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历史上的赎刑制度

赎刑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一种法律制度。古代的思想家对赎刑制度有不同的看法,持否定态度者认为应“重德轻刑”、“重义轻利”,因此反对“贫富异刑”。持肯定态度者以“明德慎刑”为武器,认为赎刑是宽恤之政,并且赎刑也是能防止犯罪,故主张赎刑制度。《吕刑》就认为“罚惩非死     

语言是在思维的呼唤下产生的

思维和语言孰先孰后?这个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把各家之言归结起来,不对乎有三种看法:其一,是语言先于思维说。这种观点流传很广,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没有语言,人就不可能进行思维”;其二,是同步说。这种观点认为,思维和语言是同时产生、同步发展的。因而语言史同人类的整个历史同样长久;其三,是思维先于语言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和人类思维的发生,都先于语言。他们认为语言是在人类思维有了初步发展之后,原始先民为了固定和交流思维的成果     

再论“两变”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命题

张江明同志在《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和哲学基本问题的再探讨》(载《学术研究》1981年第6期)一文中仍然坚持“两变”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概括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并对这个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再探讨”。对于张江明同志“再探讨”一文中一些主要观点,我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同张江明同志“再商榷”。不对之处,敬请张江明同志和其他持不同观点的同志批评指正。 (一) 我认为,首先要把哲学问题同哲学命题区别开来。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问题,是一个短语,它不是一个哲学命题,不是哲学判断。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恩格斯总结了哲学史上唯     

论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

道德的普遍性与相对性 中国古代多数思想家认为道德是普遍的,是人人必须遵守的。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都肯定道德原则具有普遍性。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肯定仁义是人类生活的普遍原则。但孟子也承认不同学派对于仁义有不同意见,如杨子为我,墨子兼爱,杨墨两家就与儒家的观点     

“杨朔散文模式”再解读——“十七年”散文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

杨朔散文作为“十七年”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当代散文研究领域的典型个案。人们对“杨朔散文模式”存在认识上的不一，持肯定与否定态度者皆有。“杨朔散文模式”是特定时期时代与读者的共同作用而成。     

周文疲弊与诸子起源——论牟宗三的诸子起源说

在现代化语境下,“轴心时代”诸子起源是神秘且有趣的问题。就已形成的观点讲,“六经说”“救弊说”“王官说”“职业说”具有典型性。不过,牟宗三不赞成“王官说”“职业说”,认为它们仅为“缘”,而不属于“因”;真正的“因”是“周文疲弊”,即对“周文疲弊”的不同理解和“对付”方案。他以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为代表,具体分析了各家对“周文疲弊”的态度和“对付”方案,展现了诸子形成的主要脉络。此番论说实际上消解了“六经说”,支持了“救弊说”。牟宗三的诸子起源说乃第五种典型观点,它可给我们思考“第二个轴心时代”一些启示：第一,“因”与“缘”之区分非常必要;第二,思想家个体对于一种思想形成非常关键;第三,一种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往往是一种过程展现。     

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过时”和“超域”问题

马列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可以改变,但它的基本原理却不会过时。这是我们长期坚持的传统观点。过去,我们在批判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时总是说:“我们的时代没有变,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这种批判的不彻底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肯定“没有过时”,并没有回答“是否会过时”的问题。今天的时代没有变,明天、后天的时代也永远不会变吗?随着时代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会不会过时呢?这是我们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害伯提     

论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及其形成的时代因素

顾颉刚疑古思想以“层累说”为核心观点 ,其形成受到时代因素的影响 ,这些时代因素主要包括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和科学观念 ;进化的历史观念 ;“历史演进方法”等。     

关于对李明瑞评价的几个问题

偶阅《学术研究动态》今年第三期刊载的广西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会召开学术讨论会的报导,对其中讨论“关于评价李明瑞烈士问题”的意见,颇有感触。报道概述了讨论会上的争论,列举了部分人对李明瑞参加红军前的一些重大问题持否定态度的观点:如李明瑞“要求我党派干     

