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动态博弈的虚拟企业政策动态一致性分析

以虚拟企业内部费用征收为背景,探讨了虚拟企业与其相应的协作企业之间的动态博弈及虚拟企业政策的动态一致性问题,分别构造了虚拟企业理事会平均主义政策倾向和非平均主义政策倾向下的动态博弈模型,并分析了实现虚拟企业政策动态一致性应满足的条件。分析表明,虚拟企业的理事会若不能保证其政策的连贯一致,必然会导致协作企业对其不信任而隐瞒真实收益水平,提出应通过设立恰当的规章制度以确保理事会政策的一致性,通过改变理事会政策的平均主义倾向以保证政策的合理性。     

“动态均衡”视域下的公共政策有效性分析

本文试从“动态均衡”视角对政策有效性进行阐释，并对此进行了相应的延伸，也即将“动态均衡”概念引入了政策有效性分析，最后构建了一个基于“动态均衡”框架下的政策有效性分析的模型。     

从新制度经济学看排污许可证交易

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作为一项环境政策正在不断发展,人们正在讨论一种更大规模交易的可能性,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以便控制温室气体。在此背景下,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在理论上对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作出更为具体、透彻的分析和认识,所得结论在实践上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自觉而理性地对待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     

基于博弈论的宏观经济政策动态非一致性研究

通过论述理性预期和动态非一致性理论在宏观经济博弈分析中的发展,分析了政府与公众的动态博弈过程及宏观经济政策在二者博弈后的结果,最后对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提出增强决策透明度,加强制度保障,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等有利于形成良好、准确的公众预期以及减少政策的动态非一致性的建议。     

基于企业治污行为的环境税率动态调整机制

在排污费改为环境税的背景下,为研究环境税率的最优设计,从组织行为的视角,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在静态环境税率的基础上提出环境税率动态调整机制,并验证该调整机制抑制演化过程中波动的有效性。结果表明:环境税率动态调整是必要的;适当降低经济指标权重并提高环境指标权重、提高环境税征收强度、降低政府监测成本均能有效提高排污企业采取完全治污策略的概率,生产规模较小以及初始治污力度较高的排污企业最终采取完全治污策略的概率较低。认为应改善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加强税收部门和环保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适当提高环境税征收强度;加强对小生产规模排污企业的监管。     

上市公司最优动态股利支付模型的构建

通过对福建省上市公司历年股利政策的分析,在考虑公司管理层和中小投资者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利用博弈论和动态规划的思想构建了上市公司动态股利支付模型,为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试论利用经济手段加强环境管理

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经济手段来加强环境管理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基于我国国情,可通过税收和政府经费支持等手段,建立环境管理决策机制,建立污染物补偿政策和排污交易市场,按要求执行排污收费制度,引导和鼓励企业进行环境保护,以实现有效、持续、科学的环境管理。     

我国猪肉价格的影响因素是时变的吗？——基于动态模型平均的分析与预测

猪肉价格的超常波动给人民生活与相关产业发展均带来了不利影响。为有效识别猪肉价格影响因素并对猪肉价格进行科学的预测,从猪肉价格影响因素的时变特征入手,提出一套基于动态模型平均理论的猪肉价格影响因素与预测分析框架。 检测猪肉供给、猪肉需求、我国经济环境和国际市场等四个方面11个价格影响因素,研究并识别猪肉价格影响因素的时变特征,进而构建猪肉价格预测模型,并通过预测误差指标和Diebold Mariano检验比较其与基准模型的预测能力。研究发现：我国猪肉价格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时变特征,且因素间差异明显;自2009年以来,猪肉价格的决定机制更为复杂,影响因素更为多元;基于动态模型平均的猪肉价格预测模型的预测表现明显优于基准模型。政府部门在制定生猪市场调控政策时,需充分考虑到供给、需求、我国经济环境、国际贸易对猪肉价格的影响,并且可以借助准确的猪肉价格预测信息以增强调控政策的主动性、前瞻性和科学性。     

我国排污许可设定法律审视及转向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被纳入立法计划的现实语境下,有必要对我国的排污许可设定进行法律审视。排污许可设定需顺应法律与政策精神,与设定原则和范围相符,并区分创设与规定,排污许可事项设定的法定依据应当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决定不宜设定排污许可,应严格规范省级政府规章设定排污许可。我国设定排污许可事项的实然方式为法律、国务院决定、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地方行政规范性文件。尽管排污许可制度的实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央地排污许可设定在国家与地方层面及许可证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应全面规范排污许可设定制度,依托《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完善排污许可设定与规定,规范地方排污许可设定制度,强化排污许可设定程序执行与监督,并优化排污许可证的核发与监督机制。      

环境政策与企业污染控制的博弈分析

环境政策是使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从而迫使企业降低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手段。本文运用动态博弈理论,研究单独的排污税政策和排污税与减排补贴的组合政策对企业污染控制行为的影响机理,并从污染治理效果和社会福利水平两方面对两种政策的减排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排污税率和减排补贴率均与企业治污量正相关,与社会福利水平的关系均与税率和补贴率的大小有关;政府实施组合政策时企业的治污量和社会福利水平均大于只实行排污税政策时的治污量和社会福利水平,组合政策能激励企业加大治污力度,同时也能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     

基于多目标决策的流域水系统资源承载力分析——以浏阳河流域为例

在阐述河流流域水系统承载力的内涵及衡量指标,分析河流流域水系统承载关系的基础上,以人口、经济和环境为目标,以供水量、污染容量以及人口规划和工农业产值规划为约束,建立了基于多目标决策的流域水系统资源承载力优化模型。以浏阳河为例分析得出,按照浏阳河流域的可供水量、理论纳污容量和人口、经济发展规划速度,若以环境优先为前提,2015年浏阳河水系统资源承载能力满足要求,若以经济优先为前提,则基本满足要求;而无论是以环境优先还是以经济优先为前提,2020年均会出现水系统资源承载能力无法满足要求的情况。进而提出了浏阳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管理对策。     

