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剿抚”政策

清政府对义和团所采取的政策,在本质上是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待人民起义的政策一样,即以“剿”为主,“剿抚”兼施。但由于义和团运动发生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也不能不变得更加阴险、毒辣和狡滑。在表现形式上也就呈现出一定的特点,那就是:“剿”——“抚”——“剿”,而     

读《明实录》中女直史料琐记

明代对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政策是“顺即抚,逆即当剿”。对女直也是既抚又剿。只是因时间、情况不同而侧重有异。总的看,以“羁糜”为主。办法大致如下: 首先,置卫封官,把各部落酋长稳定在所占区内,管束其属下民众。永乐年间,     

明成祖的民族政策

明成祖朱棣在位22年,所推行的民族政策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政治上,稳定政局,安抚四方。具体措施是:1.完善建制,置少数民族地区于自己的统治之下。2.优遇、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3.继续对未“归华”之民实行“招抚向化”政策。4.设立专门翻译语言文字的机构“四夷馆”。5.迁都北京。二、军事上,采取剿抚并用,抚谕在先的策略。对北方蒙古民族一方面借“祖训”力削藩王权力,另一方面对不归附     

略论刘铭传“抚番”

清朝统一台湾以后,对台湾的少数民族长期实行“剿”和“弃”的消极政策,从而激化了台湾岛内“番”汉民族矛盾.刘铭传为了加强对“番地”的开发和管理,制订了恩威并济、剿抚兼施、以抚为主,以剿为辅、制服其心的“抚番”政策,终于将台湾的“生番”全部归化.维护了台湾岛内的社会安定与团结,加速了台湾的开发和建设,巩固了清政府在台湾的统治,增强了台湾抗击外来侵略的力量,对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作出了卓越贡献.     

康熙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康熙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大一统"、"乱则声讨,治则抚绥"、"尚德不尚威"三大部分所组成。其中"大一统"是康熙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乱则声讨,治则抚绥"是其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方针,"尚德不尚威"是康熙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康熙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了儒家思想、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又与其祖母孝庄太后影响有关。康熙的民族关系思想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宪宗时期及其之后的民族关系思想

民族关系思想是各个民族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认识,是各个时期几乎所有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其中,唐宪宗及其之后的民族关系思想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和”是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无论是李绛、高骈、卢携、陈敬及豆卢的和亲思想,还是李德裕的“抚”、“诚”及牛僧孺的“守信”思想,无不围绕这一核心而驰骋他们的理论思维。第二,这一时期有关民族关系的争论都与当时的朋党之争和派系之争有一定关系。这是唐后期民族关系思想的一大特点。正常的理论争论是必要的,因为通过争论会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接近真理,但把个人的恩怨尤其是把朋党之争和派系之争牵扯进理论争论之中,不仅会使思想理论更加混乱,而且还会使一部分人的思想发生异化或遭到扭曲。第三,国家不断衰落的政治地位、已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和人们要求安定或苟安偷生的社会心态,都对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第四,唐与少数民族政权都在新的形势下对传统的民族关系予以重新审视。少数民族政权要求得到平等地位的意识更加强烈,并强迫中原王朝对他们已取得的政治地位予以承认。     

左宗棠在陕甘与新疆民族政策的比较研究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过程中所实行的民族政策,与他前此在陕甘所实行的民族政策,是截然不同的。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二者混为一淡,并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因此,有必要根据历史事实,通过比较研究,予以澄清。如所周知,在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过程中,左宗棠虽然一再标榜“不分汉回,只分良莠”,并对起义回民实行所谓“剿抚兼施”的政策,但实际上却是把“痛剿以服其心”作为“招抚”回民的先决条件,鼓吹“凡兵事未有不痛剿而能抚者,未有著意主抚而能     

试析诸葛亮的民族政策思想——“西和诸戎，南抚夷越”

和抚怀柔是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民族思想的核心思想,其民族政策思想集中体现在蜀汉民族政策当中。针对南中少数民族,诸葛亮坚持攻心为上、心战为上的指导思想：采取了调整郡县设置,以削弱地方大姓、夷王的势力;推行夷汉官吏交流制度,以加强蜀汉政权对南中的管理;重视先进经济文化传播,以推动南中经济社会发展;因俗而治,以笼络南...     

