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透视

大众传媒对女性的角色定位是“物”与“性”,女性在大众传媒中主要有幼稚型、性感型、妖女型、贤妻良母型四种形象类型。当今大众传媒并没有用均衡的方法描绘妇女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对社会的贡献,相反宣传报道的往往是妇女的传统角色。这表明了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中扮演的仍是维护既有性别统治秩序、掩盖两性世界的不平等关系、麻痹和弱化女性的性别文化批判力,以使现存男性中心的文化和社会统治更为坚固和合理的角色,是对自由思想的最大限制。     

有关妇女理论问题的四点反思

“妇女解放”口号在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工作中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妇女就业本质上是妇女的生存问题,在“异化”劳动中还谈不到“解放”。人的解放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男女性别分工受到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性别分工是明显的,发达的生产力条件下,性别分工趋向模糊,不能将性别平等与性别分工混淆起来。当前妇女运动应当关注底层妇女的生存条件的改善,而不应受到极端的“反文化”的女性主义的论调影响。建设和谐社会和和谐的两性关系,必须克服我们普遍的极端主义和专制主义思维方式。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妇女的反女权运动——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

美国妇女的传统社会性别身份是贤妻良母,而《平等权利修正案》(ERA)和堕胎合法化都旨在颠覆这一身份。对于已内化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妇女,她们自然把上述两者作为首要攻击目标,以此来维护传统的性别关系和家庭模式。通过解析美国妇女在反ERA和堕胎合法化运动中的参政行为,文章着力体现社会性别因素是促使她们投身反女权运动的主要推动力。     

1949—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新母亲”图像研究

讨论从1949年到1956年的中国妇女问题时，必然不能避开“妇女解放”的主题。在建设新社会面临人力资源缺乏的问题时，妇女的动员工作必不可少，这是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到1956年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一时期，有个特别的群体即“社会主义新母亲”频繁出现在美术图像中，其存在的意义及作用不容忽视。也因此引出了从1949年到1956年社会对待妇女的态度以及党如何利用图像对“新母亲”群体进行意识形态规训等问题。本文搜集从1949年到1956年有关“社会主义新母亲”的图像，与同时期的《人民日报》进行比较，发现处于从1949年到1956年社会主义社会的母亲群体，被国家与社会以“贤妻良母”规范着，而涉及其参与公共活动和政治的权利与话语权，则停留在1950年的“和平签名”运动中。     

“合群”与近代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进路

“合群”这一核心概念是立足于近代中国本土语境阐释妇女运动进路的文化向度。“合群”意识的积蓄与勃发逐渐成为推动妇女解放的重要思潮,随着“合群”对象的不断调整与充实,形成了妇女运动中独特的革命实践话语与社会动员机制。晚清时期妇女解放最初从属于男性启蒙者救亡图存的诉求,继而从“自发”走向“自觉”,创办妇女报刊、组织妇女团体,形成“群言合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引介及实践,使得妇女运动具有了明确的阶级指向。知识女性与劳动妇女的结合,“姐妹情”与“阶级情”的变奏,“妇女主义”与“阶级革命”的调适,展现了妇女地位从客体向主体身份转换的历史风貌,建构了妇女解放与民族社会革命相互交织的文化图谱。     

"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议题的历史思考

1943年开始全面施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针对过于激进的“妇女主义”影响到乡村社会稳定发展这一问题,倾向于寻找一种实际的方式,以避免乡村矛盾,强调妇女参与生产和增强她们对于经济生产的贡献。新政策在消除农村社会不和谐音、强化人民团结的同时,传统农村父权制家庭结构下性别问题被遮蔽了。延安时期,“新女性”的代表丁玲因与当时的主流观念有所不同而饱受批评。而最终是以丁玲站在“党性和党的立场”作为收束,这固然是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但是,也使得当时隐约呈现的性别问题被搁置了。“延安道路”对性别问题的态度,可以追溯到五四后期左翼革命话语如何整合女性话语,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依据的妇女解放理论有着密切关联。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有助于以更为积极的方式把女性主义结合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女性角色与生育健康──一个呼唤女权的话题

女性角色与生育健康──一个呼唤女权的话题王亚南讨论“以妇女为中心的生育健康”是一件有趣味而又有意义的事情，必然涉及社会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性别分层社会。这样的性别分层社会结构近乎举世同一，社会在传统上其实是一种男性社会，文化在传统上其实也是一种男性文...     

广告中女性形象批判的文化反思

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论述多集中于探讨女性的形象、角色与性别歧视的倾向 ,但以此而否定广告文化则失之于偏。因为广告所反映的是整个社会文化的特质 ,广告是在援引素材而非创造形象。广告极为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剖面 ,它们反映了“性别的展示”。如果要走出广告中女性形象定位的“误区” ,必须把力量集中于文化的层面     

也谈家务劳动社会化与妇女走上社会

<正> 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积极意义十分明显,讨论妇女解放的人们格外强调其对妇女解放的重要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能否因此断言(见李明泉同志文章,《东岳论丛》1986年第4期),家务劳动社会化是妇女能够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的“更直接的现实条件”,因而在家务劳动尚未让会化时,妇女走出家庭就是犯了历史性错误,甚至导致了那么些严重的社会后果呢?一句话,如何理解家务劳动社会化与妇女走上社会的关系呢? 恩格斯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从这     

