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忽必烈“以儒治国”

元代，以儒治国是其一项基本国策。忽必烈汗为巩固其汗权，“行汉法”、重儒士，备一代之制，成一世之大业。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元代以儒治国之策，即“守成者必用儒臣”、“行汉法”必用儒臣、元初儒臣之作用。本文用较翔实的史料论证元初儒士们，在忽必烈大力推行“汉法”中，云集其周围，出谋划策，使忽必烈实现统一大业。儒士们有了用文之地，发挥才智，名垂史册。元代的以儒治国的政策，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值得研究探讨。     

回回姓氏考(三)

蒙古族在元朝居于统治地位。其原始宗教信仰为萨蛮教。开始,蒙古族极力维护萨蛮教,而排斥其它宗教,对于伊斯兰教尤为苛刻。 为时不久,蒙古族在中亚和中东的四大汗国先后改信了伊斯兰教,忽必烈入中国,崇信西藏花教(喇嘛教为佛教之别支,花教又为喇嘛教的一派),佛教成为元王朝的国教。     

论元初"以儒治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元初“以儒治国”思想在金元之际提出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 ,在忽必烈时代开始形成 ,其间蒙古统治者的施政方针虽以儒学为主 ,但较为混杂。从元成宗始到仁宗这一时期 ,随着科举取士制度的正式施行 ,元初“以儒治国”思想趋于成熟化     

忽必烈汗治国思想研究

忽必烈汗的治国思想是元初兴盛和繁荣的理论纲领,其＂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治国思想确立了蒙古贵族治国的基本国策。在国家的民族文化、儒学伦理、依法治国、经济兴国和国家信仰等方面的国家政策,充分体现了忽必烈汗的治国思想,也是认识和研究忽必烈汗的有效途径。     

《抱朴子内篇》理论体系的建构及其道儒思想的会通

“道”“玄”“一”均为《抱朴子内篇》的核心概念。葛洪以“一”为桥梁,沟通进而统一“道”与“玄”的“一贯道玄”理论构架,并以此会通道儒思想,构筑了一个兼综道儒的神仙道教哲学体系。据此,葛洪提出了新的道儒关系。     

元朝君主对医家的网罗及其影响

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 元朝早期的几个君主都重视医药， 尤其是忽必烈， 网罗并重用了相当多的名医， 于是元朝出现了结构严密、职责清晰的太医院制度和独有的三皇庙制度。这些制度大大提高了医学和医家的地位， 也引起了坚持传统观念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不满。医官地位极高、儒与医时常斗争， 成为元朝特有的文化现象。     

试论忽必烈的"汉法"政策

元朝建立者忽必烈汗 ,为夺取汗权和巩固汗权 ,大力推行“汉法”。其建纪元 ,立太子 ,废除豁里勒台制 ,改国号为大元 ,迁都到大都 (今北京 ) ,是为了加强广大中原地区的统治。元朝建都城于大都 ,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忽必烈汗尊礼孔孟 ,重用儒士 ,是他推行“汉法”的重要内容。怀才不遇的儒士们 ,借机“汉法”之行 ,发挥其各自才能 ,辅佐忽必烈汗建立了大业。     

论忽必烈政权"汉化"进程中的士人政策

忽必烈时期,在推行汉法,大兴文治的过程中,重视对士人政策的革新和完善。此主要表现在：征用儒雅,量才擢用;兴举学校,造育人才;尊孔崇儒,优渥士人三个方面。这些政策中虽存在民族歧视、科举废弛、“重吏轻儒”等不足,但仍显著提升了士人,尤其是汉族士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于促进蒙元的汉化进程和巩固政权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勰的儒学思想并非古文一派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的思想,笔者是用“以佛统儒,佛儒合一”这八个字来概括的。这是在说明:笔者承认刘勰有儒学思想,并不是象有人所认为的,说刘勰的思想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就是贬低刘勰。笔者认为:刘勰的儒学思想和他的佛教思想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的关系。这个“以佛统儒,佛儒合一”的关系的理论根据,是他在《灭惑论》中所阐述的“佛之至也……是以一音演法,殊译共解;一乘敷教,异经同归;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这样的思想。也就是《文心雕龙》中“道(佛)沿圣(孔)以垂文(儒     

