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引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主要类型及基本启示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处于现代化的“进行时”。因后发国家的特殊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先发国家现代化通常采用的“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两种主导范式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往往表现不佳,而“政党中心主义”的范式却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凸显优势。后发国家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实践中探索出“政党引领、两翼起飞、系统稳定”的现代化模式,并取得突出成绩。在该模式运行过程中,政党引领贯穿始终,并结合所在国的具体情况,在政治建设、经济发展、风险防范化解等不同方面开展了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实践,在不同维度探索出多种类型。通过对比发现,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主导政党必须重视自身建设、构建现代政权组织形式、坚持独立自主的经济战略和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从而有力助推国家现代化进程。     

“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政党、国家和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三者之间关系的良性变迁和动态平衡是政治发展的实质和内在要求。"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最佳状态,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中国治理的基本主题是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应对社会快速变迁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这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理念转变和治理主体多元化。因此,"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耦合性决定了后者的构建要以前者为目标导向。为此,根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在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府转型是关键、社会组织培育是基础,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以形成一个高效、有活力的网络化治理结构。     

政治动员的治理价值——理解中国特色治理模式的新视角

在现代政治过程中,政治动员既是政党实现自身政治目标的基本方式,又是政党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重要途径。就中国而言,通过政治动员凝聚起人民群众的磅礴力量,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更是其推动中国建设改革发展的关键。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出发,进一步认识和挖掘中国政治动员特有的治理价值,对于深入探索和推进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效提升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能力,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

本文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提出了不同于英国-美国的商人阶层主导式现代化、法国-德国-日本的官僚体系主导式现代化,俄国-中国以及很多后发国家走了一条政党组织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并据此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在理论上,政党中心主义将是对长期主导国际社会科学的国家中心主义、尤其是社会中心主义的挑战。在国家治理层面,本文提出发展道路的不可复制性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的平衡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或缺性。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国家建构与治理的实践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国家现代化建构与治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国家建构与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落实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理念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制定一整套国家治理制度,形成一套以人民民主权利和人民主体地位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在国家基本制度基础上,组织、协调、引导国家和社会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各个治理主体间形成完备和强有力的纵向和横向治理机制。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政党制度的三重意蕴

随着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也日益呈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新型政党制度三重面相。作为内容形态的中国政党制度,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运行特色。作为性质形态的中国政党制度,具体表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之一。作为本质形态的中国政党制度,则具体幻化为新型政党制度,从规律的层面彰显着中国政党制度的实践效能。中国政党制度内容、性质和本质的三重意蕴,深刻地折射出其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无论作为内容,还是体现性质,抑或彰显本质,中国政党制度都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执政新方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在深入研究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科学地扬弃了西方政府社会治理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执政新方略,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成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决策的形成与实施,既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又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     

马克思主义国家本质学说视域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本质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核心概念。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为主、阶级性为辅。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性本质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的理论基础,规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和价值表征。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有着完整的理论逻辑,它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性本质学说之上,遵循国家向社会复归的运行轨迹,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最终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化、政治发展民主化、社会发展和谐化的价值目标。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价值体系建构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渐深入,政治体制改革日益提上日程。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下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制度的现代化,这是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走进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应有条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既需要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主导地位,构建适应新形势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又需要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利用传统文化精华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钢铁长城。我们需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群众基础,把意识形态工作提高到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实现“中国梦”的战略高度。积极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重要意义。     

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解决中国各方面难题的长效之策,而有效的政党治理又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政党治理的视角透视国家治理现代化,从理论层面上有助于明晰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推动自身的发展变革、如何管好党、如何执好政、如何推动社会建设和国家发展;从现实层面看,发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以及厘清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律,可以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动力。明确全面从严治党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实践的内在联系,对推动和把握二者的互动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有裨益。为了应对来自国内外的系列挑战,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价值路径、制度路径和实践路径来提升自己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在完善政党治理的过程中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时代更新背景下政治学理论发展的新方向

政治学理论是时代政治精神的结晶。 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政治学理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形 成了三大发展主轴。 这些阶段和主轴反映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曲折历程。 伴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阶 段, 中国政治学的主体意识和反思意识明显增强, 摆脱对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依附、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 政治学理论体系已成为共识。 在这一目标的导引下, 涌现出田野政治学、 历史政治学、 民族政治学等诸多理 论建构尝试, 它们从不同角度倡导建立本土化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时代变迁推动着政治学的发展转型, 建构 基于中国国情的政治学理论成为下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充分挖掘本土议题、 反思和重构概念体系、 形成新 的政治学命题和证成中国文化价值, 将是政治学理论下一步的主要发展方向。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探索,是一个不断超越、与时俱进的开放历史进程,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性体现了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作用和党的宗旨与初心、使命等,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以及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形成过程中还具有合目的性。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立场,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取向,以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根本目的。这种目的性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和目标指向,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的基本价值准则和根本目的。总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合规律性证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性,合目的性证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性,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的国内外风险挑战更为错综复杂,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更加激烈,可以说,当今世界相较于任何一个人类发展阶段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都是最为复杂的,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新时代,要在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及其内在统一关系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磅礴力量;坚持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取向,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基本价值准则;坚持发展和改革创新,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国家治理效能和效力得到双重提升。     

