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含义·区别·功能

任何社会的政治生活中都存在着政治统治与被统治、政治权威与政治服从(或命令与服从)、政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相应的政治秩序.构建良好的政治秩序既需要政治权力的塑造,更需要政治合法性的维持.因此,对政治合法性的含义、区别、功能进行研究即可以更好地解决社会政治秩序如何持久的问题.     

政治合法性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及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就是在价值或事实上,社会大众对政治秩序和政治体系的自愿认可、认同、同意和服从。其维度有二:价值的与事实的;公认的理想类型有三: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以及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认同信仰的“社群认同合法性”。不过,现实的合法性是上述合法性类型的不同程度的混合或综合的作用;要重视有效性在现代性的政治合法性中的地位,重视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对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性地位。     

政治信仰:概念、结构和过程

把政治信仰研究纳入政治学视野,开展政治理论创新,已经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政治信仰是在政治系统运行过程中,对社会价值分配的权威的合法性的信仰。以结构功能主义为视角,政治信仰是在政治体系的运行过程中形成的,政治信仰的体系结构包括政党、政府、领袖、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五个层面内容。     

传统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思维析论——兼及恩宠政治文化性格

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之一是政治合法性思维特点不同。西方以思辨理性为主,中国则表现为浓重的信仰理性。中国上古三代时期的政治合法性思维具有鲜明的原始宗教信仰因素,春秋战国时期提升了其中的理性认识,至西汉时代则达成了政治信仰与政治理性的高度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化信仰理性的政治合法性思维特点,以及相关的恩宠政治文化性格。恩宠政治文化性格主要表现为,浓重的政治信仰促成了强势的政治权力崇拜;人们的最佳生涯规划是介入体制,获得君权恩宠,分享权力与利益;以及在社会层面的政治情感、心态等深层结构中,形成了遍在的"造神"情结。这些特点的影响在当代中国仍然存在,需要予以关注。     

合法性与意识形态建设

现代社会的政治统治都建基于一定的合法性信仰 ,意识形态活动是统治系统增进合法性信仰的重要手段。然而 ,现代社会面临着合法性的全面危机 ,意识形态甚至被判定为已经“终结”。本文认为 ,意识形态并未终结 ,克服合法性危机端赖于建构先进的意识形态 ;在中国 ,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系统分析

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分析的一个关键术语。尽管理论界已从不同角度对政治合法性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也存在诸多理论分歧。作为整体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是由各类政治主体为赢得政治客体的合法性支持,围绕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构建、维持与维护而在一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一个复杂的体系,因而单维构建的合法性是不存在的。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这个体系构成了系统。     

政治合法性解构:分配者与被分配者

政治指的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政治体系的结构因此也就由分配者和被分配者两个次级体系构成。政治合法性则涉及被分配者对分配者的一种主观价值评价。然而,由于分配者与被分配者是由不同层级、不同属性的元素所构成,这种合法性评价也就有着丰富多彩的结果。因此,要研究政治合法性,就必须对分配者和被分配者这两个次级体系进行解构。作为分配者的政治统治系统,由共同体、体制和统治者构成;作为评价者的被统治系统则由不同的种族、宗教、文化、阶层、性别、职业等交叉套叠的社会群体组成。这些结构的种类和性质对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和实践均具有重要意义。     

绩效合法性的困境及其超越

专注于提升统治绩效特别是经济增长绩效,是后发国家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普遍性政治策略.这一策略选择有一定客观现实依据,同时也容易在短期内收到一定的成效.但单纯的绩效合法性战略无法支撑整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而且极易陷入"绩效合法性困境".超越绩效合法性困境的关键在于加强体现政治共同体价值共识的宪政制度体系的建设,从政治结构的合法性中导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在形式与实质之间:政治合法性的二元取向及其历史嬗变

西方政治社会中,实质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这两种合法性理论形态的二元取向及其历史嬗变,构成了合法性理论演进的主线.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之所以表现出这种特征,就在于政治思想家们在构建时始终没有离开当时的历史逻辑与时代主题.分析与总结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及其历史嬗变,有助于深入认识和把握合法性理论的实质.     

