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刍议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对于“中体西用”,长期以来在史学界是持否定态度的。近10年来,这一态度有所变化,在否定“中体西用”的消极作用的同时,也对它在中国近代曾产生过积极作用作了某些肯定,立论中肯、谨慎,但仍嫌不足。笔者认为,用唯物史观来剖析这一思想,以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洋务运动全过程及其影响,对“中体西用”应作出进一步的肯定。一、“中体西用”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思想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世界资本主义在欧美蓬勃发展,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法国的工业革命正在迅速进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取得政权,但其工业革命业已开始。在     

论戊戌维新时期的“中体西用”思想

“中体西用”思想产生于中西文化激烈交锋的晚清时期,它的提出对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及中国向近代化迈进具有积极意义。随着人们对西学认识的加深,“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并不断触及到西学之本,有些人虽想把它限制在原先许可的范围之内,也很难完全如愿。于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就突破还是继续维持“中体西用”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中体西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一百多年前,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的口号,作为推动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这个口号的提出和实践,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曾产生过许多积极作用:它的出现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促进了近代工业经济的形成,使西方科学技术以较大的规模传入中国,在思想上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应该肯定这个口号。     

“中体西用”思想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积极影响

“中体西用”思想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积极影响张同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产生到戊戌变法前后的三十多年中长盛不衰，辛亥革命后才逐渐式微。作为历史的产物，“中体西用”思想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相对于“天下...     

“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时期

“中体西用”文化观萌芽于鸦片战争时期,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形成定型于洋务运动时期,可以说它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产物。本文通过对魏源、冯桂芬、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的体用观进行分析,认为:“中体西用”文化观从萌芽、产生、形成发展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近代中国人认识和学习西学的过程,也是一个由表及里、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张之洞道统思想的现代转型与洋务事功

张之洞是晚清儒家道统复兴阶段代表人物之一.他以仁礼兼重的道观、“中体西用”的功用观构成其道统思想.其“中体西用”功用观秉承龚、魏、曾诸公“经世致用”的精髓,以其首创的现代意义而居现代儒家道统论开基立业之功,并以此成为“返本开新”说之滥觞.张之洞“中体西用”功用观的形成经历了从传统儒家的修齐治平、“经世致用”到现代儒家“中体西用”的转变,而推动此进程的决定性物质力量是洋务事功.督晋期间与李提摩太的交往,启动了张之洞对“洋务”的接触、认识,而后在广东、湖北的成功洋务实践,更直接促成了其功用观的转变,并进而实现了其儒家道统思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张之洞“中体西用”功用观定立了儒家道统论现代功用观即新外王说的基调,从而使其道统思想在晚清道统复兴阶段起到了理论枢纽的作用.     

严复的自由观

严复是一百多年前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他在批判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新自由观，他的自由思想开启了一代思想之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有无科学方法"问题的思考

依据(科学)方法本质和科学方法及其方法论产生发展史,探讨研究了“有无(科学)方法”和“反对(科学)方法”问题。     

20世纪的“中体西用”论

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 ,以王新命为代表的中国本位文化派 ,以贺麟为代表的抗战时期的新儒家以及 50年代以后的港台新儒家 ,他们的文化主张 ,虽然都没有明确提出“中体西用”论 ,甚至反对“中体西用”论。但本文认为 ,这些文化主张无论在方法论上 ,还是在具体的内容上都没有从根本上脱离“中体西用”的模式 ,相反却是“中体西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     

近代中西文化冲突融合规律浅探

中西文化冲突融合 ,是历史的必然 ,其发生发展是曲折繁复的。在“求强”“求富”思想的驱动下 ,有识之士相继倡行“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国魂民气”、“民主科学” ,使中西文化融合不断趋于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重温这一历史进程中各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及主张 ,无疑会对总结历史经验 ,汲取历史教训有着重要意义     

历史夹缝中的艰难选择--也评李鸿章的"洋务"思想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他毕生致力于洋务事业,积极从西方引进先进的军事装备、生产机器和科学技术。主观上李鸿章只是想引进西方的某些物质文明,增强满清王朝的国家实力,实现自强。但客观上李鸿章毕竟创办了一系列新式近代企业,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些基础。     

从“师夷长技”到提倡“格致之学”——论近代前期的科学思潮

近代中国人学习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历程是不断深化的.最初是经世派提出"师夷长技"口号;接着洋务派继承这一口号,并掀起一个引进西方技术的实际运动;稍后,部分先进分子认识到西方船坚炮利的背后是发达的格致之学,从而将国人的科技观由感性器物层面发展到"理"与"学"的理论层面.但在整个近代前期,中国人都是在"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框架内提倡学习西方科技的.这表明人们尚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近代科学及科学文化的性质,近代科学思潮尚处于萌发和初级阶段.     

论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贡献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产生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强大生命力。本文以多重视角阐释了科学发展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巨大贡献：科学发展观以其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科学回答、以其完备的体系性思想、以其对人本理念的深刻把握、以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形态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论梁启超科学观的文化价值

人文学者的特质和禀赋决定了梁启超对科学的阐扬毫无例外走的是文化路径,其意义广泛而深远。弘扬科学的"形而上学",促进了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植入了科学理性。坚持科学的实践理性,为近代中国文化成功转型提供了现实理性思考:崇尚科学但坚决反对科学主义,倡导西学但坚决反对西化,弘扬科学价值但又把它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站在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反思科学理性,为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视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的优势

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中国与西方各国对生态危机相应做出了对策。西方国家提出生态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唯科技论、西式民主等基础之上,但未能有效解决生态危机。中国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指导和保障,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共赢,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的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基础、历史进程及实践转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理论、历史和实践相统一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重构、现代化创造人类社会新文明、现代化道路具有多样性和可选择性、现代化旨在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等思想观点,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了“工业化”的现代化目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将现代化目标由“工业化”拓展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新时期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新时代正式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主要实现了从外在拉动型到自觉内生型、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从单一低度发展到全面高度发展的实践转向。     

分析美学:中国传统美学东学西渐的革新之途

日益凸显的东西方合作、寻求新发展的美学全球化大趋势,成为中国美学东学西渐的新契机。值得反思的是,分析美学作为20世纪后半叶在英、美占据主流位置的重要美学流派,在中国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其深层根源在于分析美学强调以语言分析为主的科学逻辑思维,而中国传统美学凸显诗性感悟方式的隐喻—象征思维;前者注重以整体论提升对审美与艺术批评的认知,后者以整体论为基础探索"生命之道"、"生存之道";前者以生活形式为终极价值取向,后者却走向道德与自然的形而上学。本文试图从分析美学的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美学西化的有效途径,以推动中国美学的世界化。     

试论盛宣怀教育救国思想产生的缘由及其实践

盛宣怀不仅是清末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近代中国教育的奠基者之一。在"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下,他开始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变革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中国要走上自强之路,还必须对教育和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改变。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丰富了其一生的辉煌。     

警惕和防范"西化""分化"战略的基本对策

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是国内外敌对势力长期的战略图谋,更是他们当前的共同战略目标.我们在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必须把警惕和防范西化、分化作为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既要有清醒的思想认识,树立长期斗争的战略思想;又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制定和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应对之策,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处理好改革开放与反西化、分化的辩证关系.同时更应注意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牢固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加强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