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境内印支难民的法律地位

二战后国际难民法有了新的发展,难民的定义、内涵以及难民保护原则发生了较大变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接收并成功安置了大量的印支难民,但是由于中国目前的难民保护法律制度的缺失,导致目前在中国境内的数量众多的印支难民法律身份和地位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合理地构建中国的难民法律制度,不但是遵守国际难民公约的义务,也是保护中国境内难民合法权利的制度保障。     

论对无国籍人和难民实施外交保护的权利——以联合国《外交保护条款草案》为线索

根据传统国际法,无国籍和难民都无法得到任何国家的外交保护。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8条允许无国籍人和难民“合法的和惯常的居所”所在国在一定条件下对其实施外交保护。对于无国籍人而言,这种改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对于难民而言,却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难民的定义有待改进,否则无法保障上述条文的有效实施;第二,难民“合法的和惯常的居所”所在国不能针对难民的国籍国实施外交保护。     

试论难民及其国际保护问题

难民问题在历史上长期存在 ,近年来由于地区间冲突、宗教矛盾、恐怖活动等不断发生 ,难民危机日趋严重且日益复杂化。 2 0 0 1年 ,联合国首次将每年 6月 2 0日规定为”国际难民日” ,以期引起国际社会对难民问题的关注。本文试通过分析比较 ,对难民及其国际保护问题加以探讨。     

韩国《难民法》述评--兼论对我国难民立法的启示

韩国《难民法》在形式上属独立于《出入境管理法》的专门法,其内容体现了正当程序和人权保护的价值理念。韩国《难民法》为我国正在进行的难民立法活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鉴于一般的出入境管理事务与难民事务在目的和性质上的不同,我国应借鉴韩国《难民法》的立法经验,制定一部以难民的人权保护为主要目的、在内容设计上注重体现正当程序要求的独立的难民法。     

论难民国际保护的基本原则

根据1951年日内瓦公约及1967年纽约协定,难民本质上是因为政治、种族、宗教、战争、环境等原因被迫逃离本国或经常居住国而流亡到其他国家的人。难民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必须面对的严峻而现实的社会问题,也是涉及人权和国家主权的重要国际问题。为了保护难民权利,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通过各种国际性或区域性文件为难民保护制定了一些基本原则,以促进国际社会对难民问题的关注。     

国际难民法之殇：欧洲共同庇护制度中的“都柏林主义”

欧洲共同庇护制度（CEAS,以下简称“庇护制度”）,是一套涵盖多项措施和立法的综合法律体系,是欧洲理事会为促进成员国在难民保护问题上进行协作的产物。作为庇护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都柏林条例》是划分欧洲国家庇护申请审查责任的唯一法律依据,同时也代表了欧洲在难民和庇护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从申根体系发展到都柏林体系,再由都柏林体系过渡到与欧盟立法的并轨,经过近三十年的演变历程最终形成了“都柏林主义”———欧洲庇护制度的基本指导思想。从国际难民法的角度探讨“都柏林主义”的渊源、原则及内涵,可以分析出“都柏林主义”与国际难民法发生的抵触及其负面影响。     

香港的越南难民和船民问题

香港作为印支的第一庇护港,在1975—2000年间先后接收了23万越南难民和船民。这些人部分被遣返越南,部分被安置到第三国,但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因为各种原因滞留在香港,迟迟得不到安置。2000年初,香港特区政府推出"扩大融入本地计划",允许滞留香港的越南难民和船民申领香港居民身份证,才基本解决了这一历史问题,但又给香港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国际联盟、南森与国际难民法的发展（1921—1930）

20世纪20年代,国际联盟任命的首任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南森,在难民救助和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南森的领导下,国联难民组织对难民的旅行和身份证明、驱逐和禁止驱回原则、难民身份的界定以及难民的法律地位等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通过创立国际法律或协议对此作出规范,最终构筑起处理难民问题的基本法律框架,对后来国际难民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东地区与中国对难民问题治理的比较研究

难民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中东地区面临着复杂且形势严峻的"难民海啸",中国也遭遇了大规模"难民潮",难民保护和治理难度很大,严重影响地区稳定发展。难民问题复杂,牵涉较广,影响深远,需要国际社会和国家政策多层次、多领域协调合作、共同治理。对涌入中东地区和中国的难民现状、难民治理进行结构分析,并加以比较,从而提出双方治理的经验和启示,有助于推动双方难民治理迈上新台阶。     

德国开放性难民政策:理论意涵、阶段特征与经验启示

开放性难民政策反映出德国上下对待难民问题的认知态度,体现为一系列政策措施,并融入在处理难民问题的国内与国际法治理体系中。它的形成发展经历了酝酿、制定实施和逐步调整若干阶段。就我国而言,吸取德国经验教训,采取审慎开放态度有步骤、分阶段的实施难民接收政策,完善难民救助机制、构建难民治理法治体系,加强国际合作将有助于构建完善我国的难民治理体系。     

