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有延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     

“天鹅绒革命”是怎样发生的

苏东巨变被西方人称为“天鹅绒般的革命”(因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和流血 )。“天鹅绒革命”是社会主义版的“经理革命” ,苏联及前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实际上陷入了一个“赶超的陷阱” ;苏东巨变在意识层面是以社会思想转变为动因 ,以颠覆性话语为手段的“思想———话语”型的社会变革。苏东巨变的历史原因以及这种巨变的貌似平静的方式发人深思     

"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与"夺取江西全省"口号辨析

本文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口号和“夺取江西全省”口号,从对时局估量、道路选择和历史验证等三个方面进行比较与辨析,认为“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口号已有历史定论,无疑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而毛泽东等提出与实行的“夺取江西全省”口号,是以对时局的实事求是估量与判断为依据的,是走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又被历史实践验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口号,与“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口号有本质的区别。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

中国的革命词语有一个从俄式革命话语到毛泽东革命话语的演化过程。后者在延安时期通过对一系列词语重下定义,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构建了一套整体性的、具有巨大覆盖面的革命话语系统,从而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制高点。中国的革命词语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产物,今天时代环境变化了,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每天都在改变着中国和世界,面对前人留下的思想和文化遗产,需要探索新的思路。     

性别与批评

随着女性主义的崛起，性别因素日渐鲜明地进入了文学批评领域。性别批评在其批评特征上表现为批评定位上的政治性、批评标准上的个人性和批评方法上的多元性。性别批评在内容和方法上对传统批评的反叛和颠覆具体表现在作品形象分析、阅读接受研究和写作策略选择等方面。性别批评因其对社会文化问题的特别关注而被认为是１９世纪社会文化批评的复兴。当“性”成为人们理解社会权力结构的切入点时，性别领域里的男女关系便成为社会政治领域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权力关系的一种类比与对应。性别批评话语因此而成为一种介入社会的隐喻性话语     

一桩错位的历史奇遇——从丁玲整风前的几个文本看革命与女性的关系

自"五四"以来,在革命所承诺的理想诱惑下,许多女性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是在革命平等解放的面罩下却掩盖着陈旧的父权制面孔,新形式的带有强烈男权特征的性别规范在革命阵营内隐秘地存在着,这导致女性的精神和身体皆遭受到新的压制.丁玲在延安整风前的几个文本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同时,这一残酷的现实也给革命女性带来了社会政治革命与性别革命选择的两难.     

性别与传播--网络媒体中“被看”的女性形象

网络的发展并不必然促进社会性别的和谐发展，网络媒体对女性身体的聚焦与凝视，建构了网络中“被看”的女性形象，这是对女性形象的一种贬损和歪曲。商业利益与传统性别观念，共同助推了这一现象在网络中的生成和发展。网络受众对此所选择的沉默方式，进一步导致网络媒体更加热衷于塑造“被看”的女性形象。运用先进的性别文化将慎独与网络规制结合起来，是在网络上塑造积极女性形象的一个有效途径。     

"三言"、"二拍"对女性问题的反映与思考

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由于受到各种进步思潮的影响和各种思潮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 ,这时候的妇女有了想摆脱被奴役和压迫的意识 ,要求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和还给她们做人的权利 ,并希望由此获得自由、平等、民主的婚姻。“三言”、“二拍”正是及时捕捉到这一点 ,并把这一情况反映出来 ,进一步引起人们对女性问题的思考。     

“十七年”诗歌的乡村空间与社会认同

在“十七年”的诗歌生产中,“乡村”不仅是诗人激情想象与理性建构的对象,同时也是被多维意义反复浇铸而构造起来的崭新空间。“精神”、“物质”与“权力”是“十七年’’诗人建构乡村空间政治属性的三种维度,被充分“诗意化”的乡村空间以一种隐蔽和柔性的方式重构着民众的精神记忆,被‘‘物质’’所填充的乡村空间交织着民众迈向现代化的渴求与焦虑、紧张与惶恐,刻写了“权力”印痕的乡村空间则参与了阶级身份的界划与指认,赋予了乡村女性新的权力。     

纠纷及其解决中的性别呈现——基于某省女子监狱的实证研究

对农村的纠纷研究,往往笼统地将家庭整体看做纠纷单位,极少有学者注意到性别在纠纷过程中的差异。"民转刑"案件的特殊性凸显了纠纷当事人对问题的主体建构,本文通过人类学的主客观方法,回溯女性犯罪者在案发之前的纠纷过程。研究发现,由于社会结构转型和家庭与政治的分离,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承担的责任更大了,这也将她们推到了纠纷中的"主角"位置,而纠纷解决进入公领域后,女性又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使得她们陷入纠纷解决的困境。     

博物馆语境下的性别文化表征——以妇女文化博物馆为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性别文化表征研究,但这一研究在妇女专题博物馆语境下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任何博物馆的展览都是一个建构的事件,一种复杂的意指系统.在分析展品直接意指与含蓄意指的基础上,检查意义的生成、传播和交流,考察妇女专题博物馆语境下的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在文化表征过程中,所有的参与者都通过话语方式卷入了性别意义的争夺.展品正是通过进入话语实践系统而参与了性别意义的争夺,进而深入到社会实践层面.     

