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视域融合”的视角来看朱熹对“四书”的解释

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历史学的基础也是解释学."由于人的历史性,人对文本的理解总是包含着历史的中介,文本也有自己的历史"视域".而理解、解释就是经验这两种"视域"的融合,通过"视域"的融合来扬弃两种"视域"的矛盾和差异.文本的意义不是由作者决定的,而是由处于不同境遇之中的读者和文本的互相作用所决定的,"视域"的融合是对原有"视域"特殊性的扬弃,其结果会形成一种新的、更大的"视域",而这种"视域"又会成为更大一轮的理解的出发点.本文旨在通过考察朱熹对"四书"的解释来证明体现伽达默尔大师的"视域融合"思想.     

论胡适的文化解释学

胡适的文化(文献)解释学不仅提出了几种解释传统文化(文献)的方法,而且提出两种解释学的循环:文本本义与引申义的互动,用传统解释现代和用现代解释传统的互动。胡适科学解释方法新范式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登场,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新途径:它预示着一种解释学的转向,是对传统解释学的超越。     

解释学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解释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和拓展了人们对思想及其文本的理解,解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勾连在所难免。在学术和思想解放的当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多维理解已然成为事实。但解释学不是套语,不是标签,更不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解释学功效的生发只能依靠解释的对象而非自身。理论解释不是个人私密化的阐释。从哈姆雷特式的解读到臆造两个马克思再到彻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解释学的旗号下已面目全非。在这股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学的诠释思潮中,我们不经要问:如何理解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什么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     

解释学的逻各斯与道的解释学——中西解释学的差异根源

中国的"道"与西方的"逻各斯"是理解中西思想的核心概念,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导致中西解释学在基本方向上的不同。解释学发源于希腊宗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神学。在西方解释学中总是通向对外在性的目标,对外在对象的理解。西方解释学是以逻各斯为中心。相比较而言,中国的道具有内在性。中国思想的解释更重视个人通过体验的领悟,对经典的解释需要一种追体验的功夫。这也说明对中国思想的哲学体系化的阐释架构往往远离其自身。     

历史唯物主义与解释学

在解释学与哲学的现代发展中,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从狄尔泰开始的解释学的哲学化与哲学的解释学化,这是解释学的越界和哲学的唯心主义化;二是从伽达默尔开始的解释学的主观主义化.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后现代主义"解释学,是当代的主流解释学,在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发生重要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从哲学解释学的主观主义解释学立场出发来反思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从哲学解释学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立场出发采反思社会历史问题,有意无意地消解、否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了防止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消解、否定,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重建解释学,用正确的解释学观点来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同时要把解释学和哲学区别开采,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学化,不是在解释学的视野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反思社会历史问题.     

从解释学视角看马克思文本研究--兼评解读马克思的两种学术取向

本文从解释学视角出发 ,分析和评论了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两种学术取向。通过对文本研究中“解释学处境”的揭示 ,否定了“以文本为本位”研究的可行性 ;基于对文本意义客观性和解释合理性的澄明 ,为马克思文本解释的有效性原则作了辩护 ;认为应该从“返本”与“开新”的互动循环中去把握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意义     

西方现代解释学与中国古典解释学之比较

西方现代解释学发源于古代的文献学和神学释义学.这种学问与中国古代为经学做解释工作的训诂学和文献学极其相似,两者有许多共同特征.在此意义上,训诂学和文献学可以视作中国古典解释学的基本形态.西方现代解释学强调对可能性的理解,中国古典解释学强调对现实性的理解,通过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过渡,两种解释学的发展呈现出趋同性.     

