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牌保甲与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以清代门牌原件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城乡人户悬挂于门首的门牌,不仅是一种户籍凭证,同时也是基层社会推行保甲制度的重要工具。它既与古时标写着"某宅"或"某寺(观)"的门匾不同,也与今日标写着"某路某号"以便拜访者查找的地址牌不同,有着特殊的形制和功能。无论从户籍制度、保甲体系还是日常生活方面来看,作为清代牌甲制度基础的门牌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将结合清代官方史料、政书文献以及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清代门牌原件资料,梳理清代门牌保甲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并进一步探讨门牌保甲制度中所反映出来的基层社会控制理念。     

晚清祁门县保甲设置与村落社会——以《光绪祁门县保甲册》为中心

《光绪祁门县保甲册》相对完整地呈现了晚清一个村落共同体的保甲编制实态。晚清祁门县推行保甲,采取的是以图甲制取代保甲制的形式。一图之设以自然聚落为基础,涵盖特定的村落共同体。一图之内,区分不同属性的户籍灵活编制甲、牌。在图甲制下,图董、甲长、牌长多由从事举业、训蒙、贸易者充任。在《保甲册》所涉的晚清祁门县村落社会中,民众执业仍不出传统士农工商的范畴。大族郑氏主要从事贸易、手工、驾舟等工商行业,其时徽州仍然有大量经商者,且贸易之家捐监之风盛行。散居的仆姓和寄户为当地农林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在保甲设置和管理上受到大族郑氏的控制和带管。大族与仆姓、寄户之间的隶属关系仍根深蒂固。     

《康熙休宁县保甲烟户册》研究

明清户籍制度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清代的户口统计从依据编审册转到保甲册,是明清户籍制度的一个重大转变.<康熙休宁县保甲烟户册>对保甲与户籍制度、徽州地方社会等研究有重要价值.保甲册中多数人户载有同居人口,反映了人户构成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保甲册还记载了多样的生理行业和广泛的人口流动.     

战后上海的保甲制度及其选举分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地方自治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保甲长选举。就上海来说,战后保甲制度及其选举既有与全国一致的地方,又有其独特的地域特征。一方面,战后保甲制度的基本架构在各城市间大体相类,既标明保甲是地方自治的基础,制定相应的保甲长民选制度,规定保民大会,授予相应的权力,又对其权力与职能范围加以限制;另一方面,由于上海独特的历史及地域特征,它又表现出两极分化的地域特征,这一特点是国家政权在基层建构中的一般逻辑及上海地域差异性中的利益原则在上海的反映。     

国民党南京政府保甲制度述论

保甲组织,是县以下的基层行政机构。作为地方统治制度,始于宋代王安石,他主张“变募兵而行保甲”,以维护封建统治。自宋以后,历代统治阶级都用它来作为强化反动统治的重要工具。清王朝被推翻以后,由于政局动荡不安,     

略论清代乡约领导保甲的体制

清代乡约的组织有下辖保甲和按保设置两种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下,乡约都普遍对保甲具有领导作用。清代实行乡约领导保甲体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乡绅地主参与乡政的要求,防止保甲组织的弊端,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统治。但在施行过程中,由于乡约的教化职能逐渐弱化,乡约执事的地位逐渐降低,并成为害民之役,致使这一体制后来在许多地方逐渐被乡约与保甲互不统属的体制所取代。     

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与族群分层——明清徽州宗族认同研究

作为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单元,长时段内宗族组织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稳定性,究其原因在于宗族认同的强大。这种宗族认同是在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乃至族群分层等多重作用下的产物,在展现出全国范围一般性的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就明清徽州宗族而言,具体表现为在士绅所构建的宗族历史记忆上,在理学社会情境下所形成的"血缘性"宗族边界和"名族性"族群分层。     

清初土家族地区的保甲制度探究

清初,土家族地区相继完成了改土归流,普遍设立府、州、县,以流官取代了土司的统治。为加强对乡村基层政权的管理和控制,清政府在土家族地区推行保甲制度,保甲制度在清查户口、征收赋税、维护治安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保障。与其他地方相比,土家族地区的保甲制度在厘清户口、推行官府的政令以教化民众等方面有着更为重要的职能。     

地方、士人与空间秩序:晚期帝制时代中国士人的“地方”想象——以宋明间徽州士人的乡邦言说为例

南宋时期,徽州士人多以水土论风俗,认为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徽州人勤劳、刚烈的民风特点。这种论说虽然更容易彰显徽州的独特之处,但并不隐含与其他地方的对比,也很难将徽州的士人与天下的士人和士人文化连接在一起。到了元代,徽州士人开始强调自己儒学的一面,认为徽州是程朱之学的正宗,因而是天下的楷模;徽州与天下各地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羊群里的领头羊。元明之际,徽州士人推出徽州为"东南邹鲁"之说,徽州因此超越了别的地方,但是这种超越并不意味着徽州与别的地方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特性呈现在共性之中。明代中叶,徽州士人又以祠堂、宗族等为一地之标识。此后直到清末,徽州人对于自己乡土的论说大体稳定,主要以"东南邹鲁"与祠堂、宗族并举。以宗族论徽州和以道学论徽州,都是强调徽州在追求共同的目标方面比别的地方做得更好,都是在共性之内界定个性。在这种强调"地方"之"特"但不强调"地方"之"独"的论说中,其他"地方"被认为和本地在社会道德的理想上以及士大夫努力的方向上大致相同。晚期帝制时代的中国,在士大夫的空间想象中,每一个其他的地方都应该是如同本地一样,包含了相同的社会秩序与道德理想,而所有的"地方"都应该是"天下"的缩写。徽州的个案提示我们,其实在帝制晚期,中国士人对于天下的想象更接近于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人。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论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基层社会先是试行地方自治,再是推行保甲制度,抗战时期又实施新县制,把保甲组织融入地方自治。自治与保甲在基层社会的变奏,表明国民政府既希望通过自治来奠定宪政基础,又企图利用保甲来巩固基层政权。但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把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放在优先位置,以及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致使自治与保甲均遭受失败。不仅未能实现改良基层社会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基层社会对国家的疏离。     

