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尚书》研究综述

在经过50—70年代沉寂之后,《尚书》研究在80年代开始逐渐升温,并逐渐进入高潮。近20年来《尚书》研究的综合性著作和《尚书》译注的大量出现,学者对《尚书》具体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广泛。特别是近年来出土文献的发现,《尚书》研究更加深入。本文就近20年来《尚书》研究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进行综述。     

清代黄河上游区域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清代黄河上游区域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0世纪80年代,讨论的热点问题主要是关于清朝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以及左宗棠的历史功过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后,学者研究的视野转向了对这一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涉及农业开发、生态环境、农业技术、商业贸易、少数民族经济、人口与社会经济等问题。从目前研究的现状来看,对该区域史的研究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遵守学术规范;二是开拓研究领域;三是拓宽研究的视野和方法。     

西方人类学领域的喜马拉雅研究学术史

因西藏以及中印关系历史问题,作为西方学术领域重要区域研究的喜马拉雅人类学尚较少被中国学者关注,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喜马拉雅将成为中国一个新的学术高地。文章对西方人类学领域中的喜马拉雅研究进行梳理,指出西方人类学的喜马拉雅研究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经历了东方学的研究传统;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经历了欧洲观察者的结构-功能时代;20世纪80年代至今演绎着多元化、多主题的学术史历程。西方人类学领域的喜马拉雅研究为人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学术遗产。     

辽太祖淳钦皇后研究述评

述律平（879-953年）,述律氏,名平,小字月理朵,辽太祖阿保机之淳钦皇后。其祖上是回鹘人,生活在契丹右大部。辽朝时为仪坤州保义县。作为契丹王朝统治核心之一的述律氏及其家族,从建辽之初到辽亡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终辽之世对辽政权和契丹社会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述律平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一直以来为治辽史者所重视,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学界对此日益关注。诸多专家、学者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现将前人研究成果做一系统梳理。力争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寻找契丹辽史研究中新的突破点。     

国外学者对中国当代社会民生建设的研究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国外学者就对新中国的教育变革、城市住房、城市劳动力就业、医疗与公共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予以持续关注和研究。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国外研究中国当代社会民生建设的各个专题领域都涌现了不少代表性成果,并提出了一些独特而深刻的观点,值得国内学界注意和参考。     

国内高校隐性课程研究综述

综观隐性课程的研究文献成果,最初来源于国外研究,是20世纪60-70年代课程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概念,国内把隐性课程正式纳入课程之列加以考虑,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学者们对隐性课程的概念有不同界定,但均赋予了它多种教育功能。研究文献多从校园物质、精神、制度文化环境等方面提出了开发建设高校隐性课程的意见;也有学者具体从学校、社会和家庭三个方面提出了构建隐性课程的主体框架。     

论布依族文献古籍的发掘整理与研究

布依族文献古籍的发掘整理始于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初以后,布依族古籍整理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散落在民间的古籍珍品陆续被发现,并得到整理翻译,90年代以后,《古谢经》、《安王和祖王》等一些较有影响的布依族古籍先后出版。布依族文献古籍的理论研究也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并逐渐得到完善和提高。     

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一些最新进展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博弈理论以及不完全信息博弈的分析工具给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局面,得到了许多重要的不完全竞争理论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重大进展主要是集中在实证研究方面,而且产业组织实证研究的内涵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本文对产业组织理论实证研究的最新进展及相关文献做一些简要的介绍。     

20世纪以来我国有关摩梭走婚文化研究综述

对摩梭走婚文化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一些学者在有关著作中对该风俗进行的描述;而比较深入地进行研究,则是始于20世纪50-80年代民族学家们的数次调查及形成的调查报告和若干专著。在经历了"文革"的扭曲和停滞之后,对其研究才逐渐走向多元化和细分的阶段。20世纪以来学者们关于走婚文化的研究及其成果,可从婚恋形态、起源、形式、性质、制度的合理性、变迁及原因等方面展示。     

近几年风险社会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风险社会研究开始兴起理论界,全球风险社会成为人们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一个必然语境。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对风险社会的概念和内涵、风险社会兴起的背景、风险社会的历史成因以及如何规避风险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本文是对国内外学者研究情况的述评,供学者们在继续研究有关问题时参考。     

国外文化全球化研究述介

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国外学者开始从文化或文明角度研究全球化,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空间———文化全球化研究。其中,罗伯逊、沃勒斯坦、福山、亨廷顿、汤姆林森等学者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成为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文化全球化研究是一种重要的全球化理论研究模式。     