“理解的历史性”与相对主义--论伽达默尔“历史性的解释学”对相对主义的超越

贝蒂与赫施立足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认为伽达默尔因强调理解的历史性而陷入了相对主义困境。伽达默尔则立足于生存论存在论的解释学模式，描述了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理解现象得以可能的条件。解释学意义上的“事情本身”制约着理解与解释的限度，使“不同的理解”不等于任意的理解；解释学真理超出了科学方法论的控制范围，使解释者在视域融合中，倾听文本所传达的内容和真理。正是这两方面确保了伽达默尔“历史性的解释学”非但没有陷入相对主义，而且一直走在克服乃至超越相对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路上。     

关于理解的“真理性”的几个问题

"理解"作为对事物的认识,是认识论的研究对象,对理解的真理性的探讨,是在认识论的视野中的探讨。"理解"作为对文本意义的把握,是解释学的研究对象,对理解真理性的探讨是在解释学的视野中的探讨。解释学与认识论是不同的学科,是不同的视野,在不同的学科视野中,"理解的真理性"有不同的意义。在解释学的视野中,"理解的真理性"问题有:解释学是否应关注理解的真理性?理解是否具有真理性即理解是否有正确与错误?衡量、检验理解真理性的标准是什么?解释学作为对文本意义理解的研究,应当关注理解的真理性问题。理解的真理性,就是理解的正确性,理解与文本意义的同一性。人类全部理解实践证明,正确理解是可能的,误解也是存在的。检验理解正确与否的标准只能是作为理解对象的文本或文本的意义。     

中国早期解释学:《易传》解释学的三个转向

《易传》是一部解释学著作。"唯变所适"、"见仁见知"是《易传》依据"道"提出的解释学原则。道与人有相同属性,这是解释发生的关键;人性偏离了道的属性而呈现出缺失,则是人理解和解释道的真正动因。解释始于感,人感通《周易》以显三才之道,这是《易传》解释学的终极目标。就释道而言,道的意义是确定的、清晰的、抽象的,但道又是不确定的,表现为道在现实中的多样性和变动性。道的特性为解释者提供了广阔无限的解释和认知空间。以"唯变所适"和"见仁见知"原则为出发点,《易传》通过解释《周易》文本实现了三个转向:由卜筮解释转向德义解释;由文字解释转向普遍意义解释;由卦爻符号工具性解释转向世界意义及其概念解释。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即有解释学,《易传》解释学既不同于西方早期解释学,也不同于具有严格逻辑体系的现代哲学解释学,有自己独特的路数。     

另一种声音:对解释学的哲学化与哲学的解释学化说"不"

狄尔泰把解释学发展为一种哲学,开始了解释学哲学化的进程。解释学的哲学化同时也是哲学的解释学化。对于这一转变,解释学界和哲学界多表示了肯定性的评价,认为是解释学和哲学的进步。我认为,解释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解释学化是解释学的越界和哲学的退缩与唯心主义化,既不利于解释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哲学的发展。解释学只能作为研究语言文本意义理解的具体学科得到发展,哲学只能作为研究世界观的学科得到发展。     

反对认识论上的本本主义、坚持解释学上的“本本主义”

认识论与解释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视野。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哲学理论,研究认识的对象、源泉、真理性问题等。解释学是关于文本理解的学科,研究理解的对象、源泉、真理性问题等。在认识论的视野中,一切从本本出发、把本本看做认识的源泉和真理性标准的本本主义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认识理论,必须反对。在解释学的视野中,一切从本本出发、把本本看做理解的源泉和真理性标准的本本主义,是一种客观主义的解释学理论,应当坚持。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在提出者的本来意义上,是一个解释学的命题,表现了解释学上的本本主义而不是认识论上的本本主义,是一个正确的命题。     

论对文本的理解与对事物的认识的区别——兼论解释学和哲学相互过渡的逻辑通道

在解释学和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解释学与哲学舍一的趋向.解释学与哲学相互过渡的逻辑通道,是把历史看作人的精神作品,看作文本,把历史的内容看作是文本的意义,把对历史的认识看作是对文本意义的理解.解释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解释学化,只有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上才能被建立起来,其中包藏着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哲学观的毒刺.对文本的理解和对事物的认识是本质上不同的两种精神活动.它们有不同的对象、任务、"真理性"问题及"真理性"的标准.而理解和对象、认识和对象的关系也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解释学和哲学相互过渡的逻辑通道是不存在的.我们不能既赞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又去赞同、推进解释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解释学化.     

