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语境下社会治理范式的研究综述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问题的复杂性逐渐普遍化,传统治理模式低绩效、无协调性问题日益凸显,分散、冲突的碎片化状态对社会治理现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走出碎片化的社会治理困境并避免社会秩序混乱和不稳定因素的产生,国内学界对社会治理范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整体性治理、网络化治理、协同性治理、包容性治理、PPP/NGO治理五个层面。通过梳理发现,在当前复杂的社会治理生态环境下,仅依靠单一治理模式是无法破解社会治理难题的。未来关于社会治理范式研究需要突破理论性探讨研究,确立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思维;以多元治理视角为指引,发挥多种治理模式特色共同合作;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化探索,构建适应复杂性要求的全新社会治理体系,由此实现社会善治。     

信息网络时代我国社会和谐治理问题研究

信息网络化模式冲击下,对我国社会和谐治理产生多元的影响,积极与消极共存,诸如对治理目标的统一、治理方式的选择、治理结构的调整等。研究信息网络时代我国社会和谐治理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通过对信息网络对社会和谐治理的多重挑战和原因分析,探讨信息网络化背景下我国社会和谐治理的价值目标,形成信息网络社会背景下符合我国国情的治理路径选择。     

数字治理嵌入乡村礼俗社会的可能路径及其调谐

在当下中国,随着以“技治主义”为核心的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乡村社会治理逐步显现数字治理与乡村礼俗社会运行二者之间衔接不畅的问题。这一现实反映出,以技术理性为核心、以现代性为导向的数字治理与以价值理性为核心、以传统习俗为准绳的乡村礼俗社会二者之间存在着潜在张力。这一潜在的张力,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表现为由于二者在自身所要求的制度规范、过程适应以及价值耦合等方面的差异性而产生的抵牾、摩擦乃至排斥,但这并不表明数字治理和乡村礼俗社会之间是不可调谐的。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又是可以相互融合并达成相互依存的同一体。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过程中,既要适切地评估数字治理嵌入乡村礼俗社会后技术理性作用、正式制度运行、过程衔接顺畅以及价值理性耦合等方面的治理效能,又要重视和运用好乡村礼俗社会固有的非正式制度、礼俗秩序以及乡土人情等文化传承禀赋的治理价值,并在价值取向、治理边界以及运行秩序等方面进行调谐,逐步构建二者相融相合、相互依存的乡村治理体系。     

西安社会管理网络化治理模式探析

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以多元合作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共治。[1]笔者结合西安市社会管理现状与问题,提出西安社会管理网络化治理模式。该模式以"赋权参与、以人为本、合作共治"为治理理念;以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为治理主体;以信任、协调、整合和互动机制为治理机制;以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弱势群体,完善社会运行监测预警系统,构建社会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等为治理职能;以"1+1+4"组织管理结构为组织治理结构。     

公共领域网络化治理的联接模式

网络化治理是公共领域内进行制度创新的重要方向之一。无论采用何种网络化治理方式,把不同的参与主体进行联接都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本文通过考察国内外不同的网络化治理的案例,总结出四种联接模式：契约关系、集体协商、氛围和交叉任职。每一种联接模式都有其优点、适用的社会特征,同时也有其局限性。具体选择哪一种联接模式不仅需要考虑治理任务和治理对象的特征,还要考虑社会习惯对联接模式的影响和制约。     

网络化治理在中国的行政生态环境缺陷与改善途径

网络化治理是继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和治理理论之后兴起的一种新型公共治理理论与模式,但在引入中国治理实践中却面临"利器还是钝器"之争。原因主要在于理论界对网络化治理的行政生态环境要件与支撑体系缺乏清晰的认知;实践中存在着包括多元合作体系结构性和功能性缺陷、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造就的大量社会成本、社会互动体系不畅造成的社会协同困境、利益分散化导致的治理持续性不够等诸多理论移植中产生的"排异"现象。通过强化社会资本,建立网络化治理的基石;完善参与体系,提升网络化治理能力;构建合作体系,优化网络化治理机制;建立评估机制,保障网络化治理效益等努力,可优化网络化治理在中国实践的行政生态环境,变钝器为利器。     

