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

唐代佛教盛行,促成了宗教文化艺术的高度繁荣,其中的寺庙壁画这一部分,尤其显示出它光华闪灼的成就。佛教的壁画,是佛教传播过程中伴随出现的产品,它的基本内容离不开宣传神学迷信。但作为塑造具体形象的艺术,唐代寺庙壁画把宗教的想象和绘画技法上的进步结合在一起,凝注着无数画师的智慧和创造精神,以此成为反映一个时代社会审美意识的重要标志,给当时整个文化艺术领域带来了一股新的气息。     

敦煌壁画“意”与“象”契合的形式美

论述了敦煌壁画"意"与"象"相得益彰的艺术形式,具体分析了敦煌壁画采取建筑构造布局、平面化和跨时空的构图形式;采用线性语言、夸张变形和象征性的造型手段;运用"艳而不俗"、有意味的"随意赋彩"用色形式,指出了"象"与"意"相互依存、渗透、融合统一的艺术语言和表现形式。     

“五体投地”源流考

"五体投地"最初是古印度一种最恭敬的行礼仪式,后为佛教沿用。我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东汉康孟祥《中本起经》卷下,它的致敬对象一般是佛教修行者,也可以是外道修行者、王者和佛教修行地。历史上它还有"顶礼"、"五轮投地"、"五轮着地"等众多形式。"五体投地"因其音节对称、声韵和谐、通俗易懂、生动形象而取代了其他形式,发展到现代,意义范围扩大,多含讽刺或诙谐意味。     

鲁迅对“老中国”形象的解构

鲁迅分别从历史、现实、以及历史、现实与未来关联和交互的三个维度,解构了"老中国"形象,即从纵向的维度,通过对传统文明的反省,展示对"老中国"历史的深刻剖析;从横向的维度,通过对"老中国"现实境况的执着批判,展现对现代文明的价值建构,同时从纵横交互的维度,通过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关联和交错,三位一体地展现对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现实状况与发展前景的深度思考。     

云冈石窟中金翅鸟形象的汉化初探

金翅鸟本为印度佛教神鸟,伴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坐骑和护法存在。金翅鸟形象传入中国后,受本土文化、河西地区石窟艺术、早期南传佛教、中国儒释道、汉代墓葬壁画、汉代建筑风格、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风格、北魏汉化政策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潜移默化地使得云冈石窟艺术风格呈现本土汉化。云冈石窟金翅鸟有机借鉴和吸收了中华传统的“凤鸟”形象,这使得云冈石窟金翅鸟形象造型上不似印度石窟、克孜尔石窟等那般凶猛乖戾,更多了贴近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鸟。     

娜拉与中国“五四”文学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娜拉"形象出自挪威现实主义戏剧大师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1918年,《玩偶之家》登上了中国舞台,一时间,"娜拉"成为了中国"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精神楷模,对中国"五四"文学中叛逆女性形象有着原形意义。立足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通过对"五四"时期中国文学作品中叛逆女性形象的代表类型的分析与比较,再次探究与思考了这一经典文学现象。     

日神与酒神精神视域下“哲学王”与“超人”思想对比研究

在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视域下,采用对比分析法对"哲学王"与"超人"思想进行研究,发现"哲学王"思想代表着外在的形式与秩序——日神精神,"超人"思想则体现了对生命力的肯定——酒神精神。到了现代主义晚期,文学作品中出现哲学王与超人形象相结合、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相结合的特点,这不仅反映了时代特点与思潮,也预示着希腊精神即将得到复兴,真正的艺术将会拯救时代危机。     

迟子建对“老女人”文学形象的创新性续写

"老女人"是文学人物画廊中一种独特的艺术形象。从鲁迅到"鲁迅文学奖"得主的迟子建都曾塑造过"老女人"形象。这类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艺术蕴含,值得深入解读和认真研究。鲁迅曾直接称"华大妈"等人物为"老女人"。迟子建秉承鲁迅的文学精神,续写了这一人物类型。她以"酋长的女人""春婆婆""吉莲娜"等人物为代表,从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层面刻画了"老女人"的整体形貌,并以其一贯的温情建构了"老女人"的苍凉之美,从而见出其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同类人物形象谱系的创新性续写。     

