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私德”论及其儒学特质

虽然梁启超《新民说》中的公德说在近代以来最有影响,人们甚至把《新民说》的道德思想仅仅归结为公德说;而实际上,《新民说》中后写的《论私德》,对公德说作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正,更加深刻地思考了私德在整个道德结构中的基础意义和重要价值。《论私德》不仅深化了他个人在《新民说》初始的道德论,而且对由启蒙推动的道德反思的限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十年前,便作了根本性的揭示,显示出思想家的深刻洞见。同时《论私德》根本确立了梁启超作为近代新儒家的思想立场和方向,也奠定了儒家道德论在近代的调适和发展的典范。     

关于国民公德建构的思考

本文指出公德概念有三种：一是指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道德；二是指相对于私德即个人品德之外的一切道德而言；三是每个国民应恪守不渝的道德。这第三种国民公德涵盖一切私德与公德的所有的方方面面。所谓国民公德，就是为人民服务，亦即人民群众相互服务，也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新道德，其实质则是平等、互助。     

《论语》对私德与公德的论述

市场经济实行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公德严重失范。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道德不能对应有的市场经济道德体系补位也是重要原因。非但如此,传统道德重私德轻公德的特点还加重了公德缺失的现象。传统道德,尤其是儒家道德是强调整体主义的,为什么会最终导致私德的泛滥？这可从儒家的重要典籍《论语》对私德和公德论述中寻找其源流。通过在澄清私德和公德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论语》中私德和公德的内容、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对待孔子思想的正确态度。     

评汉普希尔的公德私德观

汉普希尔一方面赞成马基雅维利把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在道德标准上有所区分 ,即对公德与私德有所区分 ,另一方面却不赞成他把公德与私德截然分割开来 ,即在公共生活中可以完全不顾私人生活的道德标准。汉普希尔的论证是从两种道德思维方式入手的 ,即他所谓的“明显推理”和“隐含推理” ,从而揭示出道德思维和道德冲突的深层结构。汉普希尔关于道德发展的结构与科学哲学家库恩所描述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有着某种对称性 ;不过 ,他由此得出道德悲观主义的结论则是欠妥的     

制度安排视域下的公德与私德建设

作为道德哲学的基本范畴,公德与私德的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道德水平的重要尺度。当前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之所以困惑重重乃至阻滞不前,一个重要的症结就在于公德与私德的冲突、错位与分裂。协调二者的分歧与矛盾以推进社会道德进步,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就是要坚持公德与私德建设并举的原则,建立和健全维护公德与私德生成的制度,为促使公德与私德的转化、结合与贯通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观

［摘要］近代著名思想家、政论家梁启超，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站在拯救民族危亡的高度写下了著名的《新民说》，其中较为集中的阐述了公德和私德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公德和私德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在公德和私德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以期能提高国民素质，造就新民，为国家尽责。     

全国理工农医院校社会科学学报文摘

中国人的公德与私德 尤西林(陕西师范大学) 道德行为要求相应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可以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来概括。公德与私德不仅仅是伦理观念问题,还包含着公共舆论、包括着社会的公私域状态,以及相应的制度。道德建设要把道德环境建设和自身的伦理信仰建设结合起来。当前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包含着承接晚清—“五四”对中国缺乏公德传统反省批判的工     

私德和公德各守其位--解决道德危机的新思路

我国当今的道德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人的良心变坏,问题出在道德模式的错位运用,即由于公德缺位从而不得不用传统的私德伦理来解决现代工业社会的公共生活伦理问题.公德与私德虽然各自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明,但在当代社会里又各有其不可或缺的功能.让私德与公德在各自的领域里共同发展才是我国21世纪道德建设的合理选择.     

