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法律对策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构建存在重大行政决策判定标准不统一、决策者规避法律风险、终身追诉与诉讼时效不衔接、追究程序启动标准模糊和追诉对象不明等问题。为更好地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应当做好顶层设计,考虑出台《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条例》;平衡鼓励探索和规制决策权;化解诉讼时效冲突,实行终身追诉;明晰责任追究启动标准,设置事前评估机制;引入行政连带责任,明确追责对象。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基本程序构建问题研究

程序问题是当代法治的核心问题。基于缺乏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统一法律文本的现实,中国的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具有离散和繁杂的特点,这一格局在实践中遭遇执行不力的困局。在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法律程序规定方面以及具体程序操作过程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必须从线索启动、立项调查、决定执行、涉罪移送、权利救济等方面尽快予以完善,保证以最佳的效能实现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基本目标。     

对错案责任追究制的理性思考

实行法官责任追究制度是保障司法公正的手段之一。但是,实践中设计并运行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存有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从现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存在的误区、负面效应看,实行法官责任追究制度,应以违法违纪审判责任追究代替错案责任追究,既要注意不损害法官职务独立的原则,同时又要对法官的违法违纪审判行为作出严肃处理,才能为法官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提供良好的环境     

论行政决策失误的机关集体责任认定

现行法律对于行政决策责任的规定最大缺陷在于没有准确界定行政决策失误之机关集体责任和区分机关集体责任与领导个人责任,从而导致在＂集体决策＂名义下无法真正追究行政决策失误的责任或是导致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以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为立论基础,论证了构建行政决策失误的机关集体责任的必要性、认定标准及主体的确定等基本问题,寻找集体决策责任主体,从而真正实现行政决策责任,推动我国正在进行的责任政府建设。     

刑事错案责任追究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研究

案件质量终身负责需要以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为依托,而现行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实践中的负面形态影响了司法独立,损害了法官的合法职业权益。因此,确立错案标准、错案追究主体及程序,是完善我国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应然路径。     

论我国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

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健全与否,对于行政权力能否依法行使,行政法治能否实现,是至关重要的。新中国成立后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的历史演变历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恢复法治建设时期的行政责任制度的初步建立阶段;二是恢复法治建设10年后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的快速发展阶段;三是近年来现代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阶段。考察我国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的历史演变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当前我国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呈现以下发展趋势：从个别责任追究走向全面责任追究;从自上而下的行政责任追究向群众积极参与的责任追究发展;从注重“政治”层面的责任追究趋向制度化、法律化的责任追究。     

董事责任追究制度研究

董事负有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如果董事没有履行义务,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应该建立董事责任追究制度。董事的责任追究制度包括:刑事责任追究制度、民事责任追究制度和行政责任追究制度。我国董事责任追究制度需要完善。     

试论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的建立

超期羁押是我国刑事司法中的一个"顽症"。建立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使超期羁押的责任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根本之举。本文论述了建立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度的重要意义以及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度的具体内容。     

行政决策连带责任制度的内在逻辑与中国实践

我国关于行政决策责任的国家立法和党内法规已将责任追究的精神深深植根于政府运作的各个层面,相关制度建设引领着责任追究体系的未来方向。但是,这一系列制度因为连带责任制度的缺失而显示出明显的不完整性,离真正意义上的责任追究还有相当距离。因此,从中国行政决策责任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出发,为防止决策责任追究走过场,需要重点建设完善行政决策连带责任制度。     

论错案责任追究模式的拓维性建构

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有助于提升案件裁判质量、防治腐败行为。但现有的错案追究制度也引发诸多质疑，错案概念含混不清，错案认定标准难以确定，单纯以实体结果来评定错案与否，而忽视了法官的主观状态。错案责任应该以法官的过错与重大过失为根据，追究错案责任应做到主观过错、客观行为、危害结果的有机统一。同时，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法官豁免制度，对无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错案予以责任豁免。这样才能保障审判权的正常行使，维护司法权威，最终实现司法公正。     

论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度的构建

教育行政问责是当前发达国家提升公共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提高教育质量的方式之一。实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有利于提高教育官员的责任意识,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中国的教育行政部门问责也不断推展。借鉴国内外行政问责制及教育问责制的理论方法,研究目前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建构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的理论和操作框架,力求对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的发展发挥指导作用。教育行政绩效问责需要以科学评估为依据,以责任追究为最后手段。教育行政问责制要想取得实效,需要加强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配套改革。     

