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分配视阈下慈善捐赠监督与管理研究

慈善捐赠居于整个慈善事业的核心环节,也是第三次分配作用发挥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慈善捐赠数量稳步增长,但占GDP比例和人均捐赠金额较低;慈善捐赠以现金和有价证券为主,物资捐赠不断增长;企业依然是慈善捐赠的主力,社会公众捐赠逐渐提升;基金会、慈善会以及政府部门为慈善捐赠的主要接收方。从资金流向上看,70%的捐赠流向了教育、扶贫与发展和医疗健康领域,74%的捐赠流向北京、广东等省份。上述现象折射出慈善捐赠意识不浓厚、慈善捐赠制度不通畅、慈善捐赠分配不科学、慈善捐赠使用不透明以及慈善捐赠监管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应努力营造人人慈善的良好氛围,加大税收政策优惠力度,完善慈善捐赠法律法规以加强慈善捐赠使用审查,推动慈善捐赠公开透明,以便尽快完善以慈善捐赠为主要内容的慈善治理体系。     

企业慈善行为、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构建既体现效率又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第三次分配作为一、二次分配的补充,在新发展阶段大有可为。文章基于企业慈善行为探讨了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逻辑、内生动因、激励机制及模式升级。首先阐明了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逻辑,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第三次分配是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围绕企业慈善行为进行市场因素、政府因素及利他因素下的内生动因进行剖析,并基于共同富裕目标提出“生产—人人参与”“消费—扩大内需”和“分配—人人共享”三位一体的企业慈善激励机制。对比分析传统的非生产性捐赠模式与升级的生产性共同富裕基金模式,提出企业慈善行为的升级模式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的表现形式。     

第三次分配如何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多维检视与实践向度

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第三次分配在农村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制度体系的重要方面。农村虽然一直是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第三次分配的重要目标领域，但存在的问题亦较明显。在总量维度，农村慈善捐赠资源数量有限；在结构维度，农民精神生活富裕短板突出；在动力维度，农村志愿服务动力明显不足；在环境维度，农村公益慈善文化氛围淡薄。尽管第三次分配依靠的是民间的“自觉自愿”行动，但是这种“自觉自愿”行动也需要一定的制度设计进行激发。以第三次分配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应落实慈善捐赠激励机制扩大农村公益慈善资源，建立精神生活富裕促进机制弥补农村富裕短板，塑造志愿服务成长机制增强志愿服务动力，加强慈善文化引领机制优化农村公益慈善环境。     

道德合法性、区域同构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采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组织外部环境所产生的制度压力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以及企业可见性与盈利能力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水平正向影响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企业的可见性和盈利能力显著影响调节区域慈善捐赠和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结论表明,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活动会形成区域道德合法性标准和区域同构的制度压力,从而驱动企业从众于区域内的其他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和捐赠水平;同时企业所处区域慈善捐赠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关系会随着企业可见性和盈利能力的提高而显著增强,因为公众对高可见性或高盈利能力的企业会有更高的道德合法性的期望和压力,企业为了获得这种道德合法性和缓解这种制度压力,会更愿意满足区域慈善捐赠所形成的道德合法性标准。     

税收减免对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

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之后的“第三次社会大分配”。近年来,我国的慈善事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与当代社会对慈善事业的要求仍存有相当差距。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杠杆,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现阶段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较低,税收对公司捐赠收益一成本和捐赠选择的影响为公司做出捐赠决定提供了参考,期望通过完善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来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引导鼓励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充分发挥慈善组织在公共领域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作用。     

教育影响幸福吗?——基于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年我国问卷调查的经验数据,通过构建教育与主观幸福感的有序概率模型,检验教育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教育与公众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收入对公众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绝对收入的效果明显弱于相对收入;传导途径出现多元化,且各传导变量效果不一,教育通过非经济因素的传导效应明显更强。因此,为了更好地提升公众主观幸福感,政府应该加大教育投资力度,降低私人的投资成本,让教育成为居民改善收入水平、实现社会阶层跨越、提升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构建和谐社会呼唤以NGO为功能载体的第三次分配

加速转型期中国社会呼唤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N G O建立在志愿性的基础上,以募集、自愿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的分配,它依靠“精神力量”,奉行“道德原则”。以N G O为功能载体的第三次分配与构建和谐社会在目标上是一致的,而发展以N G O为功能载体的第三次分配需要法律、制度支持和公民社会意识的培养。     

