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1941—1947年豫东黄泛区蝗灾

在1941～1947年间,豫东黄泛区频繁发生的蝗灾具有数量多、范围广、危害大等明显特点.肆虐的蝗灾,不仅给豫东泛区的农业生产造成惨重的损失,而且引发了饥荒.为防治蝗灾,当时的河南省政府制定了种种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北宋蝗灾浅探

蝗灾是我国农业历史上的三大自然灾害之一，因其危害巨大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关注。北宋时期蝗灾频发，政府对此亦十分重视。本文从蝗灾灾情、时空分布特点及其防治措施和灾后救济等方面对北宋时期的蝗灾进行简要的论述，以期有鉴于当代的蝗灾防治工作。     

明清时期防治蝗灾的对策

我国的蝗灾历史悠久 ,尤其是明清时期蝗灾不但空间分布广 ,而且灾情严重 ,因此明清时期防治蝗灾的对策多种多样。如发动群众根治蝗虫滋生地 ,农业防治法、生物防治法、人工防治法、法规治蝗法等等 ,还注意化害为利。总之这些对今天防灾治灾仍有参考价值     

一部很有影响力的农业减灾学术专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卜风贤博士的研究成果《周秦汉晋时期农业灾害和农业减灾方略研究》一书目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著作在灾害等级量化分布表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周秦汉晋时期水旱蝗灾主导型农业灾害的时空分布，     

民国时期蝗灾初探

蝗灾是民国时期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具有高度的续发性、继起性,明显的季节性、地域性,以及时间长、分布广的特点。自然原因与政治的腐败、战乱的频繁、经济的衰败、文化的落后等社会因素交互作用,使民国时期蝗灾肆虐。蝗灾对当时社会的生产与生活产生了破坏性影响。     

中国蝗灾历史和治蝗观

对蝗虫字源的演变作了考证,对蝗灾发生的过程进行探讨,根据历史上蝗灾的记载次数、蝗灾的猖獗和损失作了介绍,并根据方志上记载的蝗灾地点所绘的地理分布图,与现代蝗灾的地理分布对照,指出有类似的规律性.重点探讨历史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对应付蝗灾的矛盾心态.在统治者方面,认为蝗灾是上天对吏治过失的惩诫,必须自我谴责思过;另一方面,迫于蝗灾的损害惨重,又不得不进行捕蝗灭蝗措施.在民间方面,认为蝗灾是蝗神显威,必须虔诚祭祀蝗神,以求蝗神宽恕.同样,由于蝗灾并非祭祀所能解决,民间也不得不进行各种治蝗灭蝗的斗争,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到明清时期开始出现了治蝗的专书.指出,天人感应也有其合乎生态原理的积极意义,注意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对降低蝗灾发生量有一定作用.     

生态安全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积极推进蝗灾可持续治理与蝗虫资源综合利用

蝗灾是我国历史上三大自然灾害之一 ,蝗灾已经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本课题组向温家宝总理和有关部委领导呈报了《寄给国务院和部委领导们的一封呼吁信———生态安全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和《治理蝗虫新方案》 ,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重视和农业部的肯定。本文结合蝗灾发生情况 ,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角度出发 ,分析和探讨了蝗灾情况与危害、可持续治理蝗灾难点和治理原则 ,并从蝗灾可持续治理和蝗虫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南阳地区冰雹天气分析及减灾对策

<正> 南阳地区位于河南省的西南部。全区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伏牛山脉绵亘西北部。西峡境内的木庙岭海拔2243米。系全区最高峰,东南部为桐柏山地,中部为开阔平原,境内还有丹江、鸭河口两个较大型水库。本区冰雹天气就是在有山地、水域、平原这种比较复杂的环境中形成的。 冰雹是本区主要自然灾害之一,每年5—9月份都有不同程度的雹灾出现,给农业生产、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危害。因此了解冰雹的分布和发生规律,对于人工防雹,减少     

汉代蝗灾论略

蝗灾是中国古代一种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汉代蝗灾在时间分布上有明显的季节性 ,空间分布上有明显的地域性 ;成灾面积广阔 ,灾情严重 ;蝗灾具有群发性、连锁性特点。     

红山文化经济形态述论

考古学意义上的经济形态一般是指上古社会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与获得方式。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具有多元化特征。红山文化的早期与中期,它的农业可能与采集和渔猎并重,但到了晚期,红山文化的原始农业有重大进步,出现了本区史前农业发展的第一次高峰,这体现在农业工具的改进、粟黍等旱地作物的栽培、定居生活与家畜饲养业的发展等。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红山文化的手工业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文明的曙光。     