从传说与历史看哈尼族族源

本文对哈尼族起源于古代青藏高原的羌族的“南迁说”提出不同意见,并从多角度论证了“土著说”观点。作者认为,哈尼族是以云南红河流域哈尼先民为主体,吸收、包容了本地区彝族、白族、瑶族的部份先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四川、南京一带迁来的汉族,逐渐融合形成的。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试论儒家德育过程论思想

德育过程论是德育理论中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儒家德育思想对于发展德育过程论具有重大的理论参考价值。本文主要梳理了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有关品德的形成发展阶段、品德形成的环境、教育影响因素、品德形成的个人修养及方法等内容,简要论述了中国古代儒家德育思想中有关德育过程论的思想。     

人民性是江泽民思想理论体系的显著特色

深厚的人民性是江泽民思想理论体系中最为显著、最为重要的一个特色。江泽民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集中表现在尊重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等重大问题上,抓住了人民性这一最主要的特色,就能够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理论体系的本质和核心。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裘锡圭先生在古文字、古文献、上古史等领域均有很高的成就,为学界所公认。2007年3月,应文史哲编辑部之约,裘先生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在访谈中,裘先生回顾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的历程,就"古史辨"派、上古史、出土文献研究及"二重证据法"、"五帝时代"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古史辨"派在对上古史认识的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在古书辨伪方面则有许多地方需要纠正;我们今天对于疑古思想和学说应持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然涌现了大批出土文献,但就出土文献研究而言,传世典籍以及历代学者对传世典籍的研究仍然是基础。目前中国古典学,包括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缺乏理论或方法,而在研究者往往缺乏科学的态度。必须大力提倡一切以学术为依归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提倡学术道德、学术良心。     

论陈寅恪的学术个性

陈寅恪为中国20世纪罕见的具有鲜明学术个性的文化巨人和学术大师。学术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是其毕生所坚持的奋斗目标;历史文化的辨析与阐发为其终生的努力方向;以语言为工具、以材料为基础是其一贯的治学态度;种族差异和中国文化本位是其基本的文化观念;打通意识和史诗互证是其常用的研究方法;“了解之同情”和“古典”、“今典”的疏解是其主要的阐释原则和方法。     

文化软实力视野中的“礼义之邦”国家形象

"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符号与重要象征。礼义之邦国家形象的树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有着共同的价值选择和信仰基础。这一称号是在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确立、认定中获得的。礼义之邦国家形象经由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共同维护与完善。     

《庄子·天下》与中国古代学术史

《庄子·天下》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意义久被学者们所认识,但诸如:《庄子.天下》对道术体性的真正期望何在?其在论列旧法世传之史、邹鲁六经及百家之学时,其背后的学术内涵是什么?其对百家之学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原因何在?所有这一切最终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有何等影响?这些问题至今似仍罕为学者所尽数参透,因而有必要再予诠衡论析,考订评量。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政教制度实践对社会文化的辐射、影响之大,必须予以充分关注。     

“精严”：金圣叹的“结构之道”——以金评《水浒传》为例

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对其结构予以了高度关注,认为"精严"是这部巨著结构上的一大特点.而这恰恰是讥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之结构为"缀段体"的西方文论家所忽视的.他的这一结构观念又是和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结构观念一脉相承的,是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学：在主观与客观之间——从顾颉刚难题到层累说的变型

如何在现代学术立场上，证明古书、古史的真伪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从“顾颉刚难题”到“汉代改造说”、“古代文献不断重写”，层累理论不断发展，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今天的史学研究中有把王国维和顾颉刚刻意对立起来的倾向，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也不是这样。二重证据法和层累说应当结合起来，用二重证据法探讨古史真相，用层累说积极的一面，研究传说演变，那么，我们古史研究又会是一番新的景象。     

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

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包括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古史辨》所从事和倡导的“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但主要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史辨”学者们当年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尚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在对古书真伪、成书年代、作者,乃至其中某些特定内容的史料价值以及各宗古书资料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缺陷。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史史料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是对于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整个工作也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