陆西星《方壶外史》“以儒诠道”的三重维度及思想探析

陆西星《方壶外史》“以儒诠道”的思想特色有三重维度：首先，作为一代道教宗师，陆西星独辟蹊径地指出儒家的“存心养性”即是修真之要。“存心”是陆西星东派修炼筑基炼己第一层功夫。“养性”之说乃陆西星东派丹法功夫得药归鼎之后，丹法中对火候的掌握，其最关键处在于“自然”。其次，陆西星“以儒诠道”的根由在于“二圣不异”，同于“理一”，且二圣之教皆教人归返复本，皆以“不争”为入道之机。最后，陆西星“以儒诠道”有着自己鲜明的宗派立场，陆氏对传统儒家思想并非一概吸收认同，这集中表现为其对“吾儒”的批判。陆西星“以儒诠道”的思想特色具体阐明了儒家道德理性如何走向生命实践的功夫路径。     

关于儒、道、佛三家的理论极限

儒、道、佛(禅宗)三家理论构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从理论“终极关怀”的视角看,三家皆有自身的理论极限:在儒为“天命”,在道为“无极”,在佛为“拈花之境”。三家理论既有纵向的衔续性,又有横向的涵纳性。道家以“无限”实现了对儒家的超越,佛家以“心法”实现了对道家的超越,最后由宋明理学完成了对三家的综合性超越。准确地找到这三个极限,对于在宏观上重新认识儒、道、佛三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或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试论蒋介石的“儒化”三民主义

孙中山去世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部分国民党人士对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立的新三民主义理论进行了异化和一定程度上的背弃,学界称之为“儒化”的三民主义。但这一称呼仍较为笼统,事实上,把蒋介石的儒化三民主义称为“儒化”旧三民主义或者是“蒋记三民主义”更为合理。本文主要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儒化”旧三民主义进行了分析,同时兼论儒学的社会适用性。     

“儒”字补义

在先秦，“儒”有教官、教师之义，但此义为《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辞书所失收，故今为之补。先秦时期，在诸侯国中传授专业知识、专门技艺的人被称为“儒”。《周礼·天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德行”，指《周礼》中的“三德三行”（详后），属于道德行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是专业知识与专门技艺。可见，师与儒都是教师，所不同的是，“师”是负责道德品行教育…     

汉元帝与经学

西汉元帝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有着深厚的经学功底,尤精于《诗》。元帝尊师重儒,在其大力提倡之下,整个社会儒风蔚然,《诗经》学亦因元帝之力,成为治国主导思想。元帝好儒,选官用人,以经明行修为基本准则,因此儒生布满朝廷上下。元帝对经学的贡献就在于通过习经重儒、治国以儒,使儒学彻底取代了“霸王”之道。     

老子“无为”本义探源

本文用唯物史观的考察方法探讨了历史上道、儒两家“无为”论的相互关系,认为儒家“无为”说只是“援道入儒”,为儒所用而将老子“无为”儒化的结果。并引证《庄子》、《墨子》、《淮南子》及《老子》原著,证明老子“无为”原义是要求排除经世治国中的个人目的与私欲,而并非主张无所作为。“无所作为”说只是历代经学家们对“无为”范畴的曲解。     

道统——《孔学儒术》之三

“儒分为八”　　孔夫子死前其弟子已有开门授徒的,如澹台灭明(字子羽),“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因为子羽状貌甚恶,“孔子以为材薄”,后来此人修行甚为有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竟成一方领袖。孔夫子死后,据《韩非子》记载,“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显学》)他的话不可尽信。如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所批评的子游、所表彰的子弓,韩非均未提及。这至少证明…     

从儒佛之辨看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王阳明的心学,不能简单地界定为“醇儒”,或“禅学”,而是自信自立,多家会通,从而彰显出超越时空的大智慧。王阳明的儒佛之辨,不仅是对儒学本身的判教,同时也是对佛教禅学的判教,既认定儒学之理趋于功利化,也认定佛教的伦理缺位,无政治担当。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是儒家之“有”,兼仙家之“虚”、佛家之“无”,是以儒为主,佛老为用。“圣学之全”是王阳明心学的真正“道统”,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论忽必烈的政治与伦理相结合的统治艺术

忽必烈登基之后,面临各种错综复杂而又十分棘手的矛