宋代蝗灾应对和灾异观之变化

“灾异说”认为，灾异乃是社会政治问题所致，当局应以改革社会政治应对。主流社会长期以此应对灾异，故对蝗灾也不采取捕杀措施。在唐代姚崇以下以捕杀应对蝗灾的基础上，宋人以全面捕杀为主要手段应对蝗灾，在实践上突破了“灾异说”。与此相应，对“灾异说”，宋代的思想精英们从前人的笃信发展为质疑，乃至彻底抛弃，客观、理性地应对蝗灾等灾异。     

3197例干部体检颈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分析

目的探讨干部人群颈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及其相关因素,实施健康干预,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方法对3197例干部健康体检人员颈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进行不同年龄和性别颈动脉斑块发生率和内膜中层厚度分析,研究颈动脉斑块的发生与年龄、性别、体重指数、血压和生化指标的关系,找出危险因素。结果 3197例颈动脉超声检查,颈动脉内膜中层增厚和斑块发生率分别为34.34%和20.80%,斑块的发生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升高,男性发生率（36.86%）高于女性（16.7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288,P〈0.01）;单纯高血压、单纯高血糖、单纯高血肌酐、单纯高尿素氮的颈动脉斑块发生率分别为76.82%,54.38%,62.22%和96.22%。Pearson方法分析显示颈动脉斑块的发生与单纯高血压、单纯高血糖、单纯高血肌酐、单纯高尿素氮有明显关联性。结论干部人群中存在着较高的颈动脉斑块发生率,其发生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升高,男性高于女性,颈动脉斑块的发生与肾功异常、高血压和高血糖相关。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动员

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给农民带来了看得到的经济利益;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等提高民众的民主觉悟和政治参与水平;发展社会教育,提高民众的思想文化水平。由此,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动员了民众并控制了社会资源。     

“丁戊奇荒”中山西的灾荒与救济

清光绪初年华北地区爆发了“丁戊奇荒”,山西地区不仅旱灾持续时间长而且夹杂着狼灾、鼠灾及各种瘟疫等,灾情之烈无以复加,堪称华北五省之最。突如其来的特大灾荒给山西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性后果：饿殍遍野、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丁戊奇荒”中出现的官赈、商赈、教赈等联合救灾的模式,其成效虽不理想,但却证明了中国传统荒政的衰败,促进了近代慈善理念的“西学东渐”和中国传统救灾模式的本土化、规模化、正规化．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整合方式调整的开端．     

清季湖南疫灾与防治

清季湖南发生过多次瘟疫,其中最大的有三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社会恐慌,有的引发了反洋教斗争。一些有识知之士对疫病的起因和预防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西医西药的传入对防疫治病也有较大的成效。但对广大的贫苦人民来说温饱尚未解决,卫生和防疫不过是一种奢望。他们缺医少药, 不懂科学,遇疫仍不免乞求神灵。     

磐石游击队的建立及发展原因浅析

杨靖宇和抗联第一路军赫赫有名,但作为抗联第一路军前身的磐石游击队却鲜为人知。它是“九-一八”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组织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英勇的抗击日本侵略,对推动整个南满地区乃至全东北的抗日游击运动起了重大作用。     

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逻辑观

逻辑观是困扰当前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根本性问题.两千多年来,逻辑的名称虽几经变化,但对命题形式、推理形式及其有效性的分析,始终是西方逻辑不变的主题.由于中国逻辑史研究是基于西方逻辑的传入而产生的,因此,西方逻辑的逻辑观应当成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基本遵循.     

中央苏区革命话语建设内容与价值意蕴——以《红色中华》为中心的考察

话语及话语权是政党政治权力的突出表现形式,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尤为重要。中央苏区时期,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深刻揭露反动阶级腐朽统治、抨击官僚主义、加强政权建设、破除陈规陋习、倡导文明新风,通过《红色中华》主动发展革命话语,构建革命话语体系,充分动员苏区干部群众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持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方面做出显著贡献。     

陕甘宁边区农民群众开荒动员述论

陕甘宁边区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质困难,将边区的内部移民和外来难民、边区的老户农民以及“二流子”和妇女都广泛动员起来开荒生产。这不仅为减轻边区人民负担、为边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一贯的群众路线与群众工作方法。     

试论保持党的先进性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党的先进性与党的群众性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保持党的先进性最现实的课题是防止党脱离人民群众和弱化群众基础。把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努力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式新方法,是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