统体育传承群体等方面力量的协作,才能使村落传统体育从消极维护走向积极保护、创新与发展.     

从建筑现象看民族传统村落文化的迷失与“回归”——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

影响传统村落建筑演变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并非村落村民对私人或者公共活动空间的追求,而是取决于传统村落文化的变迁。贵州肇兴侗寨建筑从"木质结构"到"方盒子式水泥结构",再到"下砖上木"或者"外木内砖"的二元制结构的变迁路径,深刻揭示出建筑背后所隐藏着的现代城市文化与传统村落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其中不仅牵涉肇兴侗寨村民对其传统村落文化排斥与迷失,以及对城市文化的向往与追求,暗含肇兴侗寨村民、当地政府、游客等多方利益与文化诉求的博弈和互动,还关乎在旅游资源商业化的背景下民族传统村落文化原生态保护问题。基于此,该文认为应该通过控制过度商业化的发展态势、将特质文化保护区与居住区相分离、产权置换等方式,寻求民族传统村落文化的"回归"。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湖北民族地区村落文化建设研究

本文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以村落文化资本化为视阈,探讨湖北民族地区的村落文化建设。认为湖北民族地区村落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必须实现区类文化资源的“全面掌控,集中开发,重点扶持,组合特色,整体和谐”。     

乡土文化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保护与传承

“美丽乡村”建设关系到广大乡村群众的生存与发展,也关乎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为避免盲目追求速度以及经济效益所造成的乡村建设性破坏,以乡土文化与传统村落环境的共生性发展关系为切入点,运用建筑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景观生态学、文化遗产保护等相关学科理论,探索乡土文化在当代乡村建设中所承载的重要文化价值。其具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凸显地域文化特色,提升生产、生活环境质量,推动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作用。乡村建设应以尊重传统文化根基为己任,通过“传承、保护”,“创新、新建”,“挖掘、改造”三种形式,在遵循保持、创新地域乡土建筑原则,延续、传承乡土文化资源原则,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产业导向多样性等原则下进行村落建设与改造,为当代乡村文化、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空间环境保障。     

传统村落"文化母本"的生成与转化

研究立足传统村落文化的“母体”特质，把其作为“文化母本”的概念。分析传统村落“文化母本”所具的母体意蕴与文化系统特性，探讨其文化生成的特质及现代转化的方法。从生成论与系统论角度，将传统村落文化视为文化生发的起点和“冶炼场”，为人类的繁衍与文化的生发提供孕育场和滋养力，是民族文化的孕育之源。传承和发展村落文化，是实现乡土文化资源的共生与转化利用的新路径，是促进和培育现代乡村家园社区文化建设的新方法。     

村落文化的选择与重构: 论泛传统文化形象的再生

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的坳上古村为例，通过当地“赶年会”活动对传统村落文化进行保护利用和开发的过程，对“地方”这一具有独立文化意识的主体的文化取舍偏好现象进行分析，继而考察当地的传统村落文化如何经历“地方”主体的选择而再生，由此揭示中国传统文化概念的泛化现象，以及传统村落文化形象的建构过程。     

传统村落“整体活化”理路分析

鉴于当前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面临的诸多困境,活化被认为是实现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双重目标的重要途径。整体活化是维持传统村落作为生产生活综合性空间的必然选择,是延续农耕文明整体性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传统村落整体保护与化解可持续发展中诸多矛盾的有效手段。传统村落活化应着眼于村民、农业、经济、旅游、景观、文化、机制等七个维度,构建具有高度整合性、综合性和关联性的整体活化体系。通过七个维度的活化,培育内生动力,维系"农性"本质,夯实物质基础,突显文化魅力,营建宜居环境,提升经济价值,完善治理机制,使传统村落焕发新的活力,全面恢复生产生活活动,继续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     

中国村落的历史变迁及其当下命运

村落因满足农户的生产生活需要而产生。在家户制传统下，中国传统村落的自主性相对较低，但实质仍是共同体，形成了“国家—士绅—村落”三者互构的治理模式。自晚清现代性转型以来，村落先后经受了国家和市场力量的冲击，但并未解体，这从经验层面说明了村落共同体的功能不可替代。由此，虽然当前国家和市场对农民的影响日趋增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村落的终结，而是实现转型，从传统封闭自律的生产生活共同体走向现代开放自为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为规避市场对村落的僭越，国家理应承担保护责任，但村落的未来仍取决于农民的主体实践。     

