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柏拉图《法律篇》中"法治范式"的当代启思

“法治”是柏拉图《法律篇》中所倡导的“混合政治”的核心内涵,是一种将君主制的君主原则与民主制的民主原则相融合的新型的“法治范式”。文章在剖析柏拉图“法治”思想的基础上,详细地阐述了柏拉图法治思维对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思维启发价值。     

论柏拉图《法律》中"法治范式"的意蕴

详尽地阐述了柏拉图在《法律》中的“法治范式”内涵。文章认为,柏拉图是在法治伦理之基础上构造出法律统治至上的“法治范式”,即这种“法治范式”是在以节制伦理为核心的公正、平等、自由以及智慧等法治伦理中生成的。在此基础上,柏拉图试图重建古希腊城邦的和谐的根本目标。     

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

柏拉图晚年提出法治国家理论,作为对早期理想国家观念的修正,但柏氏的法治观受其哲学思想的影响,没有脱离人治的窠臼。亚里士多德从不同的人性观和认识论的角度批判了柏拉图的法治思想,提出了良法之治的观点,为现代法治奠定了基础。主要从二者法治观念所预设的认识论和人性论前提之不同,梳理法治理论在二者之间从理念论到经验主义的逻辑过程。     

和谐社会法治建设的基石：法治本土资源借鉴

以“好利恶害”人性论为基础、呈现“伦理法”品性的法治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民主法治建设的现代性要求运用具有现代特质的法治思维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提供制度性基石，这就需要剖析古代法治思想体系中存在的内在悖论对其加以批判．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讲法治道理”的四个维度——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例

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是提升非法学专业大学生法治素养的重要渠道，其中《思想道德与法治》是对全体大学生开展马克思主义法治教育的核心课程。“史”“实”“理”“惑”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法治教育的四个维度，是讲清中国法治建设之“道”“理”的重要理路维度。在高校思政课中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专题内容，需要澄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历史脉络、论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特征、释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支撑、开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相关理论问题。通过“讲道理”深挖精讲法治专题，着力打造思政“金课”,助力受教育者学习法治思想，形成法治思维，成为法治国家建设的生力军。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从人治的贤人政体到法治的混合政体——论柏拉图政体观的演变

作为西方思想史上首位系统研究政体的学者,柏拉图在<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三部著作中分别阐述了其早期、中期、晚期不同的政体主张.从早期的贤人政体到晚期的混合政体,他的政体观经历了一个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柏拉图从理想向现实的转变,其所阐述的法治思想和混合政体主张构成了西方法律思想的传统,并对近代的启蒙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人治的贤人政体到法治的混合政体——论柏拉图政体观的演变

作为西方思想史上首位系统研究政体的学者,柏拉图在《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三部著作中分别阐述了其早期、中期、晚期不同的政体主张。从早期的贤人政体到晚期的混合政体,他的政体观经历了一个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柏拉图从理想向现实的转变,其所阐述的法治思想和混合政体主张构成了西方法律思想的传统,并对近代的启蒙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深刻的监察法治思维,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形成了立体多层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从理论维度上看,囊括了党的领导思维、人民主体思维、中国法治思维、全面反腐思维;从实践向度上看,强调将党的领导贯彻于反腐实践,通过法治反腐来增进人民幸福,促使监察制度优势转化为监督治理效能,凭借高质量监督推进反腐工作高质量发展.监察法治思维体系集中表达了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基本逻辑与核心要义,即党以法治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运行的全面监督.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了监察法治思维并引领监察法治实践迈向新高度,促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党的领导更有制度体现,反腐为民更具制度效能,法治方式更有人才支撑,全面反腐更具法治保障.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域外思想参鉴——卢梭的“人民法治”思想论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和任务,阐明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所能够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为了加快实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我们不仅需要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之本土资源,也需要借鉴域外的思想成果与经验。卢梭作为西方思想史特别是法律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想家之一,其法律思想中有着浓厚的“人民法治”意蕴。系统解读卢梭“人民法治”的思想,把握卢梭“人民法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内涵,不仅可以全面深入了解卢梭这位近代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和思想,也有助于传承数千年人类法治文明的精华,从而以更广的视野、更高的起点,投身于全面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法理基础

