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周易》的通变思想、邹衍的"五德"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周易》的通变思想是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哲理基础,为其解说历史的重要思想依据;邹衍"五德"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记》所构建的五帝、三王和秦汉历史系统采纳了"五德"说,同时《史记》宣扬的革命思想也符合"五德"相胜之义;董仲舒"三统"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包括《史记》受"民皇帝王"论的影响而创立五帝、三王古史系统、以"三道"循环变易来解说三代的历史、以"三正"循环而倡导汉朝"行夏之时"和强调变道的历史发展观等四个方面。     

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

有关孙复的研究多集中于舍传求经的方面,忽略了继承三传的方面。其实,孙复的《春秋》学与《公羊》关系密切。他认为孔子作六经为万世立法,且推崇董仲舒、批评刘歆。他的《春秋尊王发微》在方法上继承了《公羊》学重义略事、属辞比事、以例言经的思路;思想上继承了《公羊》尊王、恶盟、天人感应、讥世卿等思想,改造了《公羊》君臣之分与三世说。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启发对宋代《春秋》学、历代《公羊》学书写的进一步思考。     

董仲舒的宗天政治学及其理论渊源

《汉书·五行志》:“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这一评述是客观的。自从董仲舒征用阴阳家言解说《春秋》,才使《春秋》政治范畴的微言大义兼有了神性哲学的内容,并使这种“宗天神学”(周继旨说)在中世纪思想史上盘踞了正宗合法地位。董仲舒鼓倡“天人感应”的天道观,把自然之“天”与哲理之“天”,神灵之“天”冶为一炉,铸造了一个神学目的论的宇宙图式,使父权、皇权、神权三位一体,为汉武帝及其后的统治阶级的“德治主义”觅取了神学的证件,点染了皇天的圣油,从而完成了古代维新路线之氏族残余的天命观在中世纪得以复活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庄存与的经学思想

庄存与的经学虽以《公羊》学为主,但又具有以六经为宗,不守门户;专明大义,不重微言,以求致用的两大特点。而他所言大义包括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与形而下的政治层面,最为接近董仲舒的学说。     

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思想研究

天人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问题之一,汉代哲学就是围绕天人问题展开的。董仲舒以"天"为本,运用阴阳五行说使"天"与"人"建立起同类相感、相应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成为汉代"大一统"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在中国传统天人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论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历史秩序论,是汉代公羊学的一种重要学说。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最先从《春秋》“王正月”推论出“大一统”之义;西汉公羊先师董仲舒沿袭《公羊传》的思维路径,宣扬了立元正始和王者独尊的思想;东汉公羊巨子何休则不但对蕴含“大一统”之义的公羊学“五始”说作了系统阐发,而且还别开生面地将公羊学“张三世”说与“异内外”说相结合,从而提出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民族一统思想。     

从眭弘之死看儒学与政治的关系

该文通过眭弘之死引申出了关于经学和纬学的讨论。经学实为刘汉政权寻求政治合法性而产生,而纬学则以历史的遗绪为其补充。经学确立了中国皇权的意识形态系统,其与皇权之间既紧密又疏离,构成了相当复杂的思想面相。     

论实存与本质关系的历史性倒转——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重点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创作是缘于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所面临的思想困境,当马克思认识到自己所敬信的黑格尔关于理性国家观的本质与社会实存相矛盾时,他在研究国家的历史中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国家法进行了批驳。马克思在文本中把政治国家理念产生现实市民社会的不当关系倒转过来,在批驳中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中存在与本质关系的颠覆与创新,最终得出抽象的政治国家决定于市民社会的独创性观点,并指出只有在市民社会的发展中实行超越资产阶级政治的"真正的民主制",才能克服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现实矛盾而使二者达到同一。这一颠覆性的认识变革是马克思观念形成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宋翔凤公羊学说述微

宋翔凤以为,孔子受命为素王,述《易》、《春秋》之“微言”, “微言”著见于群经之中,更集中体现于《论语》,故宋氏借诠释《论语》而申述《公羊》之张三世、通三统诸义。其三世说在三世异辞与三世进化的基础上特重太平世,以为孔子作《春秋》是为致太平,然不同于传统公羊家“文致太平”之说,而以太平世为实际,已然背离了《公羊》张三世说的基本内涵与意义。其论通三统,虽貌似沿承旧说,但又局限在礼制上说三统,这事实上完全取消了两汉公羊家通三统说中“以《春秋》当新王”这一最核心的观念。故宋氏之公羊学虽不乏有独到创见,但从另一面讲则颇失《公羊》本意。     

论董仲舒的三大历史解释模式

董仲舒的历史解释活动中包含着三大模式:配景模式、合理性解释模式和法则解释模式.三大模式源自于孔子、孟子等人的思想,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强调历史事件的道德意义、历史人物的道德动因,以及从历史中演绎出来的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法则,为他的政治哲学作论证,这表明,董仲舒研究历史的范式是"以史为经",历史哲学,不过是他进入政治哲学的一块踏脚石.     