“五四”时期张闻天关于“变革社会”的思考

“五四”时期,张闻天已经开始思考中国社会之根本变革问题。在“五四”的战斗篇章中,他表达了对中国未来政治的深刻思考：一是推翻封建专制统治,“铲除士大夫阶级”;二是建设民主共和政治,“以国利民福为归”;三是依靠“劳农界人”,以农村为根基“起革命”。这些精辟独到的见解,不仅在当时具有前瞻性和世界眼光,对百年后当前的中国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女性文学"还是"性别文学"--"女性文学"及相关概念辨析

与“女性文学”相关的概念有“妇女文学”、“女性写作”、“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意识”,它们既相互联系,又有各自的特定内涵。目前批评界对“女性文学”的理解存在狭隘化倾向,不能涵盖批评对象的范围,因而应在“女性文学”之外再加上“性别文学”。“女性文学”以女性作家创作、作品为对象,探寻其审美特性。“性别文学”则不管作家的自然性别,用社会性别理论对文学中存在的社会性别权利关系进行清理。     

“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以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革命话语为中心

在我们当下这个所谓的"后革命时代",革命是被如何理解和叙述的,以及这样的理解和叙述方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构成了探究"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复杂关系的前提。"八十年代"普遍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革命及其叙事因此遭遇质疑,这一"后革命氛围"构成了"革命重述"原动力。"革命重述"不仅是新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而且成为摆脱革命叙事"路径依赖"的必然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理解和叙述革命的三重分裂,它们一方面是杂糅并存的,一方面也包含一个大致的历史演进,而之所以如此者,则又跟革命重述的混杂主体密切相关。"八十年代"的"革命重述"因而隐含了多重话语竞争。这复杂性虽为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论述和消费主义遮蔽,以至"革命的阴暗面"不断重复,但其间却仍不乏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关怀的深度介入。     

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丁玲创作对女性解放的探求

丁玲带着她的梦珂、莎菲们登上文坛，但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还没有为这些“ 革命女性”准备现实的土壤。1929年，长篇小说《韦护》标志着丁玲创作从“革命女性”向 “女性革命”的转变。在这里，为了肯定革命的必要性，丁玲不惜用大量笔墨礼赞爱情。但 丁玲毕竟是忠实于自我的作家，到延安后，1942年3月8日前写下的《“三八节”有感》标志 着丁玲对女性解放的探寻已经超越了革命的现实功利层面，又回到人性解放的大主题上来。 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探索之后，丁玲的女性观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她的创作向往 在“人”的意义上建构真实的女性主体。     

超越内卷：“板结社会”与国家渗透

中国先于欧洲近2000年出现了一个打破“分散而自成一体的管辖权”的“集中的国家权力”,但这一权力始终面临着“进入社会之中”的问题。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长期在内生权威的影响和控制下运行,形成了一个与国家保持疏离和张力并具有稳固根基的“板结社会”,不同程度地阻隔和消解国家政权,造成了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卷”结局。这一历史困境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社会路径：国家政权打破“板结”及“再板结”的社会土壤,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渗透,并履行其社会职能,将自身置于民众日常生活和服务的紧密联系之中,获得民众认同,由此形成了政权“超越内卷”困境的建设路径。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不仅重构了乡村社会形态,而且塑造了政权本身。     

思想统一是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从延安整风到"三个代表"学教活动的启示

延安整风和“三讲”教育、“三个代表”学教活动 ,分别发生在中国社会的两次重大转型阶段 ,其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充分说明 ,思想的统一是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有延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     

性别公正视野下对受虐杀夫妇女的法律适用

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和实质,性别公正则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内容。家庭暴力是一种具有明确性别特点的男人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受虐妇女以杀夫方式摆脱暴力固然不可取,但她们自身也是社会问题的受害者,她们杀人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不容忽视。平等保护受虐妇女作为独立的人的基本权利,并充分考虑男女之间的自然差异和社会差异,对受虐杀夫妇女予以倾斜保护,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判决无罪或减免刑罚,是性别公正社会应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