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核准权回归的价值分析

死刑核准权是国家审判权的集中体现,是死刑复核程序的中心问题。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死刑核准权的规定和适用存在着某些不妥之处,这直接影响了我国死刑政策的实现,妨碍了刑事法人权保障功能的达成。本文在死刑核准权从“下放”到“回归”的历史变迁中,深刻检讨死刑核准权“下放”之弊端,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死刑核准权回归的法律价值。     

决策者理性死刑观的构建

学者的思想启蒙是促进决策者理性死刑观构建的思想来源.构建官方的死刑改革研究与推动机构是促进决策者理性死刑观构建的内部平台.构建民间与官方的死刑改革对话机构是促进决策者理性死刑观构建的外部平台.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限制死刑与慎用死刑的观念是促进决策者理性死刑观构建的本土资源.     

死刑核准权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

根据我国国情,死刑制度还必须继续实施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必须坚持“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法律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1983年第一次“严打”期间,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将“五类治安案件”的死刑核准权下放给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实践证明弊多利少,建议尽快废止。同时,由最高人民法院法直接判决死刑的案件,也应当进入“死刑复核程序”。     

关于死刑存废之争的哲学思考

死刑存废之争由来已久，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也有所探讨，但大都从形而下的角度来评判这场论争，结论难免偏颇。本文从经验和超验两个层面剖析之，着重阐明；保留死刑论和废除死刑论的理论根基即刑罚报应主义与刑罚人道主义都是符合刑罚正义观的，死刑保留论所体现的“平均的正义”与死刑废除论所体现的“分配的正义”不可分配，这两种观点都将随着刑罚的存在而存在，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方面地消失，即使人类文明不断发展，也只能是逐渐地限制、减少死刑的适用，那种认为死刑必然消逝的观点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中也难以行通。     

中国死刑废除问题探讨

废除中国死刑制度应成为我们的行动目标。废除中国死刑制度首先要解决两大观念障碍:“杀人偿命”的死刑伦理和“阶级斗争”的政治思维。破解这两大观念障碍的方法在于人道主义和人权理念的强调和提倡。     

当代中国死刑民意的理性引导

死刑民意是可以引导的。引导死刑民意就是要剔除死刑民意中的非正确成分,就是要引导死刑民意摆脱情绪化的反应向理性化的方向转变。当代中国死刑民意的理性引导分为三大方面。一是刑事立法方面的死刑民意引导,主要措施有构建死刑替代措施和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二是刑事司法方面的死刑民意引导,主要措施有构建民意参与死刑案件审判的机制、构建死刑案件的信息公开机制、构建死刑案件的交流反馈机制、适当的时候暂停死刑执行。三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之外的死刑民意引导,主要措施有构建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思想启蒙与死刑知识的提供、以死刑个案与错案为突破口、构建民间的死刑改革推动机构。     

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研究

由于立法上死刑复核程序内容的空洞化和缺乏制度上的保障，最高院在死刑复核程序的实际运作中突显了诸多的弊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现行死刑复核模式的“行政化”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本文试图从“诉讼化”的视角出发，全面分析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现状，提出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     

废除死刑是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必由之路

死刑是剥夺人的最基本的权力—人格权、生命权的法律制度。“死刑存废之争”由来已久。废除死刑是文明社会的共识和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目前,中国废除死刑的要求非常迫切,从法律的角度看,中国只有废除死刑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     

论毛泽东对列宁刑事法律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毛泽东对列宁刑法思想的继承和超越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列宁“不废除死刑”的思想,创造了社会主义刑法的“死缓”制度;二是坚持列宁“对罪犯实行强制劳动”的基本观点,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动改造罪犯的刑事政策和实践措施;三是在治党方面,坚持和完善了列宁“从重惩处党员干部犯罪”的刑事法律理论.     

我国死刑政策落实现状分析

由于我国当前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社会物质条件和文化、法制观念等条件 ,所以我国一贯实行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但是这一刑事政策在落实过程中 ,由于封建重刑主义思想、传统价值观以及我国现阶段经济和治安状况的影响 ,在实体控制和程序保障方面都出现了种种问题 ,除了在死刑适用对象限制方面值得肯定外 ,不论是死刑适用条件、死刑实际执行制度 ,还是死刑程序保障方面都没有充分体现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 ,使得我国的死刑政策没有得到充分贯彻 ,甚至还与死刑政策发生了某种背离。     

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的死刑问题思考

“社会管理创新”重大命题的提出,为死刑制度改革提供了历史机遇.死刑不仅是一种刑罚方法,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手段.从符合“善治”目标,避免死刑消极效果,正确看待死刑化解社会矛盾功能等方面的要求出发,在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中,死刑制度必须进行改革创新.学界应当抓住社会管理创新契机,遵循司法限制到立法减少的路径,积极、渐进推进中国死刑制度改革.     

