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里士多德的阶梯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一卷中通过目的论论证与功能论证得出幸福是最高的善与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而在第十卷中,幸福却变成了仅仅与智慧同一的思辨活动。这显然是两种对立的观点,体现出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不一致之处,同时也引发后世思想家对幸福是涵盖论或理智论的论争。但通过细入分析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目的论、功能论证及外在善的佐证,可以将其幸福观解释为一种温和的涵盖论——阶梯幸福观。在阶梯幸福观中,思辨活动是首要的幸福,而合乎德性的活动则是第二位的幸福,同时过实践生活所需要的外在善也包含其中。     

理性的“理论活动” 高于“实践活动”———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幸福观”

作为最高之善,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美德） 的生活。这是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但并不是其幸福观的独特之处。其灵魂学说,特别是其中关于“理性” 划分为“理性本身”与“在欲求力里的理性”或“被欲求力分有的理性”,不仅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其幸福学说的特别之处。通过这个区分,亚里士多德找到了成就“伦理德性” 的基础,同时也确定了理性本身的活动也即“纯粹理论活动”之所以高于理性的“实践活动” 的理由。因而,虽然合乎伦理德性的生活是幸福的,但却只是“次级的幸福”,只有合乎理智德性的生活才是真正最高的幸福。这种生活一方面是合乎神性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是成就每个人真正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并非只关乎人性,亦关乎神性。     

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一个被遗忘的德性伦理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闲暇与幸福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德性伦理问题被提出和探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也是幸福本身,两者通过德性达成统一。现代休闲研究也关注休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与幸福关系探讨的延续,但实际上更偏向于从社会心理学或历史角度研究,缺乏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当代德性伦理研究中虽有学者提倡恢复亚里士多德论及的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却未体现出对闲暇概念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闲暇内在包含的古典精英主义论调在现代社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闲暇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失去了其对于实现幸福的必要性。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框架,有助于厘清休闲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理性判断休闲活动的适当性,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并通过休闲实现美好生活。     

从亚里士多德幸福论来看"GNH"关怀

幸福论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目的论、幸福快乐论和幸福德性论出发,寻找社会发展"GNH"关怀的理论依据,这对矫正"GDP"崇拜,抵制消费主义快乐观,坚持"中道"德性原则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幸福与快乐——关于亚里士多德德性幸福论的诠释及其启示

“幸福就是快乐的生活”是亚里士多德德性幸福论的一则核心命题,在其伦理学代表作《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他对幸福和快乐这两个重要的伦理范畴进行了充分而深刻的论述,并在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了二者的相互融合。这对建构我们当代的幸福观,正确理解幸福和快乐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略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观

本文主要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名著——《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关于幸福、最高善、德性和中道的内在联系的分析和阐述,对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作了一次梳理,以期亚氏的德性幸福观能够对人们有所启迪。     

中庸何以为人之德性——以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为中心

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观中的核心思想。儒家与亚里士多德都以维系动态平衡作为对中庸的本体认知,差异则是儒家以天道论人道,亚氏以形而上的理论推演方式剖析中庸的本体意涵。基于生命平衡观,二者都将中庸视为人的一种德性,将这种德性引申到人的实践活动中,以行为的适度为中庸的伦理内涵。儒家以仁义为贯彻中庸的总德性,亚氏以公正为贯彻中庸的总德性。中庸思想对于个体和当代社会的良好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明智德性的道德形而上学意蕴——《尼各马可伦理学》二元幸福论辩正

经验幸福论和思辨幸福论的二元划分与矛盾一直困扰着人们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理解,其实,这一理论困境来自于人们方法论上的经验主义。《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理论主旨是通过“明智”德性而使幸福生活从经验指向形而上学领域,明智学说为幸福论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明智这种沟通经验与先验的能力,被现代道德哲学家紧紧抓住,康德以“道德判断力”的名义重提古代明智论题,并借此为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事业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观

本文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德性、中道的内在联系的分析和阐述,对他的幸福观作了一次梳理,以期其德性幸福观能对人们有所启迪.     

德性的张力: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 ——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文本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不仅表现在他根据灵魂中“自身是理性的”和“自身是非理性的但能够接受理性指导”的差异将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且表现在他根据实践与生活的不同将德性区分为个人性的和公共性的。前一种区分实际上是在知识形态层面讨论什么是德性以及德性的类目,后一种区分已不再是知识上的德性分类,而是直接强化了德性的实践与行动的含义。从伦理学本来就是实践哲学的意义上说,后一种区分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进路来说更根本、更关键。从“什么是德性”推进到“如何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进而过上好生活,这是一种从理论向实践的深入与深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的生活实践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公共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一方面用于描述个人生活的特征,这是道德哲学所要考察的;另一方面用于描述政治生活的特征,这是政治哲学所要考察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是作为“为己之学”的道德哲学,又是作为“待人之学”的政治哲学。而“为己待人”两个维面上的卓越就是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凸显出来的张力。     

