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集体行为中的新结构要素——网络助燃理论探讨

本文从大量群体性事件的经验资料中提炼出网络助燃理论:一方面,网络及其人际传播对集体行为的发生起到组织动员和情绪感染的内部助燃作用,即将集体行为发生的条件和资源不断集聚,这是内聚动员过程;另一方面,网络人际传播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为集体行为寻找合理化依据与舆论支持,即外扩动员过程,它影响媒体报道和政府对集体行为的处理.互联网作为信息的载体和舆论的平台在现代大规模的集体行为的发育和扩散中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结构性条件.     

网络游戏的传播模型建构与传播机制分析——基于大型角色扮演类网络游戏

网络游戏传播包含有五个层次:传播者到游戏者的大众传播,传播者与游戏者之间的类组织传播,游戏者基于游戏平台的组织传播,游戏者之间的类人际传播,游戏者与自身虚拟角色的类自我传播关系。通过建构一个网络游戏复合传播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对网络游戏的传播机制进行分析,可知网络游戏传播具有两个特点:(1)网络游戏传播是一种隐形的大众传播方式,其传播的单向性隐藏于基于游戏平台发生的类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以及类人内传播之中。(2)游戏者通过游戏平台的虚拟实践与媒介体验,自愿"被迫"接受传播者的文化符号、文化内容与文化观念,并在某种程度上内化为真实自我与真实行为。     

功能局限、关系嬗变与本体反思：人机传播视域下ChatGPT的应用探讨

文章基于功能、关系与本体的HMC研究框架，对ChatGPT的应用及影响进行反思与探讨。从功能维度看，ChatGPT以“拟人际传播”的形态发挥部分人际传播功能，却无法替代人际交流，其可以无限靠近“拟人化表象”,但仍具有不可克服的固化模式与不可控偏向的风险。从关系维度看，ChatGPT生成的人机关系类型能够提供人际传播无法达成的使用满足，也将扩大伦理风险；AI的社会行动者属性仅存在于现象层面，与人类行动者具有本质差别，人机传播并不能真正实现主体间关系；人机传播对平台的赋权将加剧数字隐私风险和对用户的控制力，形成“人—AI—平台”三者间的多向控制关系；人机传播以及更大范围的智能传播生态正在构建全新的网络传播逻辑，预示着未来社交媒体文化的终结与连接逻辑的嬗变。从本体维度看，逐渐走向通用人工智能的ChatGPT要求对人的价值在哲学层面进行重思，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人与机器将走上双向影响、边界消融、互为尺度的未来。     

试论人际传播中主持人的沟通能力

人际传播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是社会生活中最直观、最丰富的传播现象。电视谈话节目是在正常状态下,以面对面人际传播的方式,通过电视媒介进行大众传播活动的一种节目形态,其追求的是以人际传播形式完成大众传播活动。倾听构成主持人与嘉宾、观众沟通的前提,表述说明主持人要有话语权,善解人意是指主持人对嘉宾的尊重和节目中体现的人文关怀。     

政府传播中新闻发布渠道的多元化问题

在政府传播视野中,政府作为传播者,凭借权威的、独特的社会管理者和国家意志执行者的身份,独占核心信息资源,对信息进行把关、整理和开发利用,期望达到对内推行政策,形成一致的目标和态度;对外塑造政府形象,与受众沟通,依据反馈信息调整政策。从完善政府传播效果出发,新闻发布渠道势必要以组织传播为主导,融合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以高度整合的多元传播渠道,改变以往单向的、缺乏信息反馈、忽略非组织传播渠道的状况。     

网络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关系辨析

网络传播与大众传播既有密切的关联,又有迥然不同的地方。本文从传播技术和手段、社会功能、媒介发展等三个角度作了系统分析,说明网络传播的整合性和创新性。网络传播既包含了大众传播的特性,又包含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的特点和形式。网络传播是对以往各种传播方式的汇聚融合和创新,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最新科技成果,是一种崭新的传播方式。     

黄庭坚诗歌传播与接受的互动

黄庭坚诗歌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四种类型。单篇作品的酬唱、赠答和书籍的借阅、传抄是一种经由交换渠道的人际传播,集本的编刻、买卖是一种经由市场渠道的商业传播,它们都通过不同的方式与诗歌接受发生密切的互动关系。而诗歌选评、诗话则兼有人际传播和商业传播的特征,其本身就是诗歌传播与接受的统一体。     

政治传播中微博动员的作用机理

微博是当今政治传播中适用于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其发生机理源于微博自身的传播特征在政治传播中的有机运用.微博动员的行动逻辑是:引导、组织与促成集体行动的发生,通过有效的社会动员唤起大众采取一致行动.微博动员的目标必须通过沟通达成,对话是沟通得以实现的手段.     