西方治理理论的价值取向与理论困境

西方治理理论建立在对传统等级官僚制模式和自发市场模式的反思基础上,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扩展和信息社会的到来而产生。治理理论的价值取向在于它试图消解传统民族国家主权的绝对性,明确主张多中心治理,打破传统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市场与计划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倡导社会各行为体间通过谈判、协商式程序技术以治理社会公共事物,运用合作、互惠与信任的社会资本而最终形成一种自主的合作网络,尊重多样性在良好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色彩。治理理论面临诸多内在的理论困境:它偏重直接民主,却仍然需要间接民主;提倡多中心治理,但官僚制作为一种有效的组织方式在其后官僚制前景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在重构合法性的同时使责任的归属困难重重;可行性与有效性的困境则可能导致"治理失败";"全球治理"的追求并未改变强权政治的本质现实。     

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框架及其实现

社会治理精细化是一个实践命题,为一种增量治理方式,系针对以往粗放式治理的反思和矫正,它不是要实施颠覆性的改革,而是针对特定问题所展开的精准施策。从公共管理“过程论”的角度,精细化治理的框架可以围绕价值、主体和治理目标三个方面展开：以公民为价值归宿的精细化,目标是构建全民“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以多元主体能动性为导向的精细化,目标是激活“共建”诸主体的发展潜力;而以目标实现程度为参照的精细化,则是为社会治理提供管控的依据。     

转型期边疆社会问题治理中的府际合作研究

我国边疆社会问题治理中的府际合作是各级政府在转型期边疆社会问题凸显的形势下,把不同资源优势的政府组织有效统合成一个既分工又协作,以边疆社会问题治理为落脚点的治理模式。边疆社会问题的民族性、互动性、复杂性等特征决定了府际合作是边疆社会问题的最佳治理模式之一。目前,边疆社会问题治理中府际合作模式主要以传统的纵向和横向合作为主,并且这种传统的府际合作模式已然不能够适应边疆社会问题治理的需要。转型期边疆社会问题治理中府际合作应当从在中央政府设立指导协调机构、建立有效的合作协调保障机制、调整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变革压力型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新型政府合作意识这五个方面来进行优化转型,适应转型期边疆社会问题的形势发展,实现边疆社会问题的善治。     

灾害性公共危机协合治理机制分析

灾害性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是党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灾害性公共危机事件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和极大的破坏性对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在灾害性公共危机的治理中,有必要打破传统的以政府为唯一治理主体的观念,要促进政府间纵向和横向的府际协同合作、政府各部门之间的部际协同合作,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个体的协同合作,从而形成网络化的协合治理模式。     

基于文本挖掘的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基于网络爬取的方法,对近几年的121条有关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典型案例进行可视化分析,对词云图、语义网络分析、LDA主题模型的特征分析进行语义挖掘。挖掘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的突出问题,了解阻碍网络舆情防控与治理之因。文章提出了构建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建立网络舆论治理机制、健全传播者和接受者引导与培育机制、完善网络舆情法制与追责机制、优化网络舆情的多元联动共治机制。以期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情有效监管,整治网络谣言乱象,较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     

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但近年来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对现有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探索如何发挥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多元供给主体的力量、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治理模式,直接关系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果。对此,网络治理理论为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文章借鉴网络治理理论的理念,探索性地构建了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并提出了创造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条件,构建合作供给平台,实施监控合作供给行为等对策建议。     

网络治理的体系、困境和中国化分析

随着全球化下政府治理范式的转换,公众要求政府回应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特别是在多元利益主体和价值主体要求提供公共服务的条件下,如何提供"更好、更快、更廉价"的服务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服务价值的新要求。当代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一大特点就是将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等众多的公共行动主体引入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具体的做法就是重构"国家—公民—社会"的关系,展开网络治理。然而网络治理也存在着许多显著的缺陷,加强对网络治理困境的反思和超越,无疑成为理论和实践日益突出的课题,运用规范性理论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以期探索解决问题的初步方案。     

