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传说及其地位的文化认同论

大禹传说自产生以来,历朝文献广泛记载其事迹、民间广泛流传其传说,全国各地禹陵、禹穴等相关遗存星罗棋布,大禹传说在时间和空间上广为流布,其程度超越了任何一位上古历史人物。由于诸多原因,至今关于大禹仍然存在诸多迷雾,正因如此,历史上也存在诸多质疑大禹传说及其地位的声音,尤以20世纪初以来的"疑古"派影响最为重大。本文正是从此角度切入,探讨大禹传说及其文化地位的确立与经受的考验,认为,历史上对大禹传说及其文化地位的质疑实际上也是对大禹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大禹传说异彩纷呈的根本魅力就在于大禹传说尤其是治水传说一直代表着中国农耕文明这一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     

大禹史传与文明的演化

大禹史传，文献记载丰富而驳杂。从先秦古史所载来看，大禹史传大致可归结为四个方面：禹兴西羌、大禹治水、攻伐征战、禹传子家天下。两汉以降，有关大禹史传的故事大量衍生，或转述古史，或人神杂糅，或相互抵牾，不一而足。而学术界对大禹史传的研究，也主要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事实上，对大禹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对中国古史所传人物及事件的讨论，它还涉及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史实。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但可以深刻揭示大禹史传在文明与蒙昧之间交织发展的演化过程，而且将揭示大禹开创中国文明史的历史过程。     

百年大禹研究的主要观点和论争

在中国古史传说中，大禹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位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关键性作用和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中国古史的问题，夏代和夏文化的问题，中国国家与文明的形成等问题，莫不同禹息息相关。而百年以来关于禹兴西羌、大禹治水、禹娶涂山、禹都阳城、禹画九州、禹铸九鼎、禹征三苗等早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禹迹”，以至于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过大禹其人等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重要分歧和论争。本文对百年来学术界关于大禹研究的主要观点和论争略做梳理述评，供海内外学者参考。     

论大禹陵的文化价值

大禹精神是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无论谁作为中华大地上的统治者,都对大禹和大禹陵充满了尊重和敬畏.从关中地区进而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以东北少数民族身份入居中原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分别为大禹陵书有“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缋奠九州垂万世,统承二帝首三王”的对联.大禹陵的长期存在,证明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大禹故里再探讨

大禹故里问题可以从夏文化分布范围、鲧禹活动区域以及大禹治水区域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嵩山地区是夏文化的起源地,考古发现的"新砦期"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在嵩山南北分布广泛,且有先后发展关系,聚落分布密集;文献记载鲧、大禹在嵩山周围活动,"禹都阳城"与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具有很高的关联性;大禹首先在嵩山地区治理洪水,河济地区是大禹治理洪水的重要区域,但不是夏族的兴起地,综合以上分析,大禹故里在嵩山地区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大禹治水与中国国家起源

中国原始社会末期,水患严重威胁人类.大禹接受治水任务,多方协调,努力治水,取得成功.在大禹治水过程中,他按地域划分国民,社会组织与管理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建立了国家暴力机关,完善了法律,个人权威得到增强,促进了中国国家的形成,为夏商周三代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大禹记忆及其文化意蕴

大禹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神话人物之一,上承五帝,下启三代,地位特殊,而大禹传说更是经久不衰,深入人心,自成体系,并逐渐"历史化""政治化""人格化"。明人对于大禹有着特殊的历史记忆。在明代,大禹祭祀备受重视,典祭制度空前完善,帝王登基,必遣使告祭。然而,历史记忆并非单纯关乎过去,它更是现实需求的反应。明人借鉴大禹治水之法,治理水患具有明显成效,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功能,且大禹精神被明人重塑深化。大禹记忆透视出了明代社会情境、文化意蕴、政治境况的某些侧面,是另外一种历史事实。     

47 秦堰楼摇摇欲坠

秦堰楼是都江堰景区的制高点，依山而筑，飞檐跷角，很有些苍古，是观看都江堰全景的绝好地方。这里曾经是一个古观景台。据说，古代的治水英雄大禹和李冰。都曾在这里观察过水势，毛主席在1958年3月来到都江堰视察。也曾到过这个平台上，后来这里也被人们叫做“幸福台”。1992年，人们在观景台上修建了这座秦堰楼，让游客也可以登高望远。     

大禹时代“执玉帛者万国”与天下治理

大禹时代是中国历史转型的重要时期,标志是作为“诸侯之长”的部落-方国联盟盟主之位,由选举变为世袭,进入了最早的王朝阶段。大禹通过治水将“夷夏-东西”沿线各地方国、部族的政治、经济力量进行整合,再结合征三苗等战争行为,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国家,成了夷夏联盟天下“诸侯”的盟主。《左传·哀公七年》描述夏禹时期诸侯会盟,“执玉帛者万国”,大禹甚至拥有了诛杀防风氏首领的大权。体现在礼乐制度,就是广泛分布在中国各地的二里头式牙璋等礼器和传说“铸九鼎”的规制。此一时期,早期王朝虽然建立,制度雏形已然推广,甚至出现了早期封建的萌芽,但各异姓部落、方国的内政仍旧是高度自治的,如当时平行存在的商、周二族基本可以做到各行其是。大禹体制在统一联盟与地方共同体自治方面,达成了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平衡。     