灿烂夺目的艺术形象系列群星——论巴金小说中的青年女性

“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在我国,“五四”以后,妇女解放成了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许多作家在猛烈抨击封建制度、鼓吹民主革命和个性解放思想解放的同时,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妇女生活领域,关注妇女的爱情婚姻问题,探索妇女解放的道路。巴金是在20年代后期开始创作的。他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对中国妇女深受封建专制的压迫具有深切的体会。对妇女的处境、命运遭际、前途的描绘成为他创作的重     

论大跃进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妇女解放曾经作为一个历史的神话成为世界女权主义运动的重要参照。但事实上,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女性并没有获得个性自主与性别意识,当时的女性解放不过是特定的政治话语支配下的一种社会表象。大跃进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是单纯的、透明的、单向度和象征性的,是承载政治经济革命使命的意识形态的整体符号,而不是文明的、审美的、人性的艺术形象。     

孔子传说中的“巧女”故事

古代文献中记录的与孔子相关的"巧女"故事,大致有《孔子与浣女》、《孔子与采桑娘》及《孔子遇路妇》等三种;近年完成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资料记录了多种与孔子相关的"巧女"故事。这些传说讲述了发生于孔子与智慧女性之间的故事,故事中的女性主人公表现出过人的才智,为孔子钦佩、赞许。孔子传说中的"巧女"故事,由于传播的时间久、范围广,所以积淀着不同阶层、不同时代的文化观念。就其表现的主题看,上层社会思想家通过其宣扬礼教思想;社会中下层则借以肯定或赞扬女性的智慧;进入现代社会后,普通群众讲述的该类故事则在肯定女性智慧和劳动者自身价值的同时,还有了批评或贬抑孔子的倾向。     

从"红白玫瑰"看张爱玲对男性霸权文化观念的颠覆

作品主人公佟振保的生命里需要两种女人"圣洁的妻子"和"热烈的情妇",自己追求别人的女人,却由不得自己的女人不规矩,并以此作为男性自我认同和自我肯定的标志.男权文化贞淫观规范着女人"圣母"与"荡妇"的角色,为佟振保的"双重理想"提供了观念的支持和制度的保障,而情人王娇蕊,由放浪向人妻的转变、妻子孟烟鹏由贞洁向淫荡的转向,女性的贞淫不再泾渭分明,而是互为逆转,震裂了佟振保的性观念裂缝,暴露了男性霸权文化的自相矛盾性.     

"女儿国"的传说与史实

传说中的"女儿国"、"女子国"在正史中也有记录。"海东""女国"和"西方""女国",以及"剑南西山羌女国"、"东女国"、剑南"女国"、南海"女人国",都被理解为保留明显母系氏族社会特征的文化存在。在"女国"之中,一种是"有女自王"的"女国",一种是"产男不举,致国中纯女无男"的"女国"。关于"女国"风习,《隋书》所谓"其俗贵妇人,轻丈夫",《旧唐书》所谓"俗重妇人而轻丈夫",以及《新唐书.西域列传上.东女》所谓"俗轻男子,女贵者咸有侍男","子从母姓","以女为君……官在外者,率男子为之;凡号令,女官自内传,男官受而行",均体现出女权的独尊。历史上的"女国"一切入浴怀孕、窥井生子以及"以蛇为夫"、"以猿为夫"、"以鬼为夫"等传说,其实源自于母系氏族时代形成的女子不交合而孕的神话,体现了世系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的群婚时代的社会现实。《山海经》中的"女子国"、"丈夫国"以及《淮南子》中的"女子民,丈夫民"的隔离,应当与原始时期"生产上的性禁忌"有关。     

民初都市女性形象及社会地位的确立——以1921年《申报》女性广告为例

1921年《申报》的女性广告塑造了健康、美丽、年轻、时尚的现代都市女性形象，在成为都市消费主体的同时，中国女性开始逐步构建精神层面的现代性。广告对女性形象的运用体现了女性在商业中的工具性价值和消费客体的地位。女性广告同时体现出都市女性构建与现代化相连的家庭生活模式的趋向。但是，女性的社会价值定位单一，仍然延续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成果十分有限。中国女性的最终解放仍然需要社会的整体演进和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     

“妇女能顶半边天”:一个有四种说法的故事

源于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一口号,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紧密相联.国际国内对之自20世纪至今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理解.事实上,对"半边天"所涵盖的"自强"精神的重新认识可以继续为很多女性提供一种文化资源,尤其是当我们认识到"女性与工作"之间的联系仍然定义着女性关于自己是谁的概念时."半边天"的理念更应该在"后妇女解放"的中国社会在性别政策方面出现变化的现实中.在制度层面上得以坚持.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

中国近代意义的妇女解放运动 ,始于戊戌变法时期 ,辛亥革命时期形成高潮。这一时期 ,资产阶级革命先驱批判妇女问题上的封建专制思想 ,倡导妇女解放的新观念 ,提倡并兴办女学 ,组织女子军参军参战 ,进而以政党和妇女社团为依托 ,谋求妇女参政 ,把妇女解放运动与社会革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使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大学在推进妇女解放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20世纪初,中国女子开始进入男子一统天下的大学,这无论是对大学的发展还是为妇女解放都带来了全新的意义。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却大多着力于描述初创期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以及起始期的男女同校对女性而言的森严的管理制度、男女有别的课程设置以及培养目标,对大学在妇女解放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则重视不够。事实上,在女子进入大学的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大学在引领妇女运动发展,催生女性服务社会的精神,点燃女性革命热情,开拓女性智慧等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