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消费者响应——基于江苏消费者的问卷调查

文章通过情境模拟实验,考察消费者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评价,并研究消费者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响应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与慈善捐赠等不同的社会责任表现有着明显不同的评价,食品安全和慈善捐赠对消费者评价有显著的交互效应。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响应程度有明显差异,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地区差异对消费者响应程度具有调节作用。食品企业应处理好不同社会责任行为的关系,积极关注消费者对社会责任做出的响应,结合消费者特点和类型,合理开展社会责任活动。     

论“回归生活世界”理念下的慈善教育

作为与道德教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慈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是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自然延伸，也是现代慈善发展对慈善教育提出的内在要求。慈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回归真实的、客观存在的生活世界，回归人们生活其中的赋予生活以价值和意义的生活世界，以及使人们建立精神储备和实践养成的未来生活世界。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回归生活世界的慈善教育首先要通过家长的言传身教来实现，还可以采用“移情”的启发式教育、互动式的参与等方式。面对孩子的慈善文化反哺，家长应该积极回应。把慈善教育纳入家庭教育，需要家长的慈善自觉，需要慈善组织的积极作为，以及全社会关心支持慈善教育的合力。在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同辈群体的影响开始凸显。对慈善捐赠的研究发现，同辈群体不但影响人们是否捐赠，而且影响到捐赠额的大小。慈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就需要合理利用同辈群体对人的影响，通过同辈群体的相互激励促进慈善教育。这种激励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发挥好同辈群体在慈善教育中的激励作用，学校、家长和社会必须对青少年进行正向引导。     

为第三次分配正名——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共同富裕

第三次分配不仅能弥补前两次分配的不足,而且对实现共同富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次分配的实施却因社会各界的质疑和误解面临诸多困扰。因此,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第三次分配正名,以回应群众关切,并对其实施路径加以优化：一是坚持自愿原则,通过提高人民群众的财智水平以扩大参与主体的范围、完善慈善捐赠相关税收激励政策,发挥声誉效应并给予参与主体精神荣誉;二是明确公益慈善组织的定位与规则,提高服务人民群众的水平,满足人民群众与时俱进的诉求;三是形成互助的友善气氛,最终实现捐赠者的社会认同和受助群体自立自强,促进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裕。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公信力缺失的原因及防范

一、问题的提出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是指慈善组织获取公众信任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慈善组织行为能力的积淀,体现了慈善组织的理念、诚信和具体服务的程度。同时,它也是公众对慈善组织的评价,反映着公众对慈善组织的满意度和信任度。①作为一种社会信任系统,作为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作为民众信任程度的重要评价指标,公信力已经成为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慈善事业发展中慈善组织能否公开透明运转,慈善组织内部的廉洁与否,其成员的社会声誉如何,都将关系到捐助者的精神满足程度,进而对慈善行为     

我国企业战略性慈善实施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增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尤其是慈善捐赠的行为屡见不鲜,在社会救济等公益事业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是,我国企业的慈善多数属于反应性慈善,战略性慈善并不多见。企业战略性慈善是企业通过捐赠等方式,旨在追求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而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慈善行为。企业战略性慈善是企业经营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制约我国企业战略性慈善实施的因素主要有企业自身和社会环境两方面的因素,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进企业战略性慈善,实现企业效益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共赢。     

近30年我国第三次分配研究的总体趋势与热点问题分析

作为我国基本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次分配对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梳理1992—2022年间CNKI数据库中426篇有关第三次分配研究的文献，对其进行关键词共现、聚类、突现性分析。研究发现：第三次分配先后经历三个时期，分别是审视分配不公的概念启蒙期、推动行业发展的制度探索期和助力共同富裕的热点爆发期；现有文献已形成第三次分配的生成逻辑、内在动力、外在表现和积极影响四大研究板块，板块间存在紧密的理论联系；近年来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慈善事业、税收政策的关系成为热点议题，出现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实践机制、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健康发展、鼓励第三次分配创造价值等研究趋势。过往研究仍存在现实观照不够、偏重理论演绎和视角过于宏观三大不足，未来应围绕完善顶层设计、构建理论框架、鼓励个人捐赠、激发志愿服务、促进商业向善和赋能慈善组织展开研究。     

