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的交互作用分析--基于制度理性选择框架

公共政策制定是政府与公民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引入制度理性选择框架中行动者、行动舞台等概念来分析特定制度情境下各行动者的行为,有助于分析政策制定中政府和公民的交互作用。构建公共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交互模式,关键在于拓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交互作用渠道,构建多元化的利益输入机制;实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程序化;以制度化保障交互作用发生的经常化,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社会转型与长三角发达地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

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长三角发达地区进入了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经济快速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利益分化、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公民综合素质的提高,构成了长三角发达地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动力因素。但同时,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制度的不健全、传统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等又成了长三角发达地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制约因素。因此,要推动长三角发达地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健康顺利发展,就必须建立健全有效的利益协调整合机制,大力加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制度建设,积极倡导参与型政治文化。     

公共政策制定中大众媒体对公民有序参与的影响

扩大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有序参与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必然要求。大众媒体与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有序参与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这种关系是非线性的,既可以制约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也可以促进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大众媒体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动机、参与方式以及公民有序参与的范围、质量和效果。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限制因素及解决途径

公共政策的制定既是整个公共政策过程的首要环节,又是决定一项公共政策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并达到政策预期效果的关键。因此,保证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有效参与,无疑是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必由之路,是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虽然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在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诸多问题,有必要规范。     

公共政策与公民参与:价值、困境与对策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具有重要的价值，它可以提升公共政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及执行力，但是，当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过程还存在参与渠道不畅、参与机制不完善、组织化程度较低等方面的困境。为此，必须培育公民文化，提高公民政策参与的能力和水平；培育公民社会，提高公民政策参与的组织化水平；构建制度体系，提高公民政策参与的制度化水平。     

论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价值与路径选择

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决定着政府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科学性、合理性与实施的可行性,有助于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增强对公共政策的回应与监督.实现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应该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公共政策公开制度,建立健全政府性民意表达机制与舆论监督机制,并培育公民参与的主体意识,践行公民参与,培养公民参与文化.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背景及现实选择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提出,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背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民主的发展,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有效地保证了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也面临许多限制性困境,对公民如何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公民参与的保障体系建设、加大公共政策制定的透明度、确保公民在政策制定互动中的知情权、加强制度建设等,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现实选择.     

公共政策失灵视角下的电信监管问题探索

从公共政策失灵角度审视我国的电信监管问题,从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三个环节分析电信监管失灵的原因并提出解决途径,对新形势下的中国电信监管问题做初步的探索。     

论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公共政策民主化的内在要求。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有利于增强公民对现存政治体系和公共政策执行内容的认知与支持,提升公共政策执行的绩效;有利于调适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和客体的利益矛盾,增强公共政策与公民需求之间的相互适应性;有助于消减公共政策执行偏差,促进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但由于受公民参与能力、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程度较低。我们应通过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政府与公民双向沟通的公共政策执行机制;健全和拓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渠道等途径扩大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角色

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公共政策的起点,是关系到一项公共政策是否科学、能否顺利实施并发挥预期效果的重要环节。现代国家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除了政府部门起着主导作用外,公民角色在其中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如何克服当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困境,是推动我国公共政策科学化和民主化进程的关键。     

高校党务公开与党内民主研究

党务公开是新时期党建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阐述了党务公开与党内民主的内在联系,分析了高校在党务公开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从加强高校党内民主建设入手、抓住党务公开的关键环节两大方面,提出了高校实施党务公开的战略路径。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公共决策特征研究

当今世界,环境日趋多变,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各国公共管理面临极大的风险和挑战,仅凭传统的决策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时代挑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为智慧公共决策范式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智慧公共决策以大数据为基础,利用新一代数据分析技术与方法,在复杂的环境和海量的数据中,解释数据之间及数据与环境之间的广泛联系,准确了解过去、把握现在、预测未来,实时连续地为决策的制定提供支持。从本质上讲,智慧公共决策是以大数据驱动为核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具有全面感知、客观透明、实时连续、自主预置和多元共治等特征的一种全新的公共决策模式。     

统筹兼顾: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论依据

公共政策制定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途径,以统筹兼顾作为方法论依据,实质上就是运用统筹兼顾的思维方法和实践方法来支配公共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选择,指导公共政策主体制定出一系列具体的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策方案,从而体现科学发展观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具体落实。当前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还存在着未能始终贯彻统筹兼顾方法论的影响因素。因此,必须以统筹兼顾的方法论作为根本依据,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取向,更加注重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不断提高政策制定者统筹兼顾的能力和水平,从而实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不断调整与创新。     

公共决策失误的界定及表现

公共决策失误是指公共决策主体在处理公共事务、实行公共管理的过程中,由于主体或情境因素的影响导致决策不当,给公共利益造成损失或造成其他不良后果的决策行为.评判公共决策失误既要进行理论评判,又要进行效果评估,还要考虑决策成本.决策失误的表现形式有决策错误、决策失效与决策和机会失误.     

公共政策制定的利益博弈分析

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资源实行权威性分配的手段.公共政策中的利益主体大致可以分为政策制定者、政策实施者和政策对象,公共政策在三类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制定、执行和评估.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引出了制定公共政策的博弈原则.     

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及其实现机制探析

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的缺失容易导致资源的浪费,损害公共利益.因而,必须加强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本文深入地探讨了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以及我国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实现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多元共治的公共责任机制.     

政治参与在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角色分析

良好的公共政策是社会利益得到良好分配的现实性表现。中固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利益群体结构的逐渐多元化,要求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治参与机制,以保证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更加规范化、明晰化和制度化。     

地方政府行政决策裁量权的运行逻辑与制度激励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要健全行政决策机制,完善行政决策程序,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和责任追究制度。在我国公共管理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形成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的法律政策需要通过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进行贯彻,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享有相当宽泛的裁量空间。但是,这种行政决策裁量权在运行中受到干部晋升标准、利益集团干扰、官员风险规避等多种因素干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离。有必要通过公法的制度性安排,促使其良性运行。     

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行为外部性分析——以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僵局为例

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行为外部性源于公共决策过程固有的缺陷。公共选择在决策相关各方的理性动机和行为下——包括选民的理性无知、政府的"经济人"特征和压力集团的利益驱动——趋向一个非理性的、与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目的相背离的结果。以广州番禺"焚烧发电处理垃圾"事件为例,分析这一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行为外部性的形成机理,并针对选民"理性无知"和政府"经济人"特质思考了相应对策,提出纠正负外部效应的建议。     

信息化与全球化背景中的政府传播

在信息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传播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临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作为公共传播行为之一的政府传播,有必要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并对新环境中的政府与大众传播媒介新型关系的建立和政府传播方式的改进进行深入和全方位的研究,因为新型政府传播意识和方式的形成则是我国政府在信息化社会和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