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视域下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使广大人民享受高品质生活”。而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及其治理的重要指导理论，为推进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本文在总结与反思学界关于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明城市治理现代化不仅是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应然要求，而且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这就使城市治理现代化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然选择。与此同时，回到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原初语境，基于《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立足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审视其哲学意蕴，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历史性批判来激活对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重要地位的认识，还是其通过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批判来夯实探究城市发展一般规律及趋势的历史观基础，抑或是他通过对城市与人的发展的批判来确立促进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基本思路，实际上都是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现代城市发展和我国城市治理...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安徽省大圩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的考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治理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长期以 来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安徽省大圩镇在乡村治理路径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乡村治理“五合模式”。大圩 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是指以农村基层党建“聚合”为引领、以乡村治理空间“融合”为平台、以乡村治理主体“联合”为依托、以 乡村治理方式“结合”为抓手，以回迁村社居民“和合”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弱化、党委政府权威和公 信力降低、居民参与不积极、社区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大圩镇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中共对中华民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实践

近代以来,我国一直面临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即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课题.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中,中共发挥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作用,体现在：先是领导人民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结束欧美道路;然后学习苏联模式,建立计划体制,尝试苏俄道路;文革结束后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的确立,表明中共领导人民走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也给我们带来诸多的经验与启示.     

检察权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三个维度

检察权是现代国家出于国家治理的需要，按照权力分立的原则设立的一项专门权力，并由此形成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检察权的政治维度、社会维度、法律维度在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法律的守护人”的客观地位、实现国家治理的司法化起了重要作用。但检察权与生俱来的行政与司法的双重属性，在理论界和实践中却桎梏了其良性发展。唯有全面研究检察权制度设立运行的历史轨迹，各国发展演变的探索道路，并且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布局中寻找检察权制度改革发展的合适途径与方式，才能抓住发展并完善我国检察权制度的历史契机，从而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改革道路。     

新时代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应坚持的五种思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并作出重要决定,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治理制度层面的优化和改革逐步走向成熟。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治理取得的一系列成绩和经验来看,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行政思维方式的与时俱进,即服务发展大局的战略思维、坚定发展信心的历史思维、抓住治理关键的辩证思维、提升治理效能的法治思维及增强忧患意识的底线思维。这必将对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让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现代化治理效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努力具备并长期坚持的重要思维。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法治体系与方略

在新时代新征程建设法治中国和美丽中国的宏阔背景下，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对于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基础性保障功能和战略性支撑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结合的生态良法善治，蕴含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和谐发展价值追求，创造了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法治文明珠联璧合效应的人类生态法治文明新形态。用法治来引领、规范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其总目标和总抓手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框架下构建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完备法治规范体系、高效法治实施体系、严密法治监督体系和有力法治保障体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法治体系构建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目前虽已取得显著成就，但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诸如生态环境立法的体系性、完备性不足，且与宪法和其他部门法以及党内生态文明法规之间的协调性不够；生态环境执法体系尚未达到良性高效的建设目标，生态环境司法体系尚未真正形成理性系统的“绿色司法”制度体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中央督察与省级督察两级工作衔接机制不畅、国家监督...     

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双重路径及其理论意蕴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吸收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科学内涵，沿着以物化理论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和以资产阶级形而上学为对象的现代性批判两条路径，展开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现代性批判路径既表明卢卡奇在一定程度上站在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原则高度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批判，又可以看到卢卡奇深谙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崭新路径。然而，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又戴着“黑格尔眼镜”，使其从事的现代性批判无法摆脱形而上学的理论困境，依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原则性高度。     

社会自主性的三种提升路径

社会自主性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维,社会自主性对市场侵蚀的抵抗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有利于形成均衡性的治理结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维度、关系范畴的相对维度和治理现代化的功能维度构成理解社会自主性的3种视角。中国经由长期历史沉淀形成的是国家本位主义传统,改革开放打破了国家-社会的同构状态并塑造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中国社会缺乏自治机制的文化土壤和理念基础,社会自主性的提升需要国家以主动塑造方式,通过输入路径、合作路径和培育路径进行治理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