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出革命历史地表的爱情——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爱情叙述策略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情爱叙事始终处于屈从地位并最终被革命话语“收编”,从而保证革命叙事以一种绝对的“显主体”地位来完成对革命历史审美图景的描绘。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革命话语也承担了最私密的爱情话语的信息载体的功能,在革命话语夹缝中生存的情爱话语完成了对革命强势话语的借用,使得情爱叙事始终以一种“潜主题”的身份完成了对革命话语的辅助书写。为了保证完成对革命宏大叙事书写的目标,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干预和控制情爱叙事的“流向”,所以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的爱情必须以服从于革命需要的叙事模式出现才能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只有在忠诚、勇敢和对革命充满乐观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合法的位置。”为了叙事安全,作家们对爱情的“时间”、“质量”和“主体”上都做了精心的叙述安排,他们大多采用“女方主动,英雄克制”、“三角恋爱走向”两种叙述策略完成对爱情安全、合法、完整的描述。新革命历史小说在爱情表达和“三角恋爱走向”上都胜利了完成了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突围和改写,爱情不再需要穿上政...     

“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重窥

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有传统“才子佳人”小说模式的影子,又在其中注入了现代革命意识。大致来说,其主题形态可分为“革命战胜爱情”“革命与爱情交融”“革命衍生爱情”三类,其话语模式也有失度的革命话语建构、虚夸的浪漫主义表达、鲜明的“男权”中心话语等类别。“革命加恋爱”小说创作模式中的女性并未因革命而真正实现个人解放,其在“男权”话语中的弱势地位、失语状态或极端抗争方式等,仍在昭示着革命时代的女性解放任重而道远。     

《红豆》——被革命／爱情双重主题遮蔽的知识分子艺术诉求

宗璞小说《红豆》自问世，或以“革命VS爱情”解释，或以“革命＆爱情”解释，或发现其中有矛盾裂缝，实际小说蕴藏着“革命／爱情双重主题遮蔽的知识分子艺术诉求主题。     

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第二次握手》中的两种叙述逻辑

“爱情”和“科学”是张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是依靠“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两种叙述逻辑完成自我建构的。这两种叙事逻辑有着二元对立的逻辑结构。以“旧社会”为对立面,“革命至上”将“革命与爱情”“革命与科学”“革命与知识分子”三个方面的相关情节缝合在一起。以“外国”负面印象为对立面,小说试图证明中国人的智慧与正义性。“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是一对同构的观念,在小说中,它们互相建构,完成“革命、民族、科学”的循环论证。     

从《两地书》看鲁迅许广平对真爱的呼唤

从《两地书》中，我们可以找到鲁迅和许广平爱情婚姻生活的脉络，倾听到他们对真爱的呼唤与回应，寻见那洋溢着他们在“携手共艰危”的战斗生活中产生的“以沫相濡”的诚挚爱情，以及“革命的爱在大众”的爱情理念时刻显示着博大的人的关怀。     

《红豆》与《青春之歌》对爱情的双重理解

50年代小说《红豆》和《青春之歌》都描写了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 ,真正从爱情本身出发 ,写出了丰富性和复杂性 ,是对当时“革命 +恋爱”小说模式的反拨。但那个年代的作家无法挣脱政治意识的束缚 ,她们的思想和创作都无法避开“为政治服务”的套路 ,爱情则成了神话 ,而且一旦背离了革命 ,将必然走向崩溃 ;只有依附于革命 ,爱情才有可能获得新生。     

左翼时期青年知识分子转化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心理历程——读《韦护》和《流亡》

二十年代末,左翼文学界出现的一批“革命加爱情”模式小说,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于转化为革命无产阶级的艰难程度和过程。这些小说反映左翼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转型的过程中,以坚定的“阶级性的责任感”与自身内在的种种个人伤感不断地斗争,最终克服“个人主义”和“感伤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根性,走向革命无产阶级道路,从而塑造了从个人主义迈向集体主义的新一代革命无产阶级形象。     

疾病的意义生成与价值转换——论革命恋爱题材小说中的疾病书写

革命恋爱题材小说中的疾病书写,打破了革命＋恋爱的两极模式,形成革命-恋爱-疾病的三角结构,从而丰富了文本的内涵。分析由茅盾的《蚀》与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以及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构成的现代革命恋爱题材小说的三部曲中的疾病书写,不仅可以看到革命与爱情的相互关系,而且可以看到它们之间“为何”与“如何”产生关系,由此梳理出革命话语中疾病意义生成与价值转变的轨迹。     

