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禧北伐中的陆游及其与韩侂胄之关系论略

陆游是南宋著名的主战文人,一生以北上抗金、恢复中原为理想.开禧北伐中,陆游赞成宋军北伐抗金,对主持北伐的权臣韩侂胄寄予了厚望,同时他对韩侂胄北伐也心存隐忧.这与陆游对当时的历史形势及韩侂胄与文人之关系的清醒认识有关.     

从开禧北伐看南宋政治积弊

宁宗年间的开禧北伐使南宋政权弊端凸现、财政拮据、士心不一,各种矛盾激化,而韩侂胄也以北伐的首发者、事件牺牲品被列入《奸臣传》。     

关于陆游的所谓“晚节”问题(下)

韩(?)胄之事既明,则陆游的所谓“晚节”问题,即可以从根本上得到澄清,《南园记》之作,最多不过是官场中的一般文字应酬,根本谈不上什么阿附权奸之嫌。所谓“君子惜之”,“《春秋》责贤”,不过是道学家的门户之见而已。     

朱熹“宁宗嫡孙承重”说与庆元党禁的走向

根据朱熹的建议，宋宁宗以“嫡孙承重”形式为祖父孝宗服三年之丧，但这导致宁宗在即位后的27个月内不能举行各种吉礼，不能“全享万乘之尊”。韩侂胄及其党羽则力主宁宗不应该“嫡孙承重”，帮助宁宗提前结束了三年之丧；当宪圣太皇太后吴氏驾崩时，韩氏又篡改了其真实的讳日，保证计划中的宁宗第一次南郊之礼照常举行，也在客观上避免了宁宗以嫡曾孙身份服第二个三年之丧。这些举措获得了宁宗的信任，削弱了朱熹等道学士大夫对宁宗的影响力，使韩侂胄集团得以通过庆元党禁击败道学士大夫，决定了宁宗朝前期的政局发展之走向。朱熹创造性地应用“嫡孙承重”理论，反映了他对汉唐经学的精深造诣和拳拳服膺，而通过经学研究介入重大政治决策，也呈现出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独特气象。     

安徽南宋爱国詩人华岳

贵池华岳是南宋的爱国志士,著《翠微南征录》十一卷。清光绪年间,贵池刘氏刻印《贵池先哲遗书》,收了这部作品。华岳,字子西,号翠微,武学生出身。《宋史》本传称他“轻财好侠”。在太学生的时候,他就上书皇帝,要求杀掉奸臣韩侂冑,因此受到迫害,关进狱中。在这以前,华岳曾做过一首诗送给韩侂冑,把他痛骂了一顿: 君家勋业在盘盂,莫把头颅问属镂。汉地不埋王莽骨,唐天难庇禄山躯。不随召奭始求老,便学孔明终托孤。十庙英灵俨如在,谩于宗社作穿窬。华岳在狱中关了三年,用诗歌做武器,不断进行斗争,抒发他那凛然正气。如《狱中作》一首写道:     

南宋中期政治特性之形成与治国理念之嬗递——以宋孝宗、韩侂胄为例

南宋政权面对外部压力,保证边疆安全和政权稳定是统治者具体而又实在的统治目的.在追求这种政治目的过程中,南宋政权显现出一种与前代不同的基本性格.这种基本性格既制约了宋孝宗"内修政理"的努力,也妨碍了韩侂胄"恢复故疆"的进取意图的实现.     

宋代翰林学士知贡举

两宋时,翰林学士知贡举的现象较为多见,北宋又较南宋更为突出.通过知贡举,翰林学士得以影响一代文风.翰林学士知贡举,还与当时的政治密切相关.当权臣用事时,翰林学士知贡举的现象较衰微,蔡京、秦桧、韩侂胄主政时即是如此.理宗朝,理学之士得势,翰林学士知贡举的又多了起来.     