论“议程设置”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舆论导向作用

"议程设置"是由美国传播学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它提示人们,在有媒介居间的大众传播活动中,媒介议题直接影响受众议题。文本认为,既然受众对客观事物和问题的看法带有媒介引导的色彩,那么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认知与评价也就脱离不了这个框架。文章进而指出,中国的国家形象(即外部公众对中国的印象)是由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所设置的,其中充满了"固定的成见"。中国要想突破西方国家既有的认知、评价藩篱,就必须参与到国际舆论的议程设置中去。     

中国纪录片的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一带一路”视阈下的再思考

纪录片素有国家、民族的"家庭相册"的美誉,作为大众叙事媒介兼具真实性与艺术性,在视觉表达上更易于不同文化背景以及意识形态的受众所接受。中国纪录片中的国家形象存在着一个从被动局面向主动建构的演进,即自近代以来长期处于"他塑"的被动局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以纪录片为代表的大众叙事媒介对于国家形象的主体性塑造具有显著提升,但亦有不足。从中国国家形象及近年纪录片等变化与发展现状分析来看,主要涵盖了从主题、叙事、传播三维度的嬗变以及纪录片内涵及叙事张力导致的国家形象话语转向。在"一带一路"语境下,存在国家形象等"软实力"的传播与经济、政治上的影响力等"硬实力"不相匹配的局面,纪录片在塑造国家形象、破除西方话语的"刻板印象"、提高国内群众民族凝聚力、自尊心与自豪感方面的潜力亟待挖掘。中国纪录片传播领域若能从构建丝路共同体理念、参与国际影视节展、打造丝路品牌等对策出发,当为可今后"一带一路"的继续深入提供理论借鉴和契机。     

德国表现主义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

形象学(Imagologie)通过对文学的研究来了解民族与民族之间是怎样互相观察、互相表述的。形象学中的"形象",不仅仅指异国的人物、景物,也可以指作品中关于异国的情感、观念和言辞。这一新兴学科正越来越多地吸引着我国比较文化研究者的目光。近年来,国内关于"中国形象"的异域表述的研究也逐渐兴起。选取德国表现主义作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blin,1878———1957)、阿尔伯特.埃伦施泰因(Albert Eh-renstein,1886-1950)、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的著名中国小说为例,借助形象学的理论,进行"中国人"形象的分析和阐释。     

论许仙形象的类型化嬗变

白蛇故事中的男主人公许仙之形象,在传统文本中经历了自私好色、懦弱无能、薄情寡义到善良正义、勇于反抗、有情有义的类型化嬗变,实现了从丑到美的形象质变。在现当代影视艺术中,许仙形象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符合时代的新变。其形象的继承与转变,是文学艺术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深受社会意识历史文化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泛丑”和“审丑”

在艺术史上,有许多被当时认定为"丑"的艺术,而就是这些具有先锋性的"丑"却无时不刻地影响着艺术的进程。历史证明,"丑"的艺术的出现和适时恰当地"审丑"是有利于艺术的健康发展的。然而,面对中国当代艺术"丑化"泛滥(这里姑且称之为"泛丑")的尴尬现状,我们又该如何去审视和评判呢?     