面向共同富裕的第三次分配：机理、条件及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而第三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第三次分配主要是社会力量、企业等行为主体在软约束作用和真实意思表达基础上，按照制度规章对合法财产、物品及服务采用无偿供给等公益手段重新配置，以期扩大慈善效益，助力共同富裕的分配方式，具有社会性、自发性、道德性和补充性特征。共同富裕至少包含全民共富、全面富裕、共建共富和逐步共富多重维度，以上述多重维度为基准，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耦合主要表现在第三次分配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丰富精神文化、吸纳社会参与和先富带动后富，契合共同富裕核心要义。面向共同富裕发展第三次分配需要实现主体、环境、规则、对象等要素条件的协调，因为第三次分配是分配主体在环境和规则作用下与分配对象有机互动的过程。未来需要不断壮大第三次分配主体的数量规模，塑造慈善主导的第三次分配文化，强化第三次分配的制度体系建设，激发第三次分配对象的内生动力。     

公共治理环境下数字化对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

舆情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对舆情治理效率的提高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测算舆情治理效率、数字化评价得分，构建基准回归模型、调节效应模型，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及工具变量法等，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及市场化程度、媒体监督、受教育水平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正向影响舆情治理效率。市场化程度、媒体监督及受教育水平均在数字化对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与西部省级行政区相比，东部省级行政区、中部省级行政区数字化对舆情治理效率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市场化程度、媒体监督及受教育水平在数字化对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过程中的正向调节效应更显著。因此，我国应高质量地推进数字化发展，充分发挥数字化的舆情治理效应，积极提升公共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居民慈善捐赠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五大城市的调查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我国居民的人均慈善捐赠有所增加;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通过对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居民80%以上都曾经向慈善组织进行过捐赠,其中超过六成的人是自愿捐赠的。回归分析显示,居民的慈善认知、利他主义观念、税收减免、居民对慈善组织的关注等因素会影响到人们对慈善组织的捐赠;利他主义观念、税收减免、对慈善组织的关注、普遍信任程度、捐赠后是否获得收据和信息反馈等会影响到居民的自愿捐赠。     

义、利与爱:企业家慈善行为的伦理考察

中国企业家的成长重塑了中国的慈善事业.企业家的慈善行为从根本上说,出于他们的伦理动机.在当代社会,慈善行为作为企业整体行为的一部分,对企业的营销、企业形象的培育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是企业的总体的追求利益行为的一部分.这是企业家慈善动机的利的部分.在现代社会中,企业家在社会责任心的驱动下,以回报社会为目标,受"纯粹利他"的自我实现动机推动,这是企业家慈善动机的义的部分.现代慈善文化还受儒家以"仁爱"核心的慈善传统的影响,企业家慈善行为也可在中国伦理传统中找到思想基源.     

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机理与中国经验

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主要是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在居民部门分配的比例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能力（可支配收入水平），通过影响社会的消费倾向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需求；同样的，主要通过影响居民消费规模和GDP（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率。由于居民消费和GDP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会有不同。若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规模表现出正向影响，且劳动收入占比对GDP的影响不显著，则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一定表现出正向的影响。中国经验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是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提升的一大重要因素。劳动收入占比上升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促进效应不是因为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正向推动，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正相关关系显著是由劳动收入占比对GDP表现出负向影响引致的。在推进功能性分配结构优化的同时应有效地发挥劳动收入占比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促进效应。     

论慈善捐赠第三方监督——兼评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

第三方监督是慈善捐赠外部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同于其他监督的独立性、专业性特征,在慈善捐赠监督中具有重要的法律地位。鉴于我国第三方监督缺乏法律保障、干预过多、独立性难以保证以及第三方监督机构权责不明确的现状,有必要全面加以解决,在慈善法规中明确规定第三方监督制度,立法上保证第三方监督的独立地位,完善第三方监督的职责和权利。     

期望还是资本：中国社会保障满意度状况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从资本和期望两个角度对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三项社会保障状况满意度的影响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收入和房产、受教育程度、信任和社会参与对低保、就业保障状况满意度均有正向作用，而受教育程度对于养老保障状况满意度有正向作用。资本理论比期望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社会保障满意度，同时资本对在保和不在保两类群体社会保障满意度的作用机理有明显差异。对于没有参加低保和失业保险的人而言，三类资本均有显著正向作用。对于参加了低保和失业保险的人而言，只有社会资本仍然发挥显著正向作用。对于参加了养老保险的人来说，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均有显著正向作用。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来说，社会资本却有显著负向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