议论虽多 何害为记——略析东坡亭、台记的艺术特色

陈后山曾说:“退之之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意谓宋人作记有违于唐大家之正法眼。王介甫更认为:东坡《醉白堂记》如同韩、白优劣论;显见菲薄之诮。批评的矛头,则不约而同地落在一个“论”字上,对宋代论文者的这些看法,金人王滹南则极力辩驳:“夫文岂有定法哉?意所至则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议论虽多,何害为记”。他甚至说唐人作记“记其事耳”的特点,是“本短于议论”的结果。①褒贬如此各持一端,究竟孰是孰非? 检点《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十八至卷五十四,共得《记》三十六篇,记亭,台、堂、阁者二十有四。其中,确实很突出地反映了东坡作记每每多好议沦的特色,本文就对这一特色及其得失、优劣作一些     

韩中文学交流之本然双向互动关系—《九云梦》与《九云记》之比较

韩中文学交流之本然双向互动关系—《九云梦》与《九云记》之比较［韩］丁奎福编者按；围绕韩国古代小说《九云记》及其创造过程，最近一个时期在中国的部分学者中出现了一些非科学的看法，即不顾及客观文学史实而主观认为，《九云记》“是中国小说”，总纠缠于其“国籍问...     

迷楼考

扬州北五里,有旧观音山寺,寺踞蜀冈东峰,相传为隋炀帝迷楼故址。但官修史书对此无只字记载,地方志虽有所记,而语焉不详,且有牴牾。如清嘉庆《重修扬州府志》载称:“摘星楼在城西七里观音阁之东阜,即迷楼故址。”①而在此之前,乾隆年间修的《甘泉县志》却称:观音山寺“即古摘星亭址,俗传为隋迷楼故址者讹也。”②唐人韩偓所撰《迷楼记》为官修史书外有关迷楼的记载,但全文只字未提到扬州。从文末“唐帝提兵,号令入京,见迷楼,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为,乃命焚之’”等句来看,韩偓所记的迷楼当在长安。因此,有人就对扬州之有无迷楼,持怀疑态度。     

读《诗》札记

王事教我(《坤凤·北门》) 王力《古代汉语》(以下省作《汉语》):“敦我和适我同义。”“适我,投给我。”按:《汉语》不用毛传训敦为厚,是对的。但从郑《笺》释为投掷,依然不对。据《经典释文》韩婴是训敦为迫的。又《常武》“铺敦淮濆”,韩亦云:“敦,迫。”敦训迫,义顺。《后汉书·韦虔传》:“以礼敦劝。”李贤《注》:“敦犹逼。”逼与迫     

蔡元定谪贬道州原因探析

南宋“庆元党禁”期间,理学家朱熹因遭劾而落职罢宫观,而其门人蔡元定却受到贬窜道州而死的重罚。对此中缘故,后世大多认定蔡元定只是因权臣韩侂胄为打击朱熹等人而受牵连,纯属“无辜被诬”。但据当时散见诸处之史料,尤其通过辨析朱熹在此前后之书信文字,可证蔡元定受此重罚,虽与当时政治大背景相关,然其直接原因,实在于蔡元定以风水之说主张迁移建阳县学至护国寺址一事,使得政敌们得以借口而窜责蔡元定。也因此重罚事牵涉风水之说,故朱熹、蔡元定及其后人、门生等道学中人皆不愿明言其间,遂使蔡元定贬窜道州之直接原因湮灭不彰。     

为何称为“永州八记”

柳宗元在谪居永州期间,曾写过脍炙人口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山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和《游黄溪记》九篇山水游记。 但长期以来,人们都习惯称之为“永州八记”,目前一些文学史、“文选”和研究柳宗元的专著(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刘盼遂、郭预衡:《中国历代散文选》,冯其庸等:《历代文选》,吴文治:《柳宗元简论》等等),也都是这样写的。为什么明明是“永州九记”,而被说成是“永州八记”呢?章士钊先生认为:这是“千年来文坛之顺口溜,而印合尔巧,莫知其所由然而然”(《柳文指要》)。而我认为,不妨深入考查一下“八记”的提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何原因?从而明瞭一个究竟。     

陆游“不得全其晚节”说辨诬

陆游(1125—1210),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和抗金志士.他毕生坚持反对民族压迫,为祖国的统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他留下的九千余首诗作以及词、散文中,都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鲜明的爱国主题.然而,对于这样一位杰出的爱国诗人,旧史却颇有微词,讥其“不得全其晚节”.《宋史·陆游传》云:“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晚年再出为韩仛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朱熹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牵挽,不得全其晚节.’盖有先见之明焉.”历代文人的笔记、别集中也屡屡可以看到这种说法,如南宋人叶绍     