公德与私德——与陈晓平先生商榷

公德租私德是道德领域中两个重要概念。它不仅涉及到各自的准确界定问题,同时也涉及到相关道德准则和道德行为问题。陈晓平先生在《开放时代》2001年12月号发表的《公德私德研究》,试图综合张华夏和盛     

重私德轻公德之源起

市场经济实行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公德严重失范。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道德不能对应有的市场经济道德体系补位也是重要原因。非但如此,传统道德重私德轻公德的特点还加重了公德缺失的现象。     

浅议先秦儒家的道德智慧

先秦儒家不仅重私德和自律,而且重公德和他律。孔子从"仁"出发,认为道德行为是基于超越经济关系的自觉性,而孟子则认为是一种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道德实践。他们的思想共同构筑了先秦时期较为完整的道德体系,对今天的以德治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私德有余、公德不足下的不得已选择：我国民营企业家族化的文化探源

我国民营企业的高层管理普遍存在着家族化的现象,这一现象可以追溯到国人私德有余、公德不足的文化形态。这一文化形态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息息相关。农耕文明导致中国家族制度的高度发达,家族制度重视亲朋好友之间道德规范的培养,而轻视公共领域中陌生人之间道德行为的规范。在企业这个公共领域日益发达的今天,国人公德的淡漠使得企业人之间难以同舟共济。因此,我国民营企业家为了降低监督成本,不得不任用亲朋好友介入高层管理。可见,企业家族化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最终必须自我扬弃,才能顺应企业发展的未来趋势。     

试论"官德"建设是当前"德治"的关键与重心

实施"以德治国"战略,必须抓住关键与重心.通过对领导干部及其思想道德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官德"的现状等问题的分析,论证了"官德"建设就是当前我国在实施"德治"战略的进程中,必须抓住抓好的关键与重心.     

治国的新理念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江泽民同志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认为二者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这既是对历史上人治的否定,也是对西方法治缺陷的克服.是在继承人类历史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德治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治国的新理念.     

论“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及其相关问题

道德与法律虽同质属于上层建筑 ,但二者之间即存在差异又相互影响 ,这种哲学关系反映在治国方略上即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统一。当前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必须澄清和关注的问题是 :承认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但并不等于说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一切社会关系和行为均要接受法律的调整 ;倡导“德治”并不是对“法治”的弱化 ,强调“以德治国”并非等同于对“道德至上论”的认可 ;“德治”、“法治”不可偏废 ,二者共同发展并不意味着在治国方略中取消“重点论”。     

论传媒道德的合理倾斜——以公众兴趣与个人隐私为例

传媒报道的客观性要求其不偏不倚,整体上做到平衡。但具体到不同的新闻人物和新闻事件又必然要以社会公德、公平与正义为基准来进行合理的偏向与适度倾斜。如果偏向与倾斜不当,就会造成"传媒失语"或"传媒媚俗"等一系列媒介道德问题,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本文以公众兴趣与个人隐私为例探讨了具体报道中传媒道德为何要倾斜,向谁倾斜以及如何倾斜,试图为传媒道德的合理性倾斜提供借鉴与指导意义。     

城中村“村民”的公民道德缺陷分析

以城中村村民公民道德方面重私德轻公德为中心,分析了村民道德存在的问题,道德认知的模糊、道德情感的淡漠、道德意志的薄弱、道德行为的失范。     

市场经济与伦理约束

随着中国经济由浅入深的市场化变革 ,人们的经济伦理观念也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在当前 ,除了应建立起强有力的和可操作的法律、法规体系之外 ,加强对经济运作中的各种伦理约束至关重要。就目前而言 ,最重要的是在强化全社会的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这两个方面有所作为 ;就长远而言 ,则应对“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 ,并对之进行合理的和切实可行的定位。     

论曾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

曾子是孔子之后主张道德教育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仁"、"礼"、"孝"等方面继承、发扬了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并身体力行,堪称世人表率。今日在高唱时代主旋律的同时,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曾子道德教育思想,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将会有利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养成。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警察道德建设的基本对策

市场经济条件下,警察道德建设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加强警察道德建设,必须进一步把警察道德规范制度化,加强警察的道德教育和自我道德修养,为提升警察道德水平提供正当合理公正的制度安排,加强对警察道德行为的监督,加强对警察道德的法律建构等等,这样,在实践操作中,把自律和他律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合力来加强警察的道德建设,从而使警察真正做到“立警为公,执法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