《红豆》:个我之爱如何承受时代之重

如何描写爱情,实质是如何描写人的问题,阶级性观念曾长期左右对爱情的认识,无法表现爱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红豆》突破了爱情描写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力图写出人的情感世界的多样性。主要有二:一是以往文学中的情爱与革命构成共生关系,但《红豆》中的个人情爱却成为江玫走向革命的阻力;二是参与革命的知识者,大多是不断自我反省的角色,一步步克服自身弱点,最终与革命融为一体,但江玫始终保留了与“革命”不相称的温柔和伤感,显示出情爱强烈的自我性与个体性。《红豆》以细致婉丽的笔触为动荡时代中毁灭的个我之爱唱了一曲悼歌,并证明在高度一体化的文化体制下,“十七年文学”中仍然存有具备了较高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     

“十七年”音乐创作与社会的互动研究

十七年音乐在新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属于“特例”,既非建国前的“十里洋场”,亦非文革时代的“高快硬响”。音乐创作对传统的“爱情”主题进行了重新阐释与定位,将其放置到革命或者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语境下来论述,使爱情叙事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但创作者并非完全听从政治指令的艺术木偶,他是以一种更为隐性的方式将创作的触角伸向少数民族题材的音乐,以此寻求“宏大叙事”与“个人情感”之间的平衡。创作出了明显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爱情歌曲,具有特别的审美价值。     

怨恨与区隔——论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相遇

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真正相遇发生在1928年,恰是“革命+恋爱”小说模式风头正劲的时候,而恋爱小说又是张资平最主要的文学资本。因此,这种相遇原本应该是一出喜剧。不过,恋爱在“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中已经沦为革命的附属品,加之,张资平的怨恨情绪使得他的创作转向虽挂革命文学的旗号,却又与无产阶级文学形成了区隔。左翼文学阵营对张资平的“转向”也进行了自觉的区隔。“腰斩”事件虽非左翼阵营所主导,却有着左翼文学观念的影响。这种区隔行为除了主义之争,也有怨恨情绪存在。张资平的文学史地位与他的叙事主体合法性密切相关。随着张资平文学史自我叙事主体合法性的丧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事也逐渐将之视为他者。     

论“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女性的成长叙事

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一部分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小说。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叙事背景下知识女性的成长特征：爱情与革命的二元对立、知识分子叙事态度的变化以及女性意识的消解。     

论宗璞《红豆》的修辞叙事

宗璞的<红豆>自发表以来,一直颇受争议,主要是对其主题革命战胜爱情的分歧.用小说修辞学的方法,从叙述者、主人公、读者三个不同视角,可挖掘出导致文本主题与实际效果差异的深层原因:革命战胜爱情的确是作者最初的创作意图,然而这一意图并非发自内心,而是受当时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氛围的影响.作者依靠了两个不同的身份--叙述者和主人公一分别传达自己的意图,而两个身份之间的不稳定性最终导致了作者的情感分裂.因此作者在极力表现这一主题时,显得用力不当,由此导致文本主题的不确定性.     

革命"克理斯玛"信仰的隐喻性书写——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阐释

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通过爱情"得"与"失"的叙述来体认和确证革命的超验性和权威性,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无处不在的革命"克理斯玛"信仰,因而充满了"布局的欲望"。恋爱话语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表述功能,这既是"革命的艺术化"叙事理念展示,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渴望再生的普遍文化心理再现,更有隐身其后的现代文人追求"圣道"传统心态的在场。     

透视电视剧《潜伏》的叙事张力

电视剧<潜伏>剧情紧凑,悬念频生,其"理解性认同"的视角彰显出强大的叙事张力.<潜伏>在革命叙事中张扬了对人性的关切,在危机四伏的历史语境中彰显出对信仰的价值关怀,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叙事中寻求着理性的艺术审视,在爱情叙事中回归崇高情感的抒写.     

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情爱模式及其文化语境

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情爱描写模式经历了爱的觉醒、革命 恋爱、商品化游戏性的爱情、田园牧歌式爱情、革命与翻身解放中的爱情、作为生命力象征的爱情等历程,不同的爱情描写模式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息息相关。     

恋爱与革命——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例

革命是20世纪中国公共领域最大的事件,恋爱婚姻是个人私人领域能自主决定的最重要的事件。在20世纪这百年时间里,在不同的"革命"阶段,革命与恋爱先后呈现出合一、磨合、革命规范恋爱、革命禁锢恋爱、恋爱与革命相剥离以及革命消失后恋爱呈现出的身体性情形。革命与恋爱关系的变化,可以折射出20世纪中国社会变化的轨迹,映射出百年来人们不同的生存状态。     

“忧郁”：《上海屋檐下》的隐型意义

夏衍名剧《上海屋檐下》描摹上海底层人民生存境遇的主旨,源于1956年作者的后叙述而定论。在相当程度上,这是大众、作者与意识形态“合谋”之下的“意图谬见”。文本的隐型意义在于中国革命以及1930年代上海知识分子陷于革命、情爱与生存等诸多困境中的“忧郁”情怀。夏衍作为批判者的警醒与冷静,以及身为历史在场者的沧桑与悲悯,逾越了文学史家眼里左翼革命家身份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