历史方位与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变迁

执政合法性指涉的是政治权力得到人民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的程度.一个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会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流失和增减,中国革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稳固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随着建国后历史方位的变迁,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逐渐建立在经济绩效和政治、社会公平之上.它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转变.     

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

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的关键性命题之一。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 ,代表当代社会对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 ,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哈贝马斯提出了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 ,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文章探讨了合法性与政治角色、法律、有效性、合利性和合道德性等的关系 ,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的问题 ,指出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必须保持政治稳定 ,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     

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研究

我国目前正处于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全面转型时期.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也发生着深刻变化,传统的政治合法性资源逐步流失,执政党政治合法性面临新的挑战.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政治合法性的基本理论与观点进行梳理,分析了政治合法性的含义及其基础,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党政治合法性的演进过程,指出当前我党政治合法性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的现实挑战,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执政党政治合法性建设的初步建议.     

洛克政治合法性理论初探

洛克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发展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政治合法性源于民众同意。政府的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委托式授权,公共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于民众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政治合法性奠基于保护权利。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保护个体权利尤其是保护财产权是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缔约方,其统治合法性的维持依赖于对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政治合法性依赖于分权制衡。理想的政体形式是国家权力的各部分相互制约的政治共同体,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对外权,但立法权本身也必须受到有效制约。     

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诉求

政治合法性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中轴范畴。政治合法性一般在价值和事实上,社会大众对政治秩序和政治体系的认可、同意和服从;在执政党建设中,就是追求社会大众对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理性认同。执政党增强合法性基础,不仅能增强执政党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力,而且有助于推进政党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既是中共执政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顺应执政合法性问题对党提出的时代诉求,是中共强化执政合法性的系统思想,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合理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执政合法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它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拓展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一种自愿认同和拥护。追求合法性是现代政党的重要政治目标,是所有政党都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社会转型期,执政党的合法性面临新的挑战,为减少改革的阻力和代价,我们应采取措施,构建执政党的新的合法性基础。     

论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有：法律规范、意识形态、治理绩效和认同机制。法律规范既是建构合法性的对象和内容,又是评价合法性的标准和依据。意识形态能为合法性提供道义诠释和正当说明,将政治权力转换成权威和影响力,实现社会共同政治理想与价值信念的重建,但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支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意识形态＂祛魅＂的进程也在加速。治理绩效是统治集团获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手段,持久的治理绩效可以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但治理绩效不能取代其他因素,更不能等同于政治合法性。认同机制是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和政治对话的一种制度设计,政治合法性的切实巩固和有效提升,有赖于认同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有效运行。     

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的挑战及其重构

执政党不断寻求政治合法性是政党政治运作的基本规律。社会转型时期,现代性因素对执政党传统合法性的资源和基础构成了严峻挑战。本文在分析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挑战的基础上,从意识形态、政绩和制度规范三个方面提出了重构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基本路径。     

政府信用与政治合法性

政府信用是国内外社会各主体对一国政府守约重诺的信任 ,它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政府信用是政治合法性的根基 ,两者是正相关关系。政府信用状况决定政治合法性程度 ,而政治合法性程度是决定政府维持或更迭的最重要因素。本文试从政治学的角度阐述政府信用对政治合法性的根基作用     

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的社会团体在近 2 0年的发展中表现出与秩序的复杂关系。本文从韦伯和哈贝马斯等人关于合法性的理论引申出一组分析社团兴起和运作的操作概念 ,分别从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释社团何以能够在与法律不一致的情况下“正常”地存在并开展活动 ,最后探讨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法律合法性作为核心整合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以便要求社团具备充分合法性的问题     

合法性问题及在当代中国的应用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中最古老、最基本同时又是最具现代性的问题之一.而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合法性的问题变得愈为突出.我们知道,社会多样化的物质资源、人们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及多样化的公众需求使得传统的合法性资源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和削弱,从而有可能产生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意味着政府将失去公众的信任与忠诚,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基本结构将发生质交或量变.当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正面临着调整与重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重大任务,而发展和完善"宪政"则是目前中国摆脱合法性危机的基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