汉哀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尽管汉哀帝时期已处于西汉王朝的末期,但就民族关系思想而言,不仅内容比较丰富,而且还颇具特色。扬雄在其有关著述和上书中,系统阐述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用先进文化引导少数民族,提升各个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在共同文明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统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张,是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代表着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方向。从汉哀帝处理与汉匈关系相联系的两次“厌胜”事件中,可以看出汉哀帝本人把汉匈关系放在首位和以边境安宁为重的心路历程,说明即使是封建帝王,也并非在一切事情上都是自私的,关键时刻也会以国家大业为重。在汉哀帝建平四年,汉朝上层围绕匈奴问题所展开的激烈思想交锋,实际上是当时官场斗争的延续。这场交锋的焦点是“威信”与欺诈,息夫躬既想欺诈匈奴和乌孙,又以“灾异”现象欺诈汉哀帝;公孙禄则提出了“以威信怀伏夷狄”的观点;王嘉则主张,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应当实事求是,无论是对待一般百姓还是少数民族,都应“推诚行善”,决不可欺骗他们,更不能制造边疆紧张气氛去欺骗皇帝。从这场交锋中可以看出,思想斗争往往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政治斗争越激烈,思想斗争也就越尖锐。     

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

班彪、班固、班超和班勇祖孙三代或“避地河西”,或远征匈奴,或出使和经营西域的特殊经历,使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更加丰富,更具特色。班彪的羁縻南、北匈奴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光武帝的“扶南抑北”思想,更有利于东汉王朝控制整个匈奴。班固在《汉书》中通过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记述和评论,系统阐发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他的和亲无益、甘言不可信空约不可守、羁縻不绝、有来有往以及战争乃“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等思想观点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班超的“示以威信”和“以夷狄攻夷狄”的思想观点及其军事行动,不仅极大地扩大了东汉的声威,而且使东汉完全控制了西域。班勇关于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他恢复校尉和设置长史的主张,主要考虑汉朝“安边久长”,希望达到“外夷归心,匈奴畏威”、“抚西域”、“招怀诸国”及“宣威布德”的目的。班彪祖孙三代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关,也与他们的家世有关;既受传统民族观的影响,也受当时民族关系思潮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既有对传统民族观的吸收,也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明成祖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明成祖在位期间与北方蒙古、东北辽东、西北藏区以及南方等少数民族都有接触,他在总结和继承前朝民族关系思想的同时,在实践中形成内容丰富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华夷一家”“厚往而薄来”“逆命者必歼除之”“因俗而治”等。明成祖的民族关系思想源于儒家“大一统”思想,也与个人的性格、经历和政治信仰有很大关系。     

论隋文帝"君臣一体"的民族关系思想

君臣关系本是同一政权内国君与臣民的隶属关系,一般遵循儒家所规范的行为准则。隋文帝在积极吸收传统的君臣关系思想成果的同时,又在总结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经验教训过程中,根据隋朝民族关系的实际,形成了新的“君臣一体”思想。这一思想的前提是“普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其基本内容则是为臣的少数民族政权必须向隋称藩,保持臣节,岁岁朝贡,永服威刑;其特征和目的是把传统的伦理思想中的父子关系和传统的政治思想中的君臣关系扩大化,将不同政权的君臣视同自己的臣民,以恩威并施手段,保证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始终处于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以达到边境安宁、太平无事的目的。这一思想的实质仍是民族压迫与民族剥削,君是绝对意义上的君,对少数民族政权操有征伐、征调等大权,而臣是相对意义上的臣,有时与奴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诸葛亮“南抚夷越”之我见

