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的继承与变革

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十分重视,认为《家礼》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是宗族礼仪一部新的重要经典。徽州宗族对《家礼》的规定,特别是关于祠堂建设、祭田设置、族规家法、祭祀礼仪的规定,不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礼仪规定进行了重大变革。     

金榜的礼学思想及其社会史意义

明清徽州之所以享有"东南邹鲁""贾而好儒"的美誉,多因传统儒家礼制与朱子《家礼》"在地化"的有效施行。歙县金榜以翰林而居家治生,倡导敬宗睦族,恤党赒里;其《礼笺》一书"以古礼证今俗",振兴世风,化民成俗。据此可见清代以来徽州士绅在引领时代学风的地域发展、社会伦理的价值取向,及礼仪民俗的规范化诸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朱熹的礼仪观与《朱子家礼》

家庭礼仪是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南宋理学家朱熹注重家庭礼仪规范的研究和立制,认为家礼要与时俱进,随着时代发展、民俗风情的变化而改变.家礼是自家之事,继承传统,顺和乡俗,应简单易行,不必拘泥于古制.<朱子家礼>在元明清社会家庭广泛流行,后代许多人否定此书为朱熹所作.根据朱熹的礼仪观及其所作著述分析,两者的风格和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家礼>是朱熹未及最终写成的草稿,而非他人著述.     

朱熹的家族礼仪论与乡村控制思想

朱熹顺应宋代重建平民化乡村宗法组织的思潮,认为要建立平民化的宗族及家族制度,重建新的家族、宗族礼仪就是一个重要的"有补治道"的工作.首先,应确立"礼"出于天这一重要的道德立法及伦理规则;其次,应注重礼制中乡村宗族、家族之礼的建设;第三,应重视社会转型期乡村家族、宗族礼仪、规则与国家礼法的一致性与共同性,倡导家礼乡规随时势而变易;第四,应强调封建伦理的孝、悌、节的礼仪规范;最后,是主张由家族伦理向国家、社会伦理扩充,并使家族礼仪成为教化民众"忠"、"孝"、"慈"的工具.在乡间及地方大力推行与维护宗族、家族伦理,目的是保证国家意识形态及政治伦理纲常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从东南邹鲁、程朱阙里到新安理学:宋元明清时期徽州地域文化认同的建构

两宋以来特别是南宋至元明清时期,随着第三次中原地区大姓望族南迁高潮的完成,徽州地域经济与文化开发的不断深入,徽商的强势崛起,科举考试的成功,以及社会持续稳定局面的形成,一批徽州籍地方官员、士绅、学者暨知识和文化精英在致力于理学等学术探讨的同时,至迟从北宋中叶开始,有意识地建构以"东南邹鲁"为中心的徽州地域文化认同,并在明代中后期完成了东南邹鲁、徽州学术谱系、程朱阙里和以《文公家礼》为中心的民间礼仪认同的建构任务。在从东南邹鲁、程朱阙里、新安理学到礼仪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徽州学者暨知识和文化精英出现了罔顾事实,牵强附会,甚至背离学术宗旨粗制滥造、片面夸大的一己之私和门户之见等弊端。     

明清家礼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家礼·昏礼》为考察中心

朱熹《家礼》深刻影响了明清家礼的编纂，促成一种不同于礼学研究的知识门类———家礼学的形成。《家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重要原因之一是该书本身的不完备。作为朱子“早年未定之本”，《家礼》不但对古礼存在误读、曲解之处，还有不少不易施行、不合人情的仪式设计。其中，《昏礼》删“六礼”为“三礼”，回避了他所理解的六礼矛盾;设计“从下做上”的亲迎礼序，以体现先卑后尊的礼义;改三月庙见为三日，混淆庙见之礼与拜祖之俗。这些问题成为明代家礼聚讼之处，学者试图补完六礼以全古意，却发现《家礼》对六礼名义的理解无法包容问名、纳吉;试图补入拜祖礼俗以安人情，却发现《家礼》无处安置两次庙见。明中期之后，学者对《家礼》的质疑与反思愈发深刻，终于在清代汇集为一场批判、重构家礼的风潮。随着相关问题的穷尽，家礼学在清中期后丧失理论活力、归于沉寂。     

