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行为与就业质量

通过对湖南、安徽与贵州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研究,探讨择业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程度,并考察市场化程度与劳动力类型对这一因果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择业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与职业满意度的影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二元路径模式,而新生代农民工择业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会因市场化程度与劳动力类型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

以长春市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仍以底层劳动力市场为主,职业区隔现象普遍;社会参与水平低,人际交往内卷化;身份认同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的社会制度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根源。为此,要逐步取消城乡分治的社会管理制度,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管理制度;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机制和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机制;营造和谐的城市文化氛围,增进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和认同。     

个体基本特质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的影响

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表现出的主观诉求与行为差异。用分类比较法和排序法,从文化程度、性别、婚姻状况、来源地区等四个维度分析、讨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和离职动因。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婚姻状况、工作环境,来源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和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呈现复杂性和多样性。要提高工资标准、加强职业技术培训、改善用工环境、消除家庭城乡迁移的外部阻滞因素、提升女性新生代农民工自主就业能力。     

宏观调控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困境的政策援助

用人单位“用工荒”与新生代农民工“虚就业”、用人单位岗位空置与新生代农民工低就业、用人单位低待遇与新生代农民工高期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探索困境。对此,党和政府必须进一步改革就业制度,强化宏观调控,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入手,切实推行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与发展的就业援助政策,注重规范就业市场秩序,强化部门就业指导,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素质,引导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良性就业,进而更好地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权益,推动整个社会的有序发展。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

利用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工作状况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更高,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其中,教育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婚姻状况、外出务工年限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无拖欠工资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满意程度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结论,提出3点针对性建议:(1)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扩宽社会资本积累方式;(2)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升就业质量;(3)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就业竞争力。     

市民化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研究——基于全国3402个样本数据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是破解市民化困境、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本文在全国抽取了3402个样本数据,围绕就业质量的6个维度,即工作条件、工作稳定性、劳动权益、劳动关系、职业发展与就业满意度展开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总体的就业质量偏低。并针对就业质量各个维度存在的问题,本文从政府、企业、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角度提出了提升就业质量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珠江三角洲814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因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职业价值观和社会资本对其就业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微观层面上,职业价值观、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高工资及教育培训能增强就业的稳定性;宏观层面上,政策制度和社会文化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机理研究

立足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通过调查分析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思想现状和行为现状,概括该群体的特点和面临的一些问题,具体从社会保障制度、市民化素养提高、城乡群体心理鸿沟弥合、职业角色和身份定位、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探索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性机制的构建。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归纳为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和发展预期四个方面。基于对四川364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使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检验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较为清晰,且大多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模型中的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以及发展预期都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产生一定影响;受教育程度、所处职位、是否了解惠农政策、是否融入城市生活和入户意愿五个因素最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一个尴尬范畴的批判--基于农民工概念演进的内涵和语境

由于历史语境的变迁,农民工范畴经历了从“农民工＝户籍身份（含输出地）＋职业（主要指经济收入）＋阶级成分”到“农民工＝职业＋户籍身份”再到“农民工＝职业”三个不同样态,其演变的语境也相应分为三个阶段。令人关注的是,当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然导致农村土地财富的攀升和“新生代农民工”含义的改变,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的内涵,即将进入“农民工＝职业＋土地财富”的新阶段。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意愿分析及对策思考——基于湖北省的实证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当前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则是改善农民工生活与发展环境最核心的内容。基于湖北省6县调研资料,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意愿及就业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出务工、工作机会、所属服务行业性质、行业技术水平、资金扶持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倾向有重要影响,而其就业能力则受文化素质、专业技能、工作耐受力、政策认知程度和信息渠道等因素的影响。从提高学历、提升技能、增强耐受力、提高政策关注度和拓宽信息渠道等5个方面提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的危害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制和制度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情绪压抑在内心深处,形成怨恨。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怨恨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分层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社会下层;从社会身份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边缘人”;从社会交往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初级交往为主;从受教育程度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怨恨感的压抑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危害：伤害农民工自我心灵,阻碍社会进步;引起农民工思想混乱,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降低政府公信力,削弱社会的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在此提出化解农民工怨恨感的对策建议：提升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完善农民工就业培训,增强其社会竞争力。     

乐业才能安居——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质量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男性农民工,对高学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低学历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通过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和住房质量,进而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所获得公共服务正向调节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建议通过提高就业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个体特征、职业认同与农民工职业满意度——基于广东省南海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分析

基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部分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测量了农民工职业认同及其职业满意度状况;采用方差分析,实证检验了农民工个体特征对其职业满意度的影响;运用回归分析,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职业认同对其职业满意度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在服务业就业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职业满意度;农民工的职业认同对其职业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提升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改善职业环境,进一步增强农民工的职业价值感知,有效提升农民工的职业认同水平,将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满意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构与适用

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构建了更为全面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了惩罚性赔偿的力度,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力图更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典型国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与案例,兼采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对该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了理论剖析与评价。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问题的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其能力与素质的提高不仅对自身有利,更对构建和谐社会、加快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和素质现状的基础上,剖析制约其就业培训的因素,提出促进就业培训的若干建议,以期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充分就业。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就业稳定性值得关注。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研,并对调研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遍表现出就业稳定性差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受年龄、择业机会识别、工资、企业用工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工资、企业用工环境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正相关,择业机会识别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负相关。     

新生代农民工城乡转移路径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前农民工的主体力量,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和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观意愿强烈,并积极调整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主动适应并努力融入城市生活,然而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高昂的经济成本、自身素质限制等导致他们处于＂城乡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快县城经济发展,推进城镇发展制度创新,重视对该群体的技能培训和发展,着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社会融合,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农民工城市就业融合研究脉络与展望

随着农民工城镇生活社会融合问题的深入凸显,农民工城市就业融合相关研究成果日渐增长。已有国内外研究成果主要以农民工市民化、社会融合同化论、认同论和多元化为逻辑主线、以农民工城市就业融合问题为核心,重点研究了农民工城市就业融合内涵、就业融合结构、就业融合制约因素、就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就业融合水平测度和就业融合政策等问题,但农民工就业融合内涵、就业融合内在矛盾和就业融合模式方式等问题的研究严重滞后,亟待拓展完善。     

重庆市两代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比较研究

本文从个体特征、流动变迁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三个维度来考察其就业的身份选择.分析结果表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身份主要受到婚姻状况、流动范围、在本地流动的时间、每周工作天数、每月租房花费、有无签订劳动合同、本地人是否愿意接受的影响,新一代农民工就业身份则主要受到婚姻状况、性别、每周工作天数、每月房租花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