清代图甲与保甲关系新论——基于徽州赋役合同文书的考察

在徽州赋役保甲合同文书的语境中,清代保甲的推行主要以图甲为基本框架,是在图甲基础上添设的一个职役,长期沿用或模仿图甲的结构和运作方式。徽州民间长期存在图(里)、保并存的格局,它们之间功能或有重合的情况,却没有发生更替。这说明了都图里甲体系为主体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分工的进一步细化。     

地方志所见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团练

太平天国时期,在清廷积极倡办下徽州团练应时而兴。徽州团练的兴办得到了宗族和绅商在组织与经费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形成了＂城乡设局＂、＂绅士统领＂、＂设防预警＂、＂相互协助＂、＂经费自筹＂等地方办团特点。徽州团练在守卫乡闾中积极协助官军,甚至独当一面,钳制了太平军在徽州地区的活动,实现了清廷倡办团练之目的。太平军与徽州宗族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和敌对,无疑是导致其在徽州战局不顺且受到致命钳制的一个重要缘故。毋容忽视的是,徽州团练的兴办给徽州地方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     

清朝前期的里甲与保甲

本文运用档案和官私著述,对清朝前期的保甲制和里甲制在组织结构及其职能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探讨了里甲制向保甲制演变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清初保甲制与里甲制混杂并行,但保甲编户所占地位日趋重要,直至清廷实行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改革之后,保甲编户才完全取代了里甲编审.     

儒家伦理与明代徽州籍进士

明代徽州籍进士总体上廉洁奉公,刚直不阿,并且注重恤商爱民,是能用儒家伦理约束自己行为的一个官僚群体。徽州进士的为官表现是儒家思想对其人格塑造的反映,也是对徽州社会风貌的折射。徽州强大的宗族统治势力利用各种方式把程朱理学、孔孟之道渗透到全体宗族成员的灵魂深处。儒家文化底蕴深厚的徽州社会造就出的徽州进士,在修齐治平过程中带有明显的徽州特征     

宋元以降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形象的建构、演变与强化

作为徽州程氏宗族的始迁祖,程元谭在诸多文献中均有记载。但查阅相关族谱等文献资料可知,程元谭在徽州程氏宗族中于宋代以前并未得到普遍认同,作为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的时间也出现较晚。梳理相关民间和官方文献记录发现,直到宋元时期,程元谭的始迁祖形象才得以建构,并呈现出从宗族认同到官方认同再到地方社会认同的发展趋势,最后演变为颇具影响力的地方精英。然而,程元谭作为徽州程氏始迁祖及其生平事迹的真实性,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这一现象表明,在徽州宗族中,始迁祖不仅对本宗族有着至关重要的象征意义,而且对整宗合族、增强宗族的凝聚力,进而寻求获取更多的地方资源,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徽州宗族祠堂

宗族祠堂林立是徽州一个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现象。本文探讨了徽州宗族祠堂的兴起时代、建造规模、建筑装饰及其历史背景和社会作用。作者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夏言进行民间祭祖札制改革以后，徽州宗族出现了大建祠堂的热潮；徽州宗族祠堂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建筑耗费惊人。作者指出，明代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所引起的徽州社会变化，冲击了徽州的宗族统治，因此许多宗族集团才大量建造祠堂，以加强宗族观念和宗族团结，巩固宗族组织和宗族制度。     

国民政府时期甘肃保甲制度推行透析

20世纪30-40年代,甘肃省政府奉令推行保甲制度.甘肃保甲制度的推行,既有国民党政权加强基层控制以维护其统治的一面,同时也体现了其重建秩序、稳定社会的努力.不过,由于受到行政机构缺乏效率、经费困难、保甲长人选不当、民众消极抵制等因素的制约,保甲制度的传统控制功能并未有效发挥.     

明清时期徽州族谱的控制功能

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发展至明清时代,其对族人的控制与管理的功能日渐强化.在这一过程中,徽州族谱的功能也较前发生了变化,由原先相对较为单纯的族史文献发展为过于突出"谱法劝惩"功能的教化文本.明清时期,仕宦、乡绅、商人等徽州宗族精英分子之所以积极参与族谱编纂活动,其主要目的之一即在于利用族谱加强族内控制.以社会控制为视角来讨论明清徽州族谱的功能,似更有助于揭示这一时期徽州族谱的本质.     

动员与抵制——国民政府时期甘肃民众与保甲制度的推行

国民政府时期,甘肃地方政权采取多种措施动员民众配合保甲制度的推行,但甘肃民众在保甲制度推行的过程中多采取消极敷衍、不予配合的抵制态度,因此甘肃保甲制度的推行并不成功,其传统控制功能也未充分发挥。     

清代徽州宗族聚居村庄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以祁门红紫金氏宗族为中心

位于祁门西部山区的红紫村,是徽州金氏宗族的聚居中心。清代,红紫金氏宗族在经济上以农耕、山林生产为主,兼有少量经商,其宗族经济发展反映了清代徽州宗族的一般特征。其文化则以祭祖活动为中心,通过会社组织祭祀活动,并致力于科第功名。但因该宗族既未产生显赫官员,也没有富商大贾,其发展更多地显示出清代徽州一般宗族聚居村庄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