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龙”和西方“dragon”之文化差异与翻译

人们长期以来把中国“龙”译为英文“dragon”。但由于中国“龙”文化和西方的“dragon”文化差异很大，导致了中西文化交往中不必要的误解。文章首先探讨了中国“龙”文化和西方“dragon”文化之间的差异，其次分析了目前翻译界对中国“龙”及西方“dragon”的翻译状况，最后从翻译过程、翻译的本质和任务及翻译中外域文化的可容性规范等角度指出了目前翻译的缺陷，并提出了合理的翻译方法，旨在为中国龙“正名”和为具有中国特色文化的翻译探索一条道路。     

“第三空间”视域下辜鸿铭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研究

辜鸿铭先生学贯中西、阅历丰富，他恪守现代传播学中职业“把关人”的必备的素养资质，采用归化翻译和写作策略，把中国文化带到“第三空间”,让中西两种文化就彼此的差异性进行平等的协商、对话，实现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融。运用霍米·巴巴“第三空间”等现代传播学理论，探讨辜鸿铭“归化”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中华文化的宝贵借鉴。     

中国历史上的人权意识和人权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性善论”，倡导“民本”和“仁政”思想，强调平等与和平。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但是，由于中国在历史上缺乏作为法律权利主体的个人和集团，缺乏对人权概念的现实要求，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人权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人权健康发展的意识和思想，如“和谐”观念、“仁政”和“民本”思想以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的人权思想，应该加以坚持。同时，从发展人权的角度看，应从平衡权利和义务、弘扬法治精神和提倡现实主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创新     

China Daily文化报道话语模式的认知分析及其对外语学习的启示

十八大以来，提升国家传播能力、建构国家文化形象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新闻媒体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的“窗口”和“中国故事”的“诉说者”，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China Daily文化报道的话语模式的研究为外语学习提供了启示。基于China Daily文化报道的话语模式所提出的“文化—概念—语言”三维习得互动指出了语言习得、概念习得和文化习得的缠绕关系，旨在提升外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从而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塑造良好的中国文化形象。     

“天人合一”在经济全球化中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

全球化带来了全球性的各种问题，也带来了民族文化的矛盾和危机。中国文化在全球化中的文化危机表现为学习西方中出现的“同化”和“异化”，但中国文化具有重建和整合的优势，在实现现代化的转型中，“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在协调、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稳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探寻现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化”阐释学——论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在“新时代”的问题意识之下出现了新的研究动态，“历史化”成为学界倡导的口号。然而对于如何实践，却有不同理解和路径。从贺桂梅等一些学者的近期研究来看，当前形成了三个研究热点的成果及其方法论意识：对1940—19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的再解读、对1980年代文学的新探索、对21世纪以来文化现象的新阐释。而这种研究贯穿始终的是新的“建立中国(文化与政治)主体性”的意识，伴随着这种主体性建构自觉的是“认知中国”的清醒努力。在方法论上，这种文学分析和文化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化”原则所要求的“反思性”和“总体性”为指导，来探寻新时代中国主体性建构的历史/政治阐释学实践，也是一场新一轮“重写文学史”的范式革新。为此所提出的“打开中国视野”“书写中国气派”的新思路、新论断，展现了新时代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努力。这种在自觉的新研究方法指导下的领域重构，反映了当下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传统文化因素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消解

五四新文学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产生的，传统文化因素一方面促成了新的文化文学思想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成长，另一方面，也使新的文化、文学思想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鲜明烙印，亦即实现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性”：功利主义文学观消解了新文学对纯文学的超越性；个性解放的追求最终从关心个体的“立人”转向关心“群体”的觉悟和整个社会的“立国”，这样一来，“个人本位”就不知不觉地转向了“社会本位”；民主诉求同样遭遇了本质变异的命运，最终被民粹主义所淹没。鲜明的“中国因素”，使中国现代文学循着自身的逻辑由极具“现代意味”的启蒙文学逐步呈现出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等多种形态。     

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启蒙的承载者，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文化重建和社会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2007年底在武汉举行的“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从“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政治”、“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文化与教育”、“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野”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文化美丽精神的现代阐释