诸葛亮“南抚夷越”的政策,曾为史学家所称道;尤其是所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更被某些史学家所美化,认为是在西南少数民族中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其实不然。我以为,诸葛亮“南抚夷越”的民族政策,比起历代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实行暴戾恣睢,残酷镇压来说,确实称得上“一佛出世”,但并不象有些史学家所称道的那样“好”。本文试就“南抚夷越”的动机,实际效果与今日在彝区的影响,谈点个人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研究诸葛亮的专家学者。     

北魏民族关系思想论纲

北魏时期的各类人物都在不断思考、认识和探讨如何更好地处理北魏与其他政权的关系、鲜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甚至还就当时的民族关系问题展开过几次大讨论,不同思想的交锋及碰撞,产生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新认识、新观点.无论是他们对大一统的目标定位和具体实践,还是对五德历运的讨论;也无论是他们对汉化问题的认识,还是对"因俗而治"思想观点的阐述,都是基于稳固政权和解决现实民族关系问题的需要,试图建立指导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理论体系.他们的思想认识,既有对北魏之前民族关系思想的吸收与继承,也有对北魏之前民族关系思想的深化与发展.当然,也有的思想认识仅仅停留在前人的认识基础上,甚至有的还低于前人的认识水平.北魏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抚之在德"、"亲仁善邻"、"分灾恤患"、"偃武修文"、"令万方各安其所"、"以和为贵"以及"推诚布信"等思想,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乃至中国思想史的宝贵财富,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有的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把其他少数民族当作炮灰、利用战争削弱其他少数民族势力以及希望少数民族之间不断争斗北魏从中获利等思想,是应当彻底抛弃的历史糟粕.     

聂士成部直隶官兵与义和团的矛盾

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因列强的步步紧逼,经历了由剿到抚又变剿的转变.一部分执行清廷命令的官兵尤其是聂士成部在清廷对义和团由剿变抚后仍对义和团实行镇压政策.其中原因既与清廷对义和团的游移不定的政策有关,亦与聂军对义和团的认识有关.     

乾隆帝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乾隆帝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统一中外"、"因俗而治"、"怀柔以德"及"剿抚兼施,以抚为主"四大部分构成。其中"统一中外"是乾隆帝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因俗而治"是乾隆帝民族关系思想的基本方针,"怀柔以德"与"剿抚兼施,以抚为主"是乾隆帝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帝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受传统儒家思想及羁縻之道的影响,又受其祖父、父亲的熏陶,还有他本人对民族关系的认识。乾隆帝民族关系思想对当时及后世的民族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始终怀有反清复明抱负的王夫之,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研究、反思和评论,系统阐述了“不以信义结夷狄”“夷狄相攻,中国之害”“战与和,两用则成,偏用则败”及“和亲无耻”等思想观点。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有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又有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染,也有个人对民族关系的体验,还有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影响。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经验理性和托古论今是王夫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特征。王夫之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时代局限、阶级局限、认识局限以及狭隘性和片面性。     

沈葆桢巡视台湾与他的民本思想

沈葆桢在巡视台湾的过程中,坚持“信民”、“教民”、“利民”,广结民心,团结、教化和依靠台湾少数民族,紧密结合台湾实际,制定和贯彻了以“开山抚番”为中心而展开的加强台防“驱倭抚番”、“教化抚番”、“招垦抚番”等一系列方针,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了传统的民本思想,出色地完成了巡台使命,为保卫台湾,开发和发展台湾经济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科学技术在观察和处理我国民族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

文章从少数民族政治发展问题、少数民族人才队伍素质和结构的变革、少数民族语言发展和运用上的“双语”选择、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及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新内容等四个方面，对科学技术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从而指出科学技术在观察和处理我国民族问题中占有重要地位、起着重要作用     

试论孙吴民族政策

孙吴境内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深刻影响其内政外交,为此,孙吴采取了灵活多变、镇抚相结的民族政策。对山越以高压为主,但孙策与孙权、孙权前期与后期,其政策也不尽相同;对蛮族则根据其地理位置及重要程度采取不同策略;对岭南俚族则以抚为主。其核心目标是掠夺民族人口以增加兵力与劳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