“知人论世”:作为一种解释学命题的考察

"知人论世"命题隐含了诸多解释学话题。首先它提出了文本、作者、时世三个基本概念;其次对这三个概念在解释中的作用做了初步区分;揭示了文本、身处、时世对于解释的特殊作用及其有限性;主张对此(文本、身处、时世)三个方面同时进行解释才可能获得整全的结论;隐含了怎样处理解释过程中文本与作者、文本与时世的关系等问题。因而这个命题在中国解释学史上具有特殊而重大意义。     

德罗伊森的历史解释学思想评析

在西方解释学的发展历程中,德罗伊森历史解释学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为突出的.作为思考历史科学何以可能,并提出历史科学的方法的历史学家,德罗伊森发展了浪漫主义以来所提出的"理解"概念,历史研究的历史性不仅被意识到而且在历史研究中具有积极意义.历史理解或解释总是从整体到个别,个别到整体,处于无穷的循环之中.虽然其中仍然有黑格尔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影子,但这和伽达默尔后来所提出的"效果历史"和"视域融合"的概念是很接近的.可以说,德罗伊森的历史解释学思想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历史科学的方法论理解,开始包含有本体论的因素.这和20世纪以来解释学的哲学化进程是一致的.     

论伽达默尔解释学中“文本”的存在论含义

海德格尔的“实际性解释学”具有“从生命来把握”的特点和对“实际生活经验”的关切。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在对海德格尔哲学分析与继承中致力于从理解的最源初的可能性进行解释,其对于“文本”的阐释也就包含有“从生命来把握”的特征。文本的意义流动于作者、读者、世界和“文本”之间,“文本”本身具有着间性、生成性、开放性等存在论的特性。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根据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的三大哲学解释学原则,重新分析翻译中的历史性误读、文化过滤和重译三种现象。误读是理解的历史性产物,文化过滤现象则产生于译者视界和作者视界的永远无法融合,而效果历史又为不同时代对同一文本重译提供了解释。     

现象学视野下的中西哲学的解释学特征

周光庆认为,中国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是以意义信仰为最后皈依,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以立足现实不断开拓为显著特征,经过历代哲人学者的努力开拓,与封建专制社会相互作用,常常是相当宏大的.周裕锴指出,乾嘉学派的"语言还原法",在重现和复制文本原意、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方面,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们提出的"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标志着中国传统阐释学最终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严春友则从现象学的视域对中西哲学的两种解释学特征作了分析,认为在中国强解释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形下,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章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毫无必要,而且也不应该,倒是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值得我们去学习,它或许可以治疗人们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李清良鉴于对中西阐释理论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指出中国的阐释学研究如果不是从自己的时代问题出发,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从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切入中外阐释理论的研究,可能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条思路.     

解释学理论中的实践解释学转向

解释学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方法论还是本体论、历史的解释学还是方法论的、批判的解释学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解释者和解释对象之间的关系究竟是"隶属的"还是"疏异的",如果是"隶属的",那么解释学理论就应该是历史的、本体论的;反之,解释学就应该是批判的、方法论的.这些争论反映了对解释学理论理解的浪漫主义传统和启蒙主义传统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的解决促成了解释学理论中的实践解释学转向.实践解释学是融浪漫主义传统和启蒙主义传统于一身的新的解释学理论.它是本体与方法的统一、历史和批判的统一.     

尼采的解释学思想

尼采的解释学思想抛弃了经典解释学和方法论解释学所持有的原意说、客观说,不再重视文本固有的意义,且将“理解”和“解释”区分开了,更加重视“解释”.在尼采看来,解释是主体置入意义的创造性活动,创造意义是为了拯救虚无,而在拯救虚无的过程中,权力意志的不断向上超越展示出了生命的力量,因而尼采的解释学思想也可称之为生命解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