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与“志怪小说”

"志怪"与"志怪小说"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为一动名词组,是一种以记载描述怪异人事为主的创作活动;而后者则属于小说题材类型之一种,是小说发展演进中一种较为规范和定型化的创作模式,故后人又称其为"志怪模式"。从其产生和发展看,由"志怪"到"志怪小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其内容与创作手法上看,"志怪小说"基本上是"志怪"这一创作活动的进一步扩展与延伸,这使得"志怪小说"更接近于后世小说的概念。     

《辨疑志》与小说志怪传统

中唐陆长源的小说集《辨疑志》,批驳怪诞虚妄之说,是对当时流行的小说志怪主题的否定,但其写作意图又是来源于小说实录"阙史"的传统。《辨疑志》的叙事结构同样体现出对志怪类故事的批判倾向,又以逆志怪的形式带来志怪小说"惊奇"式的审美感受。《辨疑志》的批评对象是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盲信,这是中唐士人理性精神在小说写作中的表现。它对小说志怪传统的继承和反拨,与士人学风从六朝到唐代的转变密切相关,透露出唐代志怪衰落和小说转变的一种思想动因。     

志怪小说概念的发生

"志怪"与"小说"两词在《庄子》中各处不同语境,含义及用意皆有差异:"志怪"处于论证语境,用为论据;"小说"处于比较语境,成为贬义。它们在汉代之后先后变成目录学领域的类别概念,小说属子部,志怪先附史部后又退至子部。由于两类作品都存在虚构性,后代史家据此便将它们归为一类,从而生成新的类别概念:志怪小说。     

论儒释道梦观念对六朝志怪小说的楔入

儒家将梦作为对未来命运进行预测的手段,在志怪小说中,儒家占梦术起着预叙或倒叙的叙事功能;小乘佛教将梦作为化解重大事件的途径,反映佛教内容的志怪小说经常运用直叙手法,将梦境与现实融合一体;而道教则认为梦是人精魂散失导致的幻象,认为无梦才是修炼者的理想状态,强调圣人不梦。在道教梦幻小说中,作者只是如实地记录梦境。魏晋六朝文人将儒释道的梦观念融会贯通,在志怪小说的创作中,梦成为结构作品的重要手段,由此增强了志怪小说的审美张力。     

《聊斋志异》同其他文言志怪小说的比较

《聊斋志异))作为文言志怪小说的杰出代表,它和中国古代其他志怪小说相比较,虽有其共同的创作规律,但在作家的创作思想,作品的思想内涵、情节艺术、人物形象以及创作精神等方面明显地超出许多,认真分析和探讨其原因,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唐前志怪故事中拟人化蛇意象的文化阐释

将动物人性化是保存下来的早期志怪小说的主要内容。对这些动物故事的描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当时社会思想发展的一个最有力证明。文章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有代表性的"蛇"故事文本的阅读分析,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志怪故事的产生及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内容,在报恩观念和幻化观念中寻求人性化故事的合理解释,获得对中国民俗信仰的深层理念和中国文学生命移植原理的认知。     

魏晋"志怪"的社会新闻文体论证

魏晋"志怪"这一文体一直被划入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研究领域,其历史原因是概念内涵上的模糊、对志怪文体错误的定位。实际上"志怪"的内容是中国早期的社会新闻,它在内容上属于"实录"性质,不是虚构,因此不属于小说;"志怪"在采辑过程中很讲究时新性和知新性,文字多重奇闻怪谈,因而也有别于史传文字。     

佛教传入后志怪叙事性格的变化

随着佛教的传入与迅速发展,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经历了一场潜移默化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形式上,从"史学"的一部分发展为注重故事性、趣味性的"文学";内容上,从对自然世界的关心转变为对人性的关心;结构上,从单线直叙完善为人物复杂,因果错综,情节曲折的志怪文学.这种变化兴盛于佛教在中国迅速扩大的晋唐之间,形成了不同于初期志怪的佛教类志怪,并推进了中国小说文学的发展.     

《庄子》“志怪”“小说”用意探微

志怪小说在现代是指一种小说文体概念,可在《庄子》中,"志怪"与"小说"并不相关,它们在各自语境中有各自的用意。"志怪"处于论证语境,用意在于求真;"小说"处于比较语境,用意在于凸现"道"境界的高低差异,同时在诸子争鸣中轻贬异说,突出庄学。后人往往在"志怪"与"小说"的虚构共性上曲解其原意,混用"志怪""小说"两个词,最终使之融合成一种小说文体概念——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与诗赋

志怪小说与诗赋的关系,应从两个方面予以诠释,一是诗歌与志怪小说在素材使用上的共同性,比如说神话传说、释道仙灵既可为成为诗歌创作的素材,同时又是志怪小说表现的主要内容。二是志怪小说中诗歌的穿插与使用,这样不仅使得志怪小说的叙事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而且也增强了其艺术表现力。志怪小说与诗赋的结合,反映了不同文学体式间彼此借鉴利用的情况,为我们全面认识志怪小说的发展演化提供了依据。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