1921年接运库恰难民数量考

1921年外蒙古“二次独立”事件中，外蒙古的大量内地商民沦为难民并纷纷逃离，其中库伦和恰克图的大部分难民进入俄国境内，最终被中国政府和东北当局接运回国。对于库恰难民的数量，各种文献中记载不一，结合当时实际以及对文献记载的考证，库恰难民人数应在5万左右。     

死神面前的“不平等”--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中国难民内部分层

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国际安全区最多容纳了约25万中国难民。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这些难民面对“死神”侵华日军,命运并不“平等”。相比“特殊”难民,“普通”难民整体境遇更形竭蹶,尽管日军的无差别暴行会抹平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中国难民内部的分层与近代以来列强在中国形成的特殊利益和条约体系有关。而且,同样面对日军,中西人士处境完全不同,其食物结构可见一斑。面对死神的不平等,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多重悲剧性。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难民移垦政策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国民政府以“寓救济于生产”为目的,于1938年至1939年,先后颁布《难民垦殖实施办法大纲》、《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和《非常时期难民移垦条例》,制定了难民移垦政策,力图通过建立垦区、垦社,将难民移送到后方开垦荒地的方式来实现救济,增加生产。总体看来,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移垦政策是国民政府救济制度的一大改进,体现了社会救济主体的转变和国民政府救难重心的转移,也为战时西部地区的生产建设作了贡献。     

“民工荒”的法律透视—立足广东的考察

“民工荒”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从法律角度看，“民工荒”现象背后折射的是我国农民工权利保护缺失的问题，“民工荒”实质上是一种“权利荒”。解决“民工荒”问题必须从完善农民工权利保护机制着手，需要在制度建设、政府行政、社会组织、司法保护等方面全方位的开展工作。应当制定《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对我国农民工权利进行特殊保护。     

难民权利保护的国际软法之治

大规模的难民潮现象出现，难民危机情势急迫，国际社会以政治、法律等多种手段来应对，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加上政治、历史和文化等因素，多边条约等硬法的出台受阻。目前，国际难民法体系的演进和以《纽约宣言》为代表的革新显示软法在难民领域有所作为，软法是大势所趋。软法的功用不容小觑，通过填补硬法空白和缺位、补充及细化既有硬法、传递有效信息和促进规范向习惯法演进，与硬法协同共治，可形成“软硬兼施”的良性互动，促进难民领域法律制度发展及难民问题的解决。就中国而言，目前制定难民法并非最优解，应研究软法，以因地制宜、灵活用于国内所需法律关系之调整，贯彻言行一致的原则，寻觅契机传递中国观念。     

美国对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反应

二战结束后 ,法国即在印支发动了重建殖民统治的战争。对此 ,美国起初采取了“不干涉”政策。但 1948～ 195 2年间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朝鲜战争的爆发 ,杜鲁门政府日益重视印支的战略地位 ,逐渐将印支纳入美国反共反华的“遏制”战略中 ,对印支政策也转变为“间接干预”。 195 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后 ,美国进一步加深了对印支的干涉。然而 ,美国的“间接干预政策”遭到了失败。日内瓦会议后 ,美国走上了直接干涉印支事务的道路     

抗战时期难民迁徙与“内迁文化”的形成

抗战时期难民数量之大、涉及范围之广、难民的生存境遇之惨,胜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难民现象,“紊乱、惊惶、骚乱”可谓是抗战时期逃难民众的基本写照。即使在如此悲惨的境状下,广大的难民尤其是其中的内迁文化人士仍以坚强的毅力从事着文化建设,传播着先进的思想与观念,推动着后方文化事业的发展,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内迁文化”。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两种范式视角看难民问题两难困境

目前,难民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长久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因为其面临着人道主义和国家安全的两难困境。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观点来看,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的首要任务,这就要求国家必须控制进入本国领土的人口;而从理想主义观点来看,人的基本权利应该优于任何国家利益的政治考虑。这两种观点构成了难民问题研究和难民政策制定两个截然相反的理论基础。理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观察各国难民接收政策的逻辑,并对我国的难民政策制定有所借鉴。     

科索沃难民上了布莱尔的当

3月24日,北约向南联盟发动空袭才几个小时,英国首相布莱尔即在科索沃阿族难民中赢得了一个新名字:“布莱鲁姆”。这在科索沃地区是常见的人名第一个字,意为“兴旺、繁荣”。 然而,随着北约连日狂轰滥炸造成大批的难民涌向与邻国接壤的边界,难民们的危机感与日俱增了。 不久前,我参观了位于马其顿斯坦科维克的难民营,一个巨大的问号萦绕在我的脑际:“布莱鲁姆”     

澳大利亚陆克文—吉拉德政府难民政策改革述评

澳大利亚是一个有着接受难民传统的发达国家,也是联合国难民公约签署国,曾为国际难民问题的解决做出重要贡献。后冷战时代以来澳大利亚难民政策逐渐紧缩,尤其是2001年"太平洋解决方案"的出台,造成了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问题。继任的陆克文—吉拉德工党政府执政时期,澳大利亚难民政策进行了一系列人道主义改革尝试,却也使得澳大利亚难民问题解决陷入了新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