基于NDVI的黄河三角洲植被覆盖度动态变化研究

植被覆盖度是研究地表植被状况的重要指标,以黄河三角洲为研究区域,利用该地区1995年、2004年和2010年的三期Landsat-5TM影像数据,提取NDVI,采用像元二分模型,反演植被覆盖度及动态变化趋势,并对植被覆盖度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浅析.研究结果表明,黄河三角洲地区自1995年以来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以及由于当地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植被覆盖度整体上有了明显提高,Ⅰ级植被面积从1995年的203.8212 km2增加到2010年的1055.6694 km2,生态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另一方面,随着的城市的快速发展,建筑用地及工业用地的增加,出现了局部地区植被退化,植被覆盖度降低.     

背道中的卫道：评述“东南互保”的爱国性质

“东南互保”是在义和团运动发展到高潮，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和侵略的情况下，以刘坤一、张之洞为首的东南督抚与以英国为主的帝国主义列强，出于各自的需要而相互利用的产物。“互保”表面似为非法且与朝廷诏旨相抵触，但实质却与晚清传统的对外妥协、退让政策相一致。另外，“互保”并没有进一步的“丧权辱国”，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还维护了国家主权，并且确保了江南地区的相对安定。可以说，“东南互保”在妥协中有抗争、在退让中有抵制、在离经背道中有其守经卫道的爱国一面。     

两晋江东大族群体政治心态演变的历史考察

江东大族群体是一支在两晋之际江东政局中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重要力量。随着两晋天下及江东形势的不断变化 ,他们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治心态。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挣扎后 ,他们选择了与“侨姓”士族合作的道路 ,最终促成了东晋王朝偏安江南的政治局面     

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法制建设研究

论述了黄河流域水资源概况,探讨了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法制建设的意义,提出了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法制建设对策:建立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建立严格公正的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执法和司法体系、建立健全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执法检查监督制度、加强水资源保护法系统研究、培养和增强黄河流域内政府民众水资源保护的法制意识。     

以环境税治理雾霾的减排效果及减排成本——基于动态多区域CGE模型

建立多区域动态CGE模型,将中国划分为京津冀、环京津冀、中部、长三角、东北、西北、西南、珠三角和南部九个地区,并按雾霾严重程度划分为高污染地区和低污染地区两组。设定三种不同的模拟情景,从空气质量、硫税税率、减排成本、各行业总产出等多个维度评价政策影响。模拟结果显示:（1）在基准情景中,直至2030年九个区域的空气质量均无法达到国家一级标准,其中四个地区甚至不能达到二级标准。（2）当前环保法规定的硫税税率偏低,远低于减排成本,无法根本扭转雾霾问题。（3）减排的平均成本、边际成本与当地经济对能源开采的依赖程度高度正相关,东北、西北等富煤地区的减排成本最高,2030年边际减排成本可达50~70万元/吨。相对而言,珠三角和南部地区由于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均较低,减排成本处于九个区域的最低水平,2030年边际减排成本仅为30~45万元/吨。（4）硫税等环保税政策导致煤炭行业严重萎缩,在最严厉的模拟情景（B03）中,2030年煤炭总产出相对于基准情景下降70%以上。（5）在各区域实施不同政策的情景（B01和B02）中,高污染产业会由紧约束地区转向宽约束、无约束地区,即存在所谓的“监管泄露”现象。     

环保政策、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强度动态效应——基于三部门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文章将技术创新、碳税税率等因素纳入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环保政策、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问题。模拟分析表明：技术进步、研发投入、专有技术设备投资、环境治理投资可以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目标。碳税税率冲击对总产出的负向影响特别明显，环境治理投资冲击的后期正向效应比较明显，政府治污支出冲击的当期效果比较明显。同时发现，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将会挤出研发投资，政府治污支出将会挤出居民消费。总体来看，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贡献最小，环境治理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影响比较大。根据结论提出了完善企业碳排放内部治理及外部监督机制、成立协调管理机构、逐步建立碳税试点机制、进一步落实国家各项政策完善创新政策体系等政策建议。     

减排政策实施效果的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碳排放具有外部性、公共产品等特性,仅依靠市场调节会产生“市场失灵”现象,因此政府部门需发挥积极作用,制定科学合理的减排政策。针对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问题,构建一个基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三阶段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并选取中国30个省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博弈结果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认为:对地方政府减排行为奖励越多,则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好;地方政府抵制中央减排政策所获得的额外收益越大,则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差;中央政府提高对地方政府违规行为惩罚的概率和力度可以激励地方政府积极减排,同时也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收益;碳排放强度越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减排动力越小,中央政府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差。     

《长江法》的构建与流域管理体制改革

长江流域的水体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日益严重,迫切需要制定一部《长江法》实施对长江的严格管理和有效保护。长江立法的核心问题在于流域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我国目前的流域管理体制存在机构设置重叠、多头管理、多龙治水等现状,现有的流域管理机构的性质和权限不足于实现综合统一管理的职能。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流域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阐述了改革流域管理体制的客观要求,初步构建其体系,从创设新型的流域管理机构、流域监督机构、流域管理委员会以及明确地方政府职责等方面提出建议,从而为《长江法》的制定奠定理论基础。     

嘉陵江洪化元年洪水问题

在四川长江干流及其支流嘉陵江流域曾发现多处“洪化元年洪水”岩刻，有学者据此认定该年嘉陵江流域发生过特大洪水。此文以为，洪化元年应为1679年，即康熙十八年，该年嘉陵江流域没有发生过特大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