朱熹《家礼》的和刻本

朱熹《家礼》一书在中国及朝鲜、琉球群岛和越南等国均广为流传,并成为了近世东亚国家最重要的儒家礼仪书籍。日本江户时代刊刻了几种和刻本《家礼》。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人对这些和刻本加以研究。笔者就此对浅见絅《家礼》五卷本、邱濬《文公家礼仪节》八卷本、小出永安《新刻性理大全》所收《家礼》四卷本等三种和刻本的形成、特点及中文底本加以初步讨论。     

冠礼与成人之道——由冠礼释义看儒家哲学的礼义诠释特征

冠礼是传统社会男子成年的标志,古代礼仪系统的起点。冠礼源出远古部族时代成人礼,是古初成人礼经过自觉仪式改造和精神提升的全新生活仪轨和文化形式。《礼记·冠义》作为儒家礼仪释义文献的代表作,对冠礼所象征的"成人之道"进行了系统解说。古人所谓成人,是社会—伦理价值意义上的,亦是性体论意义上的,人之异于禽兽的礼义本质在其生命中的实现与彰显。成人更意谓成德之人,即礼义在人生命中的充分实现。儒家冠礼释义围绕伦理—政治维度、德性—修养论维度和形而上—性体论维度三个方向展开。通过冠礼释义,使其义理信念落实于社会礼仪活动,同时通过对其内涵的揭示和解释,使礼俗获得点化和提升,从而实现了生活哲学化与哲学生活化的双向互动。     

徽州宗族的家规研究——以休宁县茗洲吴氏家族为中心

徽州地区被誉为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标本。明清以降,徽州家族为强化宗族凝聚力、加强家族控制、整肃家族秩序,多以当时占思想主流的理学为核心,同时参照朱熹《家礼》,制定了既包含三纲五常思想,又具有本地"时俗"的家规。因此,在徽州宗族的诸多家规中,选取有代表性的进行解读,对于研究封建社会后期的正统思想——朱子之学,可以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之作用。     

承古拓新：宋元士庶丧礼礼仪因革与复兴

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在秦汉以后逐渐发生改变,原本施行于贵族阶层的冠婚丧祭诸礼日渐下移,到唐后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基本实现了“礼下庶人”阶层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古礼中的丧礼也得到了复兴。礼制在宋元时期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士大夫复兴宗法制度和匡正世风的需要。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均试图在不违背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对先秦丧礼礼制进行简化,以适应社会士庶礼仪文化的需要。相较而言,《朱子家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北宋吕大钧等撰修的《乡仪》和元代郑泳撰修的《郑氏家仪》,则是民间依据古礼撰修家礼文献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明清时期徽州民间择偶观探究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民间择偶受到朱子《家礼》的影响,男女议婚重视对方的家世门第与人品才学。然而,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加之徽州商人的影响,徽州地区百姓在议婚时出现了违反《家礼》精神的行为,除了外貌条件这一古往今来男女择偶标准外,财富水平成为了择偶的重要标准。     

明清徽州节烈妇女的宗教信仰

明清徽州社会对佛教和道教是比较排斥的,但佛教教义对妇女却特别有吸引力。明清徽州大量的节烈妇女,过着一种极为幽闭的生活,必然要寻求一种精神的寄托。她们信仰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其形式以在家吃斋、诵经、奉佛为多,也有入寺烧香及出家为尼的。她们信仰宗教的动机包括消弭痛苦、抵抗逼嫁、祈福禳灾及寄托来世等。她们正是通过对宗教的信仰来抚慰失去亲人的创伤,祈求未来的平安,从而达到自我心灵的安慰。     

明清徽商的休闲文化生活

明清徽商不仅在经济舞台上卓有建树,其日常的休闲文化生活亦丰富多彩。依据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文章将徽商的休闲文化生活归纳为畅游书海、著述诗文、钟情收藏、游历山水、热衷戏曲及流连风月等六个方面。认为徽商的休闲文化生活整体上体现出尚文、儒雅的特色。     

