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诗经》价值系统的重要维度

周代社会"大师教六诗",以风、赋、比、兴、雅、颂为序,而<诗经>风、雅、颂的选材与编排,构成其价值系统的三个维度:饮食男女--家国天下--宗教信仰.三个维度呈由低到高、逐层提升的取向,显现出<诗经>文兼雅俗,感性生活、理性精神、宗教信仰相互渗透融合的文化精神.信仰.是<诗经>中最高的、极为重要的价值维度.<诗经>价值系统的三个维度暗合了西方文化中从柏拉图到克尔恺郭尔的人生哲学.     

从《文选序》看萧统对齐梁文风的矫正

萧统具有重视文学教化功能的正统文学思想;基于其正统的文学思想,他的文体流变论对<诗经>表现出极大的尊敬,认为赋源于<诗经>,后世的赋其实就是<诗经>的变体;他对纯文学的文体分类比刘勰更为合理,对应用文体的分类则详细而又适中.他的这种文学观是对当时文坛浮华繁缛文风弊端的有力矫正.     

《诗经》学在三至九世纪的传播与接受

在<诗经>学的传播与接受历史中,三至九世纪这一时段,往往被归入汉学系统而为学者所忽略.事实上,就<毛诗>的地位及其研究变化而言,三至九世纪是不容忽视的历史阶段.三至九世纪的中国,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与隋唐的统一与强盛,<诗经>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轨迹.汉代本在民间流传的<毛诗>成为官学中的唯一教本,经过唐人的修撰而颁行天下.而<毛诗正义>在继续汉代章句之学的同时,也吸收了魏晋人的某些成果以及义疏学的新路径,并且糅进了一些文学解读的因素,揭开了宋代<诗经>学发展的序幕.     

简论《诗经》的生命精神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史的起点,<诗经>呈现了夏商周时代中华先民生命精神生发演变的轨迹.从<生民>、<公刘>的诗性醒觉,到<大明>、<凯风>的人伦化育,先民的人文世界的开辟与完成既奠立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基础,也成就了<诗经>的艺术境界.     

《诗经》的教化功能及诗学解读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作为一部文学巨著,它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人们从不同角度对<诗经>的接受和解读,又奠定了我国古代诗学的基石.本文从哲学层面,对<诗经>的社会功能与文本意义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阐述.     

沈从文早期创作与《圣经》

沈从文接受<圣经>影响与他早年在湘西及后来在北京的经历有关,现实的冷漠与严酷使他对基督精神充满渴求,并从中获得精神慰籍.沈从文从<圣经>中直接吸取艺术营养,无论是语言意象、叙述模式、人物塑造还是对爱的探寻等都受<圣经>影响颇深,他所创造的"湘西世界"也与<圣经>"诺亚方舟"有渊源.     

毛泽东与《诗经》

<诗经>是毛泽东一生喜爱的古典作品.经考证,毛泽东是<诗经>始祖毛苌的后裔.毛泽东从青年到晚年,熟读<诗经>,灵活引用,对<诗经>的有关评论,揭示了<诗经>阐述学的本质规律,提出了诗经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课题.这对<诗经>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孔颖达《毛诗正义》对经学与诗学的贡献

孔颖达奉诏主撰的<毛诗正义>是一部为适应唐代治国与科举之需而诞生的<诗经>汉学的集大成之作.在孔子删诗问题及三颂体制差异等方面别有新见.在"三体三用"说、赋比兴释义、"六义"排序、<诗经>章句结构及用韵等诸方面均有创新之处,具有丰富而鲜明的诗学因素.在<诗经>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张西堂的《诗经》研究

对张西堂先生的<诗经>研究进行评析,以其<诗经六论>为依据.张西堂认为<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乐歌总集;古代并无采诗之事,故亦无古诗三千而取其三百之事;孔子删诗亦不可信;关于<诗经>的体制,张先生认为"南"与"国风"不同,南、雅、颂都是乐器;张先生驳斥了<毛诗序>之种种谬妄,对于<毛诗序>之作者,张先生亦力辨其非.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张先生也有剀切入里的分析.张先生的<诗经>研究,对于后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有的结论可商榷,而张先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罗列比较法和以诗证诗法,体现了朴学的严谨扎实的学风.     