董仲舒与汉代天道信仰的重建

从商周到秦汉之际 ,天道信仰是在不断变化的 ,总的趋势是天道信仰的消解及与之相伴随的王权的衰落。董仲舒以新的“话语”形式 ,论证天人感应的原理 ,在新的层面上重建天道信仰。董仲舒重建天道信仰带有一定的“神道设教”的性质 ,在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封建统治 ,为现实服务。董仲舒的天道观念 ,落脚点在于维护君权与制约君权 ,是对儒家思想的复归 ,或者可以说加强了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董仲舒重建天道信仰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自觉选择 ,是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的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思想文化上的倒退。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构境论历史思维研究

文本解读应坚持返本与开新交互观照、相互发明的态度。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世界化与世界哲学化"相统一思想,突破了黑格尔以理性观念宰制人类历史的形而上学范式,凸显了世界历史与哲学观念相反相成本性;消解了观念论历史思维的独白调式,澄明了人类社会历史生发的互化构境本质;《博文》构境论历史思维可以说是马克思历史科学思维的理论基点。     

春秋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及其特征

春秋公羊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自战国起至东汉末共历五、六百年,明显地经过了三个阶段:由《公羊传》奠定了基础;董仲舒《春秋繁露》构建了理论体系;至何休达到对公羊学派义法比较完备的总结。如此世代努力,构建起公羊学说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政治历史哲学,并成为今文学派的中坚。与重史实、重训诂的古文经学派相比较,公羊学说突出地具有三项基本特征:一为政治性;二为变易性;三为解释性。     

西汉政治变迁与《春秋》三传影响的消长

由于《公羊》学者对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匈奴等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对西汉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证明,从而使《公羊》学成为显学。但汉武帝的霸道策略却很快与《公羊》学派的王道理想产生了矛盾。到汉昭帝时,《公羊》学说已经成为盐铁会议上抨击时政者的依据。汉宣帝即位后"霸王道杂之"的政风,使以《公羊》学为依据的批评之声不断上升,致使汉宣帝试图扶持相对平实的《谷梁》学来抵消《公羊》学的不利影响。其后《谷梁》学的影响仍不能与《公羊》学相抗衡,《公羊》学不利于西汉统治的一面依然继续,建平元年汉哀帝支持刘歆倡立《左传》的政治举措旨在从意识形态上挽救西汉江山。     

清代公羊学的奠基人——刘逢禄

刘逢禄撰《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接续汉代董仲舒和何休之公羊统绪,系统总结公羊义例,重启今古文之争,推动以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成为晚清学术主流。他对公羊学的总结与阐发,奠定了清代公羊学的基础;对公羊学变革改制理论的挖掘,确立了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方向。     

董仲舒与汉代易学

董仲舒与汉代易学张涛董仲舒是汉代著名思想家、经学大师,精于《春秋》之学,是公羊学派的代表人物。据现有资料,董仲舒似不曾专门研究《周易》和易学。但是,董仲舒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又是与取资、借鉴易学研究成果分不开的,而在汉代易学发展史上,董学的影子也...     

现实的“人”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向度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起源于对人的再认识。经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系统地提出了唯物史观学说。其中,"现实的个人"的思想乃是其唯物史观的现实前提,它直接涉及到历史的真正主体以及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逻辑起点等问题,并且要求与马克思有关"社会化的人"及"人类社会"等思想本质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的理解,方能说明马克思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了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的抽象历史观,并真正创立了唯物史观。     

董仲舒“太平”理想社会的理论建构

先秦时期儒道两家都提出了"致太平"的思想,都把"天下太平"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但此时的"太平"社会理想还处于萌芽时期,"太平"思想主要还是一种"太平"观念,还没有提升为系统的"太平"社会理想。到了汉代,董仲舒以公羊学为基础,融合了秦汉之时的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思想,建构了独特的"太平"理想社会体系。董仲舒还提出以"奉天法古"和实行王道政治来达致"太平"。经过董仲舒和汉武帝的努力,"太平"社会理想上升为官方的政治理想。"太平"社会理想的提出对汉代社会发展有着指引作用,同时"太平"社会理想也塑造着汉朝政权的合法性,对现实政治有着批判和矫正功能。"太平"社会理想深刻影响到现实政治的发展,对政教关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贤良文学与董仲舒经济思想之歧异

贤良文学与董仲舒的经济思想有较大歧异。董仲舒是集权政治的拥护者 ,力主中央从经济上集权 ;贤良文学是地方势力的代言人 ,主张相对活跃的商品经济。这种歧异与当时统治阶级从尊崇《公羊春秋》到尊崇《谷梁春秋》是一致的。     

《老子》首章演绎:道言、有无、道物之辨

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十多年间,康有为致力于探究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聚焦先秦诸子。康有为提及的汉唐人物并不多,却对这一时期的董仲舒倍加关注。事实上,康有为不仅多次讲到董仲舒,而且作《春秋董氏学》对董仲舒的思想予以阐发。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思想阐发表面看是对董仲舒的推崇,实则是借助《春秋》发挥孔子思想的微言大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透视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既有助于整体把握康有为对董仲舒的审视和评价,又有助于体悟康有为的孔学观和董仲舒在近代哲学中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