宗白华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中国“启蒙救亡”和世界“现代性精神危机”与“浮士德难题”现代解决的目的出发，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深入开掘并创造性地阐释了以“道(气)”宇宙观念、中国礼乐文化和中庸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经宗白华这一发掘性研究和现代化转换不仅显示出它的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同时，对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都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功劳·人伦——汉语词语研究三题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记录和反映着文化的发展状态。透过语言，总能看到隐在背后的不同的文化特征、文化价值和文化含义。词汇，作为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责无旁贷地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等。通过分析“我们”的含义、探寻“工”、“力”、“功”之间的关系和“论”、“轮”、“抡”、“沦”、“伦”隐含的共同意义，得知“我们”之所以有两个意思，是因为中国人有强烈的宗族观念，而“工”、“力”结合即为“功”，是因为中国人认为，要想成功或建立功劳，必须讲究方式、卖大力气，“人伦”最重要的是要有次序。     

儒佛道“三教一家”的奥秘

吕明灼在《孔子研究》2008年第3期撰文指出，崂山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传统文化中儒佛道“三教一家”的格局：第一，三教共“和”。中国是一个讲“和谐”社会、讲“中和”哲学的国家。我们自古就有“大同世界”、“天下为公”、“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之说。     

传统原罪心态下的西学乌托邦之梦──论五四时期钱玄同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想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钱玄同是一个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极力推崇西方文化的文化激进主义者。他抱着传统原罪心态，在功利主义、经世致用的目的下，要铲除“东方化”，以为“‘东方化’终于是毒药”①，主张“欧化”、“世界化”。文化激进主义作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主导思潮，对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文化激进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钱玄同，其心态、理论和实践，当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论十七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思想

中共十七大报告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部分提出了“中华文化”、“文化创新”等新概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等新观点，首次创造性地把意识形态纳入了文化建设的大视野，并阐述了建设和谐文化、推进文化创新等重大理论问题。这些论述带有鲜明的理论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发展观在文化领域的体现，是我国现阶段推动文化发展与繁荣的行动纲领，为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指明了方向。     

传统文化解读中的“心得体”现象透视

“心得体”是近年文化解读热中流行的一种新的文体样式，常用于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重在个体体验，通俗易懂，它使“精英文化”变成平民易于接受的“草根文化”，大大拉近了传统文化与当代大众的心理距离。这种为普通人提供了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简易方法的“心得体”是一种新的流行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阐释——以推动文艺繁荣发展的方针政策演进为考察对象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底蕴和精髓，在新的历史方位确立了“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文化使命，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价值指向。从“两个结合”尤其是强调“第二个结合”来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经历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促进与价值引导，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普及和提高”的文艺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促进科学文化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新时代“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文化方略，从而促使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时代合乎历史机缘地出场。在党的文化政策引导和历史逻辑的合力作用下，新时代文化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越来越聚焦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担当。     

从生态-能量系统通往更深层的文化唯物主义——论中国地域文化研究对西方文化学最新成果的批判借鉴

作为一种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西方流行的“文化进化论”中有一些成分值得中国地域文化研究加以批判借鉴。其中，“文化生态学”和“文化进化能量法”以及“新进化论”等学说，均在一定程度上与唯物史观有所契合，对我们解剖中国地域文化的异同提供了某种基本视角。     

通过海外华人观照中国文化及国民性

近代以来，由于多方面原因，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到海外居住求生，他们身处中西文化交流的结合部，“两脚踏中西文化”，在另一文化环境中保持着华夏文化传统。走向世界的中国人通过他们进行民族反省，外国人也因此而加深了对中国文化本质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既有长处和优点，也有缺点和不足，既不能全盘否定也需要扬弃和发展；海外华人文化品格，反映了中华民族既保持文化传统，又适时变化的民族性；他们使外国人认识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和平、守法的民族，而不是一些“黄祸论”和“中国威胁论”者所说的“有危险性”、好侵略的民族     

他们曾想灭掉汉字

“五四”以来，中国一些激进的、希望我们国家能够振兴的知识分子有个认识的误区，这个误区就是：他们认为中国文化阻碍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的传播，认为中国文化影响了中国的民主和科学。当时，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他是北大的名教授，是我党早期的奠基人之一。     

中国式和美乡村的文化意蕴与建设路径

美丽的本质在于和谐，“和美”是中国式乡村的价值追求，贯穿乡村建设的整个过程。“和美”概念把我国传统的“和”文化纳入其中，“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基因、内核，其所蕴含的“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为和美乡村建设中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智慧支撑。在新征程上打造中国式和美乡村，必须注重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保护发展乡村文化；加强乡村环境保护，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农民参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