古汉语同义词辨析(二)

记.纪.誌(志).载都有记载、记录义。《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解“本纪”曰:“纪者,记也。”《说文新附》:“誌,记誌也。”“誌”或作“志”。《左传·成公十四年》:“志而晦。”杜预注:“志,记     

糾正七百多年來史家对于韓侂冑的錯誤批判並揭穿当时伪道学派的罪行

韩侂胄以皇亲的关系扶立赵扩(宋宁宗)后,为着实现当时广大人民恢复国土的要求,他首先排除种种困难,使根深蒂固的苟安派与伪道学派相勾结的政权垮了台,接着又著手鼓舞并加强赵扩的匡复意志,提拔了一些主张恢复的人才,更进一步作好战时人力、物力的准备,尽十年的工夫,才能趁金人内部的动乱,出兵征讨,希望在这一次战争中,基本打垮敌人,收复两河失地,拯救沦陷区的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这样为国为民的苦心是应该为我们所能理解的。当战事初期,宋军是胜利的,接着在淮水、汉水两战区各战役中本来也是互     

《左传》“动M于N”结构试析

《左传》里有一种比较常见的结构形式,如下面各句里加点的部分: ①赶穿攻灵公於桃园。/宜公二年 ②或谮胡姬於齐侯。/哀公八年 ③寡人愿结欢於二三君。/昭公四年 ④皆取胄於橐而胄。/襄公二十四年这种结构的格式是 动词+M+介词“於”+N我们把它叫做“动M於N”结构。这种结构里介词“於”的位置,有时还写成“于”。《左传》里“於”、“于”     

关于皇太极之死

关于皇太极之死,各史书记载不一: 《清史稿》记:(崇德八年八月)庚午,上御崇政殿。是夕,亥时,无疾崩,年五十有二,在位十七年。”《清实录》记:(崇德八年) “八月庚午,是夜亥刻,上无疾,端坐而崩。”《清帝外记》记:“崇德八年八月,上御崇政殿,回宫,是夜无疾坐南榻而崩。”《盛京通志》中《神功圣德碑文》记“(皇太极)以崇德八年八月庚午崩,圣寿五十有二,在位十有七年。”《沈馆录》记:“八月二十六日状启:本月初九日夜半后,皇帝暴死。”     

释洞过水

《释洞过水》曷为作也?为《记洞过水》而作也.《记》两收戴段二家之集,今先明作者,以理误编之惑;次释水名,以订俗说之诬.段玉裁《经韵楼集》(道光元年刊)卷七有《记洞过水》(代寿阳令龚导江),《戴东原集》卷六亦有《记洞过水》(己丑代),不云代谁;惟“从者应日昨雨盛”,段玉裁乾隆壬子《覆校札记》出校语“本作雨甚”,段集正作“雨甚”,以此为异,余文悉同.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公元一七六九年)下云:“是年作《记洞过水》一文,自注代寿阳令龚导江.”又谓《戴东原文集》亦有之,“一字不异,未知段作或戴作.”寻光绪壬辰张煦监修本《山西通志·山川考》“入汾四水·洞过水”未录龚导江《记洞过水》,注云:“案此记乃戴氏震作,见东原本集”,不云段作,亦无疑辞.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下不云作记,乃于“三十五年庚寅”下云;“是年有代寿阳令龚君(导江)《记洞过水》一篇”,与戴集注“己丑代”者有一年之差,今     

我国古代第一部教育专著《学记》初探

《学记》是《礼记》中的一篇。古代《礼记》在十三经中的地位次于《诗经》、《书经》、《易经》《周礼》、《春秋》。它所以被称为“记”而不称为“经”,因为它是古代“贤者”的著述。《礼记》共四十九篇,作者多不可考。《汉书·艺文志》载;“《记》百三十一篇”,自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学记》名称的由来,《礼记》正义说:“按郑玄目录云,名曰《学记》者,以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