我国当前传媒与公共领域问题研究现状与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媒与公共领域问题成为中国学者特别是传播学者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们主要研究了传媒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构建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前景以及路径选择等问题,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西方中心主义、技术主义、媒介中心主义、简单化和狭隘化等,正视这些偏差是学界推进相关研究的当务之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地学者与香港文化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地学者对香港文化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80年代,学者们多关注香港文化的表层内容,集中于对新闻传媒、流行文化的介绍。第二个时期是从1992年到香港回归,研究重心是香港文化的内在特性,香港文化对内地文化的借鉴,以及香港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研究在一些方面有实质性突破。第三个时期是从香港回归到现在。学者们注重研究香港文化和内地文化的互动、认同等问题。由于欠缺第一手的田野调查材料,文化研究理论也显陈旧,内地学者对香港文化研究的深度、准确度都有待提高。     

20世纪中国的西方伦理学研究回顾

百余年来,中国学者们对西方伦理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萌生期( 1895-1910) 、初兴期(1911-1949) 、萧条期( 1950-1978) 和复兴期( 1979-2000)四个阶段。其研究思路主要有四条: 个案研究, 比较研究( 含要素的、局部的和整体的三个级次) ,历史研究和综合研究( 含微观的、中观的和宏观的三个层面)。总体看来, 个案研究成果颇为丰盛, 要素比较研究在20世纪30-40年代和20世纪80-90年代取得过一定成就, 局部的和整体的比较研究迄今为止成果大多非常简易,历史研究在 20 世纪80-90年代结出了一批硕果, 但在国别史和断代史两方面有一些空白尚需弥补, 中微观综合研究在20 世纪80-90年代达成了可观的收获, 但宏观综合研究迄今依然成果无多且薄弱。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积累之后,中国学者们应能大规模地开展对西方伦理学的宏观综合研究。     

20世纪以来中国彝族与日本大和族跨文化比较研究

世纪之交，人类面临种种危机：流行疾病、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等。各种现代化危机的产生，在20世纪后期引发了遍及世 界的“文化寻根”热。作为邻国的日本在中国的文化寻根进入了新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提出“日本 人的发源地在云南”的假说。随后，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彝族说”为其中关注的焦点。日本的文化寻根原本是为“日本 人论”寻找源流，在此背景下，出现诸多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成果。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彝族与日本的跨文化比 较研究为中心进行特征分析，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突破传统文本，通过影像志方法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将是未来的新趋势。     

从碑铭文等辽代文献看辽代佛教

辽代的历史与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辽代现存文献中,有很多都是碑铭文、造寺建塔等的题记,这里面绝大部分的内容都和辽代的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反映了佛教在辽代社会中的真实面貌。在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辽代的佛教更加注重宗教性的一面,宣扬因果循环、关心生死问题、劝导人们潜心皈依佛教等形式方面的问题,有着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而对于佛教的理论以及内心体验方面的关注则相对较少,这是辽代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     

简帛研究范式的拓展与超越——读《从简帛中挖掘出来的政治哲学》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简帛发现的数量的增加,简帛研究成为海内外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和前沿学科。尤其是随着90年代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的整理和公布,简帛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不少学者或从古文字学、文献史料学、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民俗学等不同角度考释、研究已出土的简帛文献。这些著述全面阐述了简帛佚籍对于学术史研究的重大价值,走出了疑古时代,改写或重写了中国古代学术史。     

石刻所见辽代宫廷服务系统职官考——《辽史·百官志》补遗之四

辽代官制承唐仿宋,宫廷服务系统的职官亦不例外。但由于《辽史·百官志》的疏漏,对一些辽代宫廷服务系统的职官不见记载。根据钩沉出土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可对辽代宫廷日常物用服务类职官、侍奉役使服务类职官、官苑畋游服务类职官以及随驾差遣服务类职官进行考证,以弥补《辽史·百官志》记载的缺漏,并有益于学者对辽代宫廷制度史的研究。     

宋代军权三分制研究

唐代,兵部是全国最高军事行政机构,至宋代,兵部大权旁落,军权转归枢密院,枢密院成为中央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宋太祖鉴于五代枢密使权力过大,压倒相权,严重威胁皇权之教训,对枢密院进行分割,将其直接统兵权划给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三衙崛起,升为中央最高统兵机构。枢密院掌兵籍、虎符,有发兵之权,而不统兵;三衙有握兵之权,而不能发兵。两者互相牵制。枢密院、三衙侵夺了兵部大部之权,但兵部仍作为中央军事机构留存,权力减弱了,并非没有一点军权,它还掌握厢军、民兵、部分后勤保障等军政事务。从而形成了宋代军权一分为三的局面。这是由于宋太祖、太宗汲取唐、五代兵祸连结、割据混战的教训,对军制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起枢密院——三衙——兵部新体制;亦是宋代"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祖宗家法,在控制军队方面的具体实施。从而导致唐代兵部统兵体制,历五代,演变为宋代的军权三分制。     

20世纪炎黄文化研究的考古学回顾与思考

炎黄文化是中国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近年以来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多年来,许多学者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进程,炎黄文化研究和文明起源的探索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推动这一问题研究不断向前发展.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或探索的问题,炎黄文化研究仍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