行政问责制法律化的理性分析

为探讨行政问责制法律化的关键问题,提出其具体范畴应是着眼于对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政治责任、纪律责任和道义责任追究的法律化,对法律责任的追究只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加以进一步完善即可;通过立法明晰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的职责权限应是行政问责制法律化的重点;行政问责制法律化较为合适的途径应是完善行政组织法、完善有关监督行政的法律制度以及完善公务员法等。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规范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的路径探讨

行政决策权力是地方政府的权责核心.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这一权力的运行就是要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进而确保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基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权力运行的现实问题和走向善治的时代要求,规范的基本路径是:要依法明晰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的边界范围,科学设置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运行的程序,积极构建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运行的监督体系,并不断完善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运行的追责机制.     

行政问责概念及内涵辨析

在公共行政领域,responsibility是责任的一般表述,accountability具有问责的意思。行政问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其内涵有3个方面:从功能和作用上看,行政问责表现为行政管理中的一种监督控制机制,其作用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行政自身对于行政效率和效果的价值期望;从问责对象和问责主体来看,他们之间表现为一种对应的责任关系,这种责任关系往往为政治理念和法律、规章制度所规定,使得行政问责过程表现为强制性执行过程;从问责内容及实现机制上看,行政问责一般表现为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等方面。     

重大行政决策的集体讨论决定制度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制度是指对于重大行政问题,必须充分讨论,集体决定,坚决反对个人说了算或少数人专断。重大行政决策是否科学化、民主化,直接影响到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效能。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是民主集中制的直接体现,能够避免在重大行政问题决策上的失误。通过分析和研究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制度的发展现状及其运行的规则和程序,发现中国重大行政决策缺乏统一的集体讨论决定程序,行政机关缺乏民主决策意识,社会公众缺乏民主参政意识及行政决策监督滞后等一系列局限性,指出惟有建立统一高效的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决定程序、提高行政机关的民主决策意识、提高社会公众的民主参政意识和加强对行政决策的监督才能更好的完善中国重大行政决策的集体讨论决定制度。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建设已初见成效,但尚存在问责文化滞后、问责法律缺失等问题。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根基,以“政府失灵”问题为研究重点,分析政府行为低效率的原因,并提出避免政府失灵的对策。在我国同样存在政府失灵、政府部门及官员的经济人行为,所以公共选择理论所涉及的分析角度和方法,可以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责任：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

在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各地已围绕政府责任进行制度构建,开展许多问责工作,但问责普遍化带来基层工作压力过重等问题。对此,应依据行政学关于政治、行政的二元理论,针对生态文明工作特点,构建有所区别又紧密相连的两套责任体系。政治责任体现社会与政治系统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实行无过错问责原则,实施功能是给公共权力行使者提供权能和民意基础。各级政府是政治责任主要承担主体,直接向权力机关汇报工作的机构首脑是主要责任人。执政党从总体上对全国长期生态文明建设负责,通过党内机制将责任予以分解。行政责任体现权力行使机关内部的命令-服从关系,实行过错问责原则,追求行政理性,实施条件是有完备的规章制度,承担者是一线工作人员。行政责任的良好履行是政治责任的基础,政治责任的有效维持是行政责任的依据。     

中国辩护律师追责体制的变革问题

辩护律师追责二元体制有其历史演变的渊源和职业主义理论基石,该体制改革的现实基础有辩护律师规模扩张和身份转变、辩护律师刑事责任适用频繁和行政责任与纪律责任区分不明。在辩护律师追责范式的域外比较方面,美国的法院主导模式、德国的律协主导模式和日本的律协独享模式值得借鉴,律师协会完全自治缺乏普适性,由其享有部分监管权反映了现代法治国家分权治理的基本原则。辩护律师追责二元体制的改革路径包括二元体制下的司法化改革、实现宏观监管和微观追责相对独立、纪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有效衔接。辩护律师承担民事赔偿应纳入监管体系,实现从“二元”体制到“准三元”体制的转变,促进辩护律师追责体制的立体化。     

行政问责:一种遏制行政责任虚化的有效机制

中国行政活动中存在公民认识有误区、“公仆”与公众之间的角色定位错位及行政问责的保障机制薄弱等问题。行政问责以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改善政府管理,促进了责任行政的构建和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因此,行政问责理念的正确树立、角色正确定位以及行政问责机制的构建等途径,对责任行政,有效遏制行政责任虚化能够起到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