“合作生产”与廉政建设:合作治理逻辑的延伸

20世纪90年代,合作治理已经成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手段。合作治理的局限性在于其可能导致腐败新形式的产生以及旧形式的扩大。合作生产则可以通过激励个人反腐来促进廉洁合作治理的公共价值。美国的Qui tam诉讼是以合作治理的逻辑来激励全民参与反腐的一种尝试。     

迈向回应型政府--全球化下政府治理范式转换的路径

经济全球化使得公共事务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并对传统的政府治理范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使得回应型政府应运而生,回应型政府的一种典型功能就是调整而非压制,其所预想的社会是一种政治行动者面对问题、确立重点和做出必要承诺的社会,它的目标是实现公共目的并将一种自我矫正的精神铸入政府管理的过程。迈向回应型政府为深化我国行政改革指明了重要方向。     

过渡型社会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过渡型社会”是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阶段,其形态上具有混合性、阶段性、过渡 性等多种特征,表现为村干部权威弱化、半工半耕、混合文化和原子化半熟人社会,治理上面临治理目标 与治理需求存在张力、策略性应对突出和弹性治理鲜明等多重样态。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嵌入在乡村社 会结构与变迁之中的政治社会过程,其推进应该与乡村社会的性质相匹配,有相应的社会基础支撑,这 一基础不仅蕴涵乡村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还包括乡村社会转型的阶段性。深刻认识过渡型社会及其 性质,对于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防御型治理到引导型治理——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的治理之道

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挤占公共话语空间、消弭公共理性和破坏政府公信力,已经日益影响到当下网络舆论生态的正常发展。以“防”和“堵”为主要特征的防御型网络治理表现为事后的介入和适应性调整,它将网络话语视为管制和防控的对象,不能化解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也不是长期有效的网络治理机制。与此同时,以“疏”和“导”为主的引导型网络治理方式,以保护公民网络话语权合法表达为前提,通过设立信息共享平台引导网络话语主体真诚平等沟通,能够引导形成多元主体自主自觉、合作共治的网络治理综合体系,所以从理论构建到实践运行都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基层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基于结构化理论的分析视角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同样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立足于中国基层治理的现实场域,考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实践,发现其主体多元性、行动协同性和能力聚合性,可以有效适配和契合公共安全问题的来源广泛性、影响扩散性和应对复杂性。同时社会治理共同体结构能够通过能力汇聚机制、规则约束机制和价值引领机制的运作过程形成治理合力和共同行动,从而有序有效地应对和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但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际建设当中,仍面临着主体能力有限参与不足,规矩约束不及不适和价值导向多元无序的现实困境。有鉴于此,可以采用激活培育治理主体、创新完善治理机制以及营造优化治理环境来进一步发挥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基层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协同作用。     

善治视野下的乡村生态治理

乡村生态治理是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的乡村生态治理缺乏整体意义上的治理机制,出现了社会资源整合有限、政府角色错位、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合作治理主体单一等多重难题。唯有在善治视野下重塑乡村治理中公民与政府的角色定位,在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等方面推进乡村生态治理,方能将外部的政策、资金支持转化为乡村生态治理的内生力量,从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的实际效果。未来应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提高主体参与意识,完善政府与社会、市场三个维度的合作治理范式,健全乡村生态治理的有效运行机制,改善乡村生态的公共服务体系。     

政府危机管理到危机协同治理的分析及路径选择

现有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呈现出管理主体单一、权威来源唯一和政府危机管理部门协作效率低下等问题。协同治理理论倡导的多元化治理、部门协同治理等理念可以很好地改进现有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和方法。本文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内涵和特点出发,分析了目前主要存在的公共危机管理问题,阐述了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要点,从政府理念、预防机制、部门合作等方面提出了政府危机管理转变为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