从早期族群交流看大禹传说多地发生的史实依据

大禹传说在我国许多地方都存在,这种情况有其早期史实依据,并且是以夏族群对周边族群的征服为基础的。此外,大禹传说在春秋战国以后逐渐丰满和地域扩大还有其他的原因:首先,大禹族群在治水或征战过程中的迁播是大禹传说地域扩大化的重要途径。其次,早期国家的建立和华夏民族形成引发的民族认同是大禹传说多地发生的意识形态基础。最后,秦汉统一王朝建立后统治阶级的推崇和祭祀是大禹传说多地发生的现实需求。     

都江堰建堰历史研究的新视野——都江堰渠首石刻与水文化研讨会侧记

在一年一度的清明放水节放水大典举办前夕，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又迎喜事。2007年4月2日至3日，由四川省历史学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都江堰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青城山一都江堰景区管理局、都江堰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都江堰市社科联承办，都江堰市文物局、都江堰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协办的“都江堰渠首石刻与水文化研讨会”在风景优美的都江堰市月亮湾酒店圆满召开。     

大禹“娶于涂山“考

大禹“娶于涂山”后,三过家门而不入,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美丽的传说。“涂山”位于何地,历来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据本人考证,此“涂山”乃江州(现为重庆)涂山,非此莫属。 (一) 大禹“娶于涂山”,在秦汉的文献中记载颇多,但都未确定涂山在中国的地理位置。最早记其事的有:     

关于都江堰历史的几个问题——与喻权域同志商榷

“都江堰这个伟大水利工程并非李冰修建”,是喻权域同志在《都江堰古史新论》一文中提出来的“新论”(见《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三期)。他的理由是:都江堰的关键工程宝瓶口和沱江,不是李冰开凿的,而是在“李冰之前就有的”,这才是都江堰“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关于这一切,早已在许多古史资料中得到了证明。然而,根据这些古史资料,究竟能够得出什么结论,我们同喻权域有不同看法,特提出商榷。     

48 离堆公园尚完好

背景资料 两千余年前，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凿玉垒山，驯服的岷江水从玉垒山中穿行。被截断的山丘成为江中孤岛。唤作离堆。     

青城山麓论道源——首届中国道源文化与都江堰学术论坛侧记

2006年8月20日至21日，由四川省社科界联合会、四川省历史学会、都江堰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共都江堰市委宣传部、都江堰市社科界联合会、青城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承办的“首届中国道源文化与都江堰学术论坛”，在都江堰市青城山脚下风景秀丽的花木城万和楼酒店如期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四川旅游学院（筹）、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省社科联、省民族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石油管理局、都江堰市文物局、都江堰市群文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约50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收到提交论文10余篇，14位学者进行了大会学术发言。     

图片新闻

都江堰（DujiangYan）,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城西,是中国古代建设并使用至今的大型水利工程,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是四川著名的旅游胜地。通常认为,都江堰水利工程是由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于前256年左右修建的,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尚书》所载的大禹

禹的出现,虽然以继承鲧平治水土旧业为职掌,却是舜继尧大业后首先任命的最重要的人选,足见其时洪水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程度。《尚书·禹贡》是禹治水取得成功之后,划九州,叙山川方位兼及物产贡赋及交通等情况的政治地理著作。     

《尚书·大禹谟》禹征苗民一节文字的时代归属问题

郭店战国楚墓竹简的出土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问世,动摇了自清代以来梅赜《古文尚书》为伪作的定论。《大禹谟》禹征苗民一节文字的＂文德＂内涵明显有悖于儒家＂干羽以怀远＂的政治理想,《孔传》以＂损益＂之法曲为之说,证明《大禹谟》禹征苗民一节文字与《孔传》不可能产生于同一时代。从思想内容上看,《大禹谟》禹征苗民一节文字反映了先秦时期人们的思想价值取向,应该属于先秦原始文献。     

李冰是“秦蜀守”嗎?

“李冰是秦蜀守”说,发端于东汉末年应劭的《风俗通》。它颠倒了李冰生活的年代,制造了都江堰历史研究中的矛盾和混乱。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对“秦守”说提出质疑的同时,探究李冰的真实身份。     

45 二王庙之殇

背景资料 二王庙位于都江堰岷江东岸的玉垒山麓，是纪念中国都江堰的开凿者、秦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二郎的祀庙。初建于东汉，时为纪念蜀王杜宇的“望帝祠”，南朝齐明帝建武年间（494--498），益州剌吏刘季连迁“望帝祠”于郫县，改祀李冰父子于此，称名“崇德庙”，后亦有“江渎庙”，“李公庙”、“王庙”、“秦太守李公祠”、“真常道院”、“川主庙”、“显英王庙”、“二王宫”之称。清乾隆时之《灌县志》中称“二郎庙”，后遂称之曰“二王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