“审己”与“知人”——从吉川英治《三国志》看中日曹操形象的分野

通过与吉川英治《三国志》中的曹操形象的比较,我们发现中日曹操形象出现了分野。这种分野,正是出于日本民族"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曹操这一形象在日本文化有意和无意的过滤中发生了变异。他们从罗曼蒂克式的诗人性格入手,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中国封建道德的束缚。"知人"以"审己",通过考察曹操形象在日本的流变,将为我们重新审视曹操这一人物形象提供新的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以理性的眼光去重新解读本民族的经典。     

宋代“观音图”的美学流变及其在日本的传播影响

"观音图"及其相关艺术造像是佛教中国化过程当中的重要艺术案例,它既包孕着佛教艺术的基本精神与教义教旨,也渗透了其在异域传播过程当中所必经的艺术改良与审美创造。这种改良与创造,一方面表现为佛教传入中土之后"观音"形象的形式化移植与想象创造,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观音图"所代表的佛教精神与审美内蕴的革新。从审美流变与影响传播的角度看,"观音图"从汉迄宋的形式与内容革新过程,也是观音形象逐渐中国化、世俗化与文人化的过程。而宋代"观音图"传至日本后对日本观音画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应在这一维度中获得解读。     

邮票的图像分层与国家形象的政治化表达——以“文化大革命”时期发行的邮票为例

邮票是"国家名片",承担着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使命。"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文革"邮票以政治题材为主,仅发行了少量的经济、文化和体育题材邮票。基于政治传播的需要,"文革"邮票主图大多是经过概念化、样板化的人物或景物形象。运用符号学的图像分层分析方法对"文革"邮票进行解读,剖析影响邮票设计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揭示邮票设计及构建国家形象的规律,以期彰显邮票的时代价值,进一步发挥其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文化、展现中国形象的独特作用,探索信息化社会背景下中国的国家形象表达与传播的新路径。     

克孜尔石窟裸体女性形象源流考

克孜尔石窟裸体女性形象来源旧说——希腊说、犍陀罗说或龟兹本地说,经分析是难以成立的。印度本土艺术中裸体女性形象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并随着佛教流布而传播开来。对克孜尔石窟与印度本土艺术中的裸体女性形象进行体态、姿势和装饰等方面图像学的考察、比对,可以确定克孜尔石窟裸体女性形象来源于印度本土艺术,其裸体女性形象无疑遵循了古代印度的审美法则。龟兹开放的社会和包容的心态,为裸体女性形象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中国艺术范畴“韵”源考

"韵"是中国艺术特质的重要概念。"韵"概念的出现与魏晋玄学追求超逸高蹈的思致相关,但将"韵"概念与"神"、"气"、"律"等概念结合起来,成为表达艺术特殊审美境界的概念,则是在南北朝时期完成的,期间佛教般若思想的渗透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促动作用。     

从古典“美人”到当代“美女”——称谓、认同与文化走向

中国古典时期的作家常自喻为"美人",今天则有不少作家被冠以"美女作家"称谓。称谓的变化折射出认同的变化,背后则是古典文化与美学精神的变化。"美人"作家,其内在精神气质偏"悲",这种"悲"性精神正是中国古典美学与文化内在气质的特有表达;"美女作家",其内在精神气质则趋于"乐"性,这一精神也契合了当代文化娱乐化发展的时代精神。作家称谓从"美人"到"美女"的嬗变,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美人文学的终结和美女文学的兴起,意味着古典文化与美学悲性精神有一种向娱乐化以及深层的享乐主义、纵欲主义一脉相承的文化嬗变趋向。     

“农禅并重”的农业伦理意境与佛教中国化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三大优良传统,即"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国际交往"。其中的"农禅并重"乃是佛教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相结合的产物,是古代农业伦理的宗教化表达,同时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因为在印度佛教中,寺院大都位于城市及其周边,僧人实行"乞食"制度,自己不用从事获取食物的生产劳动,食物由信徒供养;然而,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种种原因,中国佛教逐渐走向"山林化",僧人逐渐退居山林远离城市,从而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供养,于是就只好自己开荒种地,从事农业劳作,并受禅宗观念的影响,直接将这种农业劳作视为修行,从而发展出了"农作即修行"的"农禅并重"体制。同时僧人们还有意识地用农业场景和农业话语来表达禅宗和佛教的理念,从而产生了许多"以农说佛"的禅宗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