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陷于枯竭,将直接导致执政地位的丧失."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具有必然的联系."三个代表"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提供了新的合法性资源,依法执政是夯实执政的法理基础,是贯彻和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     

从“法制”到“法治”——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比较

荀子和亚里士多德都注重法律的制定、完善和实施,强调法律要具有内在的价值精神.但是,荀子所强调的法律层面的治理,并不等于现代意义的"法治".而亚里士多德,则对"人治"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以其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风格阐明了"法治"的必要性.两者比较,有助于我们理清"法制"和"法治"的内涵,更深入地理解"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邓小平执政思想的理念特色和实践意义

邓小平执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所形成的富有特色的执政理念,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执政为民等核心执政理念,共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统一的执政思想体系,为我国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和目标取向必须遵循服务行政、责任行政以及法治至上原则提供了思想前提和理论指导。     

法治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不仅有助于加强我国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而且农村法治建设本身就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对形成和建立我国的法的理论和法治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就内涵而言,“新农村”是以现行宪法制度为前提,以宪法所致力于构建的宪法秩序为基础的社会状态,并且这种社会状态应该是以法律为主要治理模式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涉及农民主体地位、农村经济、农村治理、农村文化建设、农村社会保障、政府职能转变等六个方面的法律问题。     

法治的距离--中国国有企业法现象的实证分析

考察法治理论的源流,法治真谛大抵有四种表达法治必须成为社会普适性的信仰;法治必须成为社会的基础秩序性依赖;政府必须守法而成为法治的典范;民本应该成为法治的灵魂.以中国国有企业法现象作为案例,并将其放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实证分析,折射出来的恰恰是法治未能实现的一个片断企业法没有成为公民的信仰;政府没有成为遵守企业法的典范;企业法的模糊性违背了法律的理性从而在实践中造成变形;转型期的立法现实也造成了企业法的被弃置.可以看出,法治理论在中国可能存在被误读的情形.也就是说,在中国,文本法治离社会法治尚有一定的距离.企业法为什么没有从文本法治走向社会法治?中国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此的看法大体有三一是文本论,认为因企业法文本质量不高导致适用困难;二是解释论,认为因法解释学的不发达而导致对实践的无能为力;三是实践论,认为因转型实践现实的复杂易变导致适用困难.然而,文本论者看到的是表像,解释论者只是搬运西方的框架,实践论者观察到的也仅是实像的一部分.真正要缩短文本法治与社会法治的距离,最佳选择是实现法调节范式的转换.     

2011年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与法治建设研究综述

2011年度法学界关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与法治建设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一是肯定了法治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价值作用,其提法有基础说、价值说、关键说、保障说四种。二是提出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整体目标与基本原则,认为现代社会管理的最佳状态应当是构建＂法治型的社会管理模式＂或＂法治主导的管理模式＂,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法治化建设应该遵循坚持＂以人为本、保障权利自由、建构法治秩序、保障改善民生＂等基本原则。三是分析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实现路径,认为应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完善社会管理的法律体系、积极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社会管理方式的多样化、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推动体制改革、提高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     

邓小平执政思想探析

邓小平执政思想包括执政为民、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核心内容,它们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统一的思想体系。其中,执政为民是其逻辑起点,它解决了我党执政的出发点、根本动力和评价标准等基本问题;民主执政是其政治关怀,它解决了我党执政的政治导向、政治任务和政治保障等问题;依法执政是其法治精髓,它解决了我国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我党执政方式转变的思想前提和根本途径等基本问题。     

"依法治党"辨析

"依法治党"的提法,指"以党规党法治党",或指"以党规党法、宪法和法律治党",或指"以法律治党".这3种提法均不科学.原因在于其对党的领导的性质、内容和领导方式,法的含义,依法治国的本质,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等,缺乏正确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将党的领导内容简约化,党的领导方式单一化,法的含义扩大化,法治绝对化,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片面化.     

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历史坐标：反思“兴亡周期率”

“兴亡周期率”是君主政治或“人治”所不能跳出的历史怪圈。民主政治或“法治”是对君主政治或“人治”的否定与超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是跳出“兴亡周期率”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和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