网络人际传播及其对网民知行特征的影响

网络平台包含着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传播形式。网络交流沟通类应用形式的出现集中代表了“面对面”人际传播方式在网络世界中的移植和复制。网络人际传播应用是互联网介入真实生活的重要渠道．这种方式正深刻改变着现实中人的思维特征和行为模式，集中呈现出“思维碎片化”、“信息自我暴露”、“时间自由选择”、“关注议题公共性”等一系列新变化。     

浅谈电视谈话节目中主持人的倾听艺术

电视谈话节目以面对面人际传播的方式,通过电视媒介进行大众传播活动的一种节目形态,其追求的是以人际传播形式完成大众传播活动。在谈话现场,人际交流与沟通的效果直接决定着大众传播的效果。谈话节目主持人理所当然要利用电视传播这一人际交流的优势,使主持人、采访对象、受众完成思想的沟通和情感的交流,让节目更具有亲和力,让受众更有参与意识。而要使采访活动取得这样的良好效果,就必须特别注重采访过程中的倾听这一基本环节。电视谈话节目通过人际传播来实现大众传播,所以人际之间交谈中倾听的特点在谈话节目中出现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中国转型期地方庇荫网形成的制度因素

某些地方基层组织中出现的庇荫网模式与以下三个制度因素有关。首先,是上下级之间“恩主—受庇人”的庇护制关系。其次,是部分地方官员与黑恶势力之间的互生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寄生性。这种关系使一些当权者可以在完全摆脱正式制度约束的条件下,实现权力的极端个人化。第三,地方司法系统受某些地方政府官员支配控制的人事组织结构,致使地方官员的违法行为受到地方司法官员的司法庇护。这三种制度性因素,是中国特色的“地方苏丹化”的结构性基础。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在制度创新方面作出重大努力,这种以庇荫网为基础的类苏丹化的地方政治顽症就很难根本铲除。     

社会治理视域下政党组织变革研究

现代社会治理要求政党必须进行适应性的组织变革.在组织理念上,要实现从二元对立向多元共存的转换;在行动逻辑上,要实现从超越制度向制度约束的转换;在组织功能上,要实现从社会动员向社会整合的转换;同时,要建构适应目标与功能转换的组织体系.应对变革,执政党面临着超越革命价值观、重新配置权力以及"透支"合法性资源等诸多挑战.     

从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策略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组织传播策略,依靠文件、开会、口号和广播等路径,将国家意志传递到乡村,从而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普及,大众传播已经成为国家整合乡村社会、开展乡村治理的主要策略.相对于组织传播而言,大众传播是一种“软性”治理策略,并且建构了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三角”关系,容易形成乡村社会博弈力量的均衡,有利于趋向乡村善治.     

屈原作品韩国传播考

屈原作品韩国传播信源有《昭明文选》、《史记》和楚地移民。屈原作品在韩国传播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文人雅好,师法屈骚;二是机构研究,教育倡导。传播的主要方式有三：一是诵读、讲解（口头传播）;二是绍骚、拟作（文字传播）;三是翻译、评论（文字传播）。屈原作品韩国传播版本有：韩国影印北宋《奎章阁所藏六臣注文选》刊本,朱熹《楚辞集注》李齐贤家藏本,等：     

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对隐缠序的解构之解构

组织创新作为复杂性研究中一个极为核心的问题受到普遍关注,而要弄清组织如何创新就必须厘清一个十分关键的中间环节,这便是组织中的有序通过什么因素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方式得以促成其在组织层级演化过程中的传递从而导致组织的不断创新的。其实,包含于组织中的无序在组织中对有序的传递起了关键性作用,正是因为这种传递,使得有序在延续原有基本结构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适应性改变,从而导致了组织的创新。     

层级制:存续抑或终结

层级制是人类管理史上一种高效率的组织形式,但由于其包含着组织利益与个体利益、平等与等级、自由与依赖、稳定结构与环境变化等内在理念的冲突,以及现实中独断的领导方式,信息沟通不畅通等痼疾,将会为一种民主、平等、自我管理的网络型的理想组织体系所替代,然而,这种替代性方案必须在一定情景之下才能实现。纵观我国管理界,层级组织仍然是主要模式,如何推进我国组织体制的变革,始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通过对层级制组织的分析,希望为我国组织体制的变革提供理论支撑。     

从技术角度对企业内部组织演进的考察

用规模经济、分工经济、合作经济和交易费用的节约解释组织的存在 ,用自然选择模型揭示技术变迁对组织演进的影响 ,可以提供观察组织演进的新角度。用合作经济解释团队组织的存在是一种创新。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 ,规模经济、分工经济、合作经济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同。技术与组织结构匹配 ,获得规模经济、分工经济和合作经济 ,节约交易费用 ,提高组织运行效率 ,是组织设计和再造过程追求的目标     

社会动员的变迁及内在机制——以公益献血的动员研究为例

自1998年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以来,中国公益献血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往学界往往将这种进步归因于社会体制、政府管理能力、组织结构或者献血者素质的变化,这些解释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献血事业的特色和经验,但其视角却局限于过大、偏和弊。社会动员机制也可以作为公益献血事业进步的一个解释维度。针对献血的社会动员经历了政治动员、物质动员和主体动员的阶段性过渡和有效衔接;在献血动员变迁的过程中伴随着动员意义的建构。公益献血进步的探讨,不仅能反观社会动员的变迁,而且管窥了社会动员变迁背后的社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