浅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幸福问题是个万古常新的伦理学问题,许多哲学家都对“幸福”问题有过阐述,亚里士多德汲取了梭伦、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以及柏拉图等哲学家关于幸福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幸福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是最高的善,幸福是灵魂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幸福就是中道,幸福需要外在的善作为补充的,这些论述告诫人们,幸福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幸福就是思辨的生活,幸福应该遵循“小我”与“大我”相统一的原则。本文试从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来源、内容及对当代生活的启示三个方面来阐述笔者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理解。     

德性伦理与企业伦理

企业伦理不能化约为个人伦理,但包含德性伦理。德性伦理以行为者的德性为核心,以其幸福为目标指向。企业伦理既包括规范伦理,也包括德性伦理,其中德性伦理是企业家和员工所应具备的经济美德,其德性观、实践论视野、团体论视野、幸福观和成功观都有力地支持着企业伦理,但德性伦理还需要规范伦理作为副本,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麦金太尔对道德合理性的反思与探讨

麦金太尔认为,要对道德合理性原则进行重构就必须复归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是以形而上学的生物学目的论为前提、以希腊城邦伦理为基本维度、以善的生活为核心要素的。在批判继承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麦金太尔指出：德性是一种获得性的人类品质,是通过实践而获得的内在善物,实践的完整性要求实践主体践行德性。这是对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回归和扬弃,也是对道德合理性问题的有益探索。     

幸福论而非德性论：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旨趣与结构

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并不足以完整地描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幸福既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理论旨趣,又是其伦理学理论结构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实践哲学都是围绕幸福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幸福来展开的。德性虽然对于幸福的实现不可或缺,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幸福。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的地位是由他对幸福的独特理解所赋予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遵循古代幸福主义伦理学的传统,重新完整地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描述为幸福主义的伦理学,而不是仅仅将其定位为当代美德伦理学在古代的典范。     

目的论视域下西方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的嬗变——以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伦理学为学术资源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两位伦理学家的思想内容和理论体系,具有某种相似性,但却是"形似而神不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目的论观念与德性伦理天然结合,以善为纽带相遇在宇宙自然和人类生活之中。但在康德这里,目的论思维与德性论却呈现出变异改造的景象。于是,古希腊以来的德性传统在结构模式、价值根基、幸福追求等多方面发生了嬗变,一种以善为最高价值追求的德性伦理形态渐渐退隐,逐渐让位于一种以应当为至上目标的规范伦理形态,悄然改变了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的发展样态和行进轨迹。     

解读密尔的功利主义幸福观

幸福观是西方伦理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内容,对此密尔也做出了功利主义的界定和阐述。他通过对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幸福与德性、幸福与个性发展等相关概念及其关系的分析,阐明了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这种在社会层面上兼顾德性和个性自由的幸福观,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伦理构建,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苏格拉底的幸福观——以《申辩篇》为中心

从德性与知识的关系出发,各式各样的追随者将苏格拉底对幸福的看法发展为三种基本理论:德性工具论、德性自足论和德性至上论。从"灵魂"和"幸福"的原初含义看,苏格拉底的幸福观更贴近"灵魂"的原意:保持"活"的生命原则,并在活的过程中寻求物质和精神的满足。"诘问"是审查生活、获取幸福的重要手段。"好人"不是通常意义上道德高尚的人,而是善于统筹一切、使之真正有益于自我人生的人。"死后"则开启了灵魂的新航程、生发出"幸福"的新含义。     

论西方德性伦理的缺陷及其现实发展

德性伦理也称美德伦理,其传统始于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的观点,亚里士多德使古希腊的德性伦理思想发展到了顶点,成为古希腊伦理的根本形态。而在近代由于其本身不能克服的缺陷而开始被规范伦理所取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得到了复兴,大体上表现为三个不同的形式:"一是所谓的共同体主义式的变形;二是所谓普遍主义的变形;三是所谓明智论的变形。"它们分别以麦金太尔、努斯鲍姆、麦克道尔和伽达默为代表。但由于其固有的缺陷,在今天这样一个以个体为基础的社会中,它不能作为主导的伦理学理论来指导我们今天的行为。     

西方德性论道德形态的精神哲学阐释

西方德性论丰富多彩、风格各异的多元理解样态,构成德性论发展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以一种形态学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来总体考察德性论,更能发觉德性伦理精神自我发展和演变的内在有机生命及其所形成的道德形态气质。在道德世界中,德性论存在的全部努力在于面对道德世界的基本问题,将自然形态的个体自我提升为道德形态的主体存在,和谐地解决道德与自然或幸福之间的现实同一。然而,不管是对于亚里士多德式抑或康德式的德性主体来说,这都是一项永远有待完成的道德任务。     

明智——一个道德的人必备的理智德性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明智作为实践的理性不同于知识等理论理性,它指导伦理德性的形成,是理性在道德活动中实践的能力。同前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思想不仅强调理性认知,而且强调了理性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明智作为关键性的理智德性,充分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既强调理性又注重实践的伦理思想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