“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国核安全文化发展现状及对策探析

核安全关乎国计民生。实现核安全纵深防御,须持续培育核安全文化。关注“两个大局”背景下的中国核安全文化发展,是当前核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国核安全文化在价值统领、理论创新、法律完善、行业落实、公众沟通等方面向好发展,但也存在着多价值观研究而少具体行为准则研究、对传统安全文化利用不深、国际影响力与自身核安全实力不匹配等不足。危与机并存,一方面中国核能开发与治理方兴未艾,另一方面西方主导国际核安全文化话语权。对此,中国核安全文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辩证吸收国内外核安全文化建设经验,汲取和合、忧患、担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一带一路”大力弘扬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     

浙江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与持续发展

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涵盖了省域内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以及古建筑村落、自然生态村落和民俗风情村落。历史文化村落是中国乡土文化遗产的博物馆,是“乡愁”记忆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国国学的思想宝库,及时保护利用功在当代、惠及子孙。对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利用,树立正确的观念、科学规划和严格执行最重要,持续而有保障的土地、资金和传统技艺投入是关键,正确处理各利益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保障。     

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以国家首批公布的646个中国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数据分析和空间结构研究方法,探讨了中国传统村落在省际、区际和族际中的分布概况。研究表明,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在空间分布上极为不均,形成了五大聚集区,呈现出东南数量多、西部数量少,东部汉族村落多、西部民族村落多的总体特征。中国自然地理的客观实际、人口的分布格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积淀程度与传统村落评审认定细则等方面是影响其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     

文脉传承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规划方法建构

鉴于以往传统村落的文脉传承效果不理想，进行传统村落空间规划研究。根据新型城镇理论对传统村落空间布局提出的要求以及现今村落建设出现的问题，引出文脉传承在传统村落建设中的重要性，从而以文脉传承为本从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建设现状、本土文化、记忆场所、住区空间等方面探寻传统村落的文脉传承因子，并从宏、中、微观三层面进行融入以探讨传统村落空间规划方法。     

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农民的行动逻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族、家族主义角度认识

农民的行动逻辑,受其文化所制约,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族、家族主义。宗族、家族主义是传统农民为解决与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合作与行动单位——家庭的宗族及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农业合作化运动初级形式(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与传统文化自洽获得成功;高级形式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失败源于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因此,在目前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公民社会的条件下,在传统社会的巨大惯性下,“新农村建设”应以自然村(村庄)为承接基础。     

新农村建设中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

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保护古村落的文化遗产意义重大。在古村落的新农村建设中,新农村建设与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旧＂矛盾日益表现出来。为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在研究分析古村落保护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新农村建设中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给出了保证新农村建设与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和谐发展的几点建议。     

传统村落保护:实践困境与制度缺陷

传统村落作为一类特殊的文化遗产,对其进行保护是树立文化自信和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然而,实践中的传统村落保护面临多头管理、人力财力保障不足和权利归属不清等问题。归根结底为传统村落保护制度不健全,体现在法律法规之间矛盾、政策之间冲突、权力配置失衡和地方政府激励偏差等方面。用“实践—制度”的框架分析表明,传统村落保护同时面临着实践困境与制度缺陷。加强传统村落保护的关键是基于社会生态环境进行制度设计,根本路径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难点是增强各类制度的协调性。     

舟山渔农村地名命名方式及文化学特征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舟山群岛渔农村地名的命名方式,不仅具有汉族地名的通用性特征,而且独具海岛特色。从文化学角度分析,舟山渔农村地名的命名方式体现了舟山人民特有的传统心理、精神追求和审美情趣。     

山西省翼城县村务公开 “难点村”治理工作探讨

村务公开作为农村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是促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手段,是构建和谐农村的有效途径。＂难点村＂治理是为村务公开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山西省翼城县为例,结合＂难点村＂治理工作,分析了村务公开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村落特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基于缸瓦窑村的考察

城市化进程和村落文化保护是一组难以破解的矛盾。新型城镇化建设给传统村落特色文化保护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孕育着文化维新的机遇。利用村落特色文化资源融入城市体系,推进特色城镇建设;营造村落文化社区,重建文化空间;重视整体保护传承,恢复文化生态;合理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推进就地城镇化的实现;最终达到村落特色文化保护传承与新型城镇化的共赢。作为特色文化资源丰厚的传统村落,南宁市缸瓦窑村的困境与际遇折射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传统村落特色文化保护传承的深层问题与可能路径。     

“文化—资本”框架:对历史文化村镇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的新解读

对历史文化村镇文化资源的传统解读,主要基于社会记忆等理论,形成了“文化—记忆”框架。但随着文化资源日益复杂多样,与社会的互动关联更为深刻,传统解读框架难以支撑。本文基于文化资本理论,将历史文化村镇文化资源置于“文化—资本”的框架中加以审视,实现了对其对象范畴和社会互动的新解读,焕发了历史文化村镇文化资源在当下的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