明清时期战乱等暴力因素与徽州节烈妇女

明清贞节观念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的时期，明清时期徽州节烈现象与其他地方相比，尤为突出。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明清节烈风气特别是徽州妇女节烈现象形成的原因，但普遍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战争等暴力因素也是导致明清大批节烈妇女出现的重要原因。明清时期，战乱频仍，在节烈风气浓厚的徽州，战乱中男子大量死亡，必然导致大量妇女的守节；更多的是妇女面对兵匪的强暴，以身殉节，甚至导致集体殉烈。除了战乱以外，地方豪强强娶、流氓凌辱等暴力因素也可能导致妇女的殉烈。明清时期徽州处于战乱等暴力中殉烈的妇女，实质上是暴徒的迫害与徽州浓厚的节烈风气联合造成的产物。     

论徽州雕刻的艺术风格

在徽文化中徽州雕刻的艺术美令世人瞩目。徽州雕刻包括徽州地区的木雕、石雕和砖雕等民间工艺,它们广泛应用在徽州地区各村落的门套、屋顶和柱础等古建筑装饰上,使其建筑极具艺术之美。徽州雕刻是明清时期崛起的徽派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浓厚的地方民间特色。徽州雕刻在艺术风格上注重张力、构图饱满、图像抽象、雍容华丽,焕发出健康向上的气息,表现了徽州人对美好生活向往。     

红楼诗学渊源论——兼论《红楼梦》对明清诸家诗论的接受

《红楼梦》中有不少关于诗词创作和诗学理论主张的讨论,这种讨论融入了小说的血脉,成为了小说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红楼梦》所构建的诗学思想体系深受当时所流行的明清诸家诗论的影响。一方面,《红楼梦》对明清诸家诗论的接受与传承,构成了观点鲜明的红楼诗学;另一方面,《红楼梦》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明清诸家诗论进行批评与改造。总的来说,这种接受或批评是客观而辩证的,也是符合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实际的。     

明遗民史著对明清易代死难女性的著录与模式化书写——以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为例

经历了明清鼎革的明朝遗民留下了丰富的关于明清易代的历史著述,在这些史著中,对死难女性的著录和书写成为引人注目的内容,高宇泰的《雪交亭正气录》就是其中的代表。该书为专记明清更替之际死难人物的传记汇编,涉及死难女性的著录共六十二篇,所著录的死难女性在出身阶层、内容等方面特点鲜明,同时对死难女性的模式化书写表现的也尤为明显。这种著录和模式化的书写一方面是缘于作者著述目的的需要而有意为之,另一方面则归因于作者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     

明清《金瓶梅》研究概论

明清两代的笔记丛谈,便已带有研究《金瓶梅》的意味。崇祯本上的评点,尤其是《第一奇书》张竹坡的评点、文龙的评点,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金瓶梅》研究。虽然现代意义上的《金瓶梅》研究,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但明清时期的《金瓶梅》研究,具有发凡起例、启导引进之功。     

论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赈捐为例

明清徽州社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徽商印记,及至晚清,情况依然如此。光绪三十四年夏,徽州暴发特大水灾,徽商在灾荒场域之外迅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赈捐行动。旅沪徽商利用同乡网络组织居中协调,借助现代公共媒体,更新募捐手法,广发募捐公告,号召流寓各大城市的徽籍人士慨输资财,以纾解故土家园的灾难。徽州地方官绅颇为依赖旅外徽商,两者互为奥援,极大地提高了赈济效率。与徽商数额庞大的捐款相比,官赈已退居微不足道的位置,而此次赈捐所体现出的地缘色彩和募捐程式也为考察晚清义赈的演进提供了合适的样本。     

明清时期德育生活化及现代启示

生活育德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土壤,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知行合一＂＂随处体认天理＂等无不彰显出道德教育的整个过程都和生活息息相关。对明清时期德育生活化的内容进行梳理和思考,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理解方面能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