论我国死刑执行的检察监督

死刑执行监督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具体包括行刑前监督、行刑中监督和行刑后监督。对死刑执行进行检察监督,有利于检察机关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有利于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有利于保障死刑罪犯的合法权利;有利于维护刑事诉讼活动的公平正义。     

拐卖儿童罪如何量刑

6月中旬,“人贩子一律死刑”的呼吁刷屏了微信朋友圈和微博,参与转发的大多数都已为人父母,在大家刷屏宣泄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少网友对于拐卖儿童犯罪量刑的讨论.“人贩子一律死刑”到底可不可能?买孩子该不该与卖孩子同罪?     

论死缓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司法适用

死缓制度是基于功利需要而创设的一种制度模式,其实质是死刑的转处制度,即：附条件的以其他刑罚代替原判刑罚的制度。死缓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有：量变质变规律、德治刑法文化的历史传统和刑罚个别化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死缓的适用范围,就是“死刑立即执行”的阻却条件,因此应在立法中为其规定一个指导模式。     

责任刑与预防刑的区分与二者的关系——以张某某案改判为切入的思考

区分责任刑和预防刑概念,对阐明刑罚正当化根据和解决我国量刑粗糙、刑罚过重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责任刑与预防刑分别体现报应与预防,刑罚量的确定考虑责任刑和预防刑两方面是贯彻作为刑罚正当化根据的并合主义的要求。结合消极责任主义、刑法客观主义和责任刑与预防刑的特点,责任刑与预防刑之间存在着先确定责任刑,然后在责任刑幅度内根据预防刑需求调节刑罚量的位阶关系和制约关系。这样的位阶关系和制约关系可以为量刑活动提供一个清晰的过程。在死刑的适用中,“罪行极其严重”作为死刑适用的一般标准,相较于“罪大恶极”,更倾向于对行为客观危害的描述;应当以影响责任刑情节判断是否符合“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在责任刑符合死刑适用的一般标准后,根据预防刑的需求裁量具体的死刑执行方式。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死刑立法的演进与前瞻

2018年适逢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死刑立法改革与国家改革开放的总体进程相伴相随。在经历了死刑立法的起步、扩张和逐步限制等不同阶段之后，通过对死刑适用的条件、对象、程序、执行方式、罪名等多方面的严格立法限制，我国死刑立法的科学性、正当性和人道性程度不断提升，死刑立法改革的成效显著。未来，我国应当积极确立“全面废止死刑”的政策终极目标，采取渐进式的实践性改革路径，进一步严格控制、减少死刑适用，严格死刑立法直至最终全面废止死刑。     

“欠债偿命”的逻辑悖论与刑法危机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古老格言早已划定了中国死刑适用范围,然而刑法“重刑主义”的毒瘤使集资诈骗罪依然保留了死刑规定,如此泛滥的死刑规定导致难以克服的立法与司法的双重逻辑悖论.刑法作为社会自身的一种存在方式,用之不当会造成新的恶害.因此,对集资诈骗罪过多适用死刑判决将不可避免地使刑法产生空前危机,尤其是突破了主客观相统一的量刑规则,荡涤了刑法谦抑性,使刑法沦为国家强制推行其意志的暴力工具.虽然现阶段全面废除死刑的条件尚未成熟,但是通过对行为人剥夺人身自由和既得利益等措施足以有效地遏制非法集资案件的发生,因而并不妨碍废除集资诈骗罪的死刑规定.     

唐宋死刑制度流变考论

唐宋时期死刑执行方式是由绞、斩发展到重杖处死和凌迟的流变过程;执行程序亦由“三覆奏”向“一覆奏”发展。通过对唐宋时期的死刑数量的考辨,能够得出唐代的“刑措”是不实之论;而宋代由于“减死配流”制度的存在,也绝不是一个刑杀数量偏多的时代。唐宋时期死刑的文明程度是受皇权司法、礼制和人们的政治观念影响的,其执行方式尽管有野蛮化的表现,但其程序上却日趋完善和文明。     

浅谈死刑存废问题

死刑,也称为极刑、处决,一种最古老的处罚方式,同时也是当今世界上最严厉的一种刑罚.二百四十多年前,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在他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发出了“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真的有益和公正,人们可以凭借怎样的权利来杀死自己的同类呢.”的质问,自此一场关于死刑存废的争议在刑法学界发生了.“死刑该不该废除”成为了人们长时间里一直探讨不停的主题,引发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诸多思考.     

浅议死刑制度的存废

死刑是剥夺他人生命的刑罚,死刑的起源可以追述到原始社会的血亲复仇,这种思想一直影响着后来的民族。1764年意大利的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到了死刑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问题,再次让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死刑制度的存废问题。一直到现在,死刑制度的存废不仅是我国刑法学界讨论非常热烈的问题,也是国际社会一直持续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