新时期《诗经》意象研究述评

新时期的<诗经>意象研究呈现出繁盛态势.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成为<诗经>意象研究的热点.众多研究者从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神话、巫术、民情、风俗等文化背景来考察<诗经>原型意象的内涵及生成缘由,使当代<诗经>研究在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形态中呈现出新的活力.二是对<诗经>文学意象审美蕴含及功能意义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对于深化<诗经>文学化研究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谪仙风采 无言心许——苏轼论李白浅述

从苏轼现存诗、文、词中可以看出,苏轼对李白充满了仰慕、崇敬之情,这在当时北宋文坛扬杜抑李的语境中是难能可贵的。"谪仙"一词的高频率使用表达了一个天才对另一个天才惺惺相惜的情怀。     

“缘情说”索解——中国古代的文学内容特征论

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的情感理论,早在《毛诗序》中已有论及,但是真正从文学特征角度论说的则是晋代陆机,他在《文赋》中明确提出了“缘情”说。后代文论家刘勰、钟钅荣、白居易、韩愈、欧阳修、李贽、袁枚等又相应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诗文情感特征的观点。可见,中国古代的文学情感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与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重表现重抒情的民族特色是统一的。     

李白诗在宋代的编集与刊刻

李白诗在宋代有过多次整理编集。乐史始创全集编纂之功,宋敏求、曾巩二人分别增广与编次,使得李白诗文全集在北宋末年定型,影响到后世李白集的整理。宋代李白诗文集在流传中形成了两个系统,即《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本与《李翰林集》三十卷本。这两个版本在体例与内容上各有优长,直到元代至正辛卯后再编李白集,才出现了合流的现象。     

简论《瓯北诗话》的李白研究

《瓯北诗话》是赵翼晚年的论诗名著,其所论诗家凡十,李白排第一。是书对李白的研究颇为详赡,涉及到李白的生平、思想、政治表现和诗歌的题材、体裁、寓意、真伪辨析、艺术风格、艺术承传以及与杜甫、苏轼等人的比较等方面,有不少真知灼见。按照赵翼自己的话说是"始知其真才分,真境界,觉向之所见,犹仅十之二三"。这种剖析,在"尊杜抑李"的历史大潮流中,显得尤为理性和可贵,是赵翼文学价值观的一个缩影。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之异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具有"旷放"与"旷达"的差异,前者倾向于外放热烈,后者倾向于内敛冷静。其原因在于李白是把自己摆放在繁华鼎盛的大唐帝国的横向历史背景之上来建构个人的理想,其豪侠的性格使建功立业的思想强烈伸张。苏轼更善于将自己摆放在宇宙人生的纵向历史中,着眼于调整自己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以求取内心的"和"与"安"的境界。     

历史原型李白论

呈现在今人面前的李白 ,并非一个历史本真的李白。从研究者的角度看 ,有必要寻觅出历史原型李白。作为社会角色 ,历史原型李白是一位鲜明的志士型和诗人型的历史人物 ,而超常的奇异性则是其独特的个案特征。当然 ,历史原型李白也有其从俗性的一面。研究历史原型李白对于研究“李白文化现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唐诗的传播方式对李白诗风的影响

李白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前人多认为来自于对鲍、谢的学习，自然山川的陶冶和李白自身性格使然。文章通过对李白诗歌的分析，认为李白是在考虑了唐诗的传播方式以及诗歌的传播对象后而创作的，因而对其诗歌风格产生了影响，目的是为了制造特定声誉以获得社会的承认和皇帝的赏识，从而走上仕途，建功立业。     

论李白的大言

李白好大言,在诗中常常表现为有意夸大数目、用巨额数量词进行修饰以及爱用艺术变形的手法,还表现为对雄伟阔大、奇特壮美意象的追求,因而形成其诗豪放飘逸的风格和瑰奇宏阔的美学特征.李白喜好大言主要跟他粗犷豪爽的个性和浪漫的气质密切相关,跟唐人豪迈自信、说话夸饰的社会风气紧密相关,还跟传为宋玉所作<大言赋>、<小言赋>和南朝至唐流行创作<大言诗>、<细言(小言)诗>的影响有关.     

李壁《王荆公诗注》的诗学批评

在"宋人注宋诗"这一文学现象中,李壁《王荆公诗注》晚出而博采众家之长。"宋人注宋诗"的一大特点,是寓诗学批评、研究于注释之中。李壁本人擅长诗文创作,在注释中,除详引王诗的典故出处之外,还寓研究于注释之中,发挥艺术理解力,对王诗创作中的句法、字法、章法、用典、对偶、立意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对王诗审美效果进行点评,从而揭示了王安石诗的主要艺术特征。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向来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也充分体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诗经》,刘勰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着眼文学创作而将其还原为诗歌创作的成功和典范之作,进而总结出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以情为本,文辞尽情。对"楚辞",刘勰一方面着力澄清汉代以来以经立论的楚辞观,同样还原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则强调其"笼罩雅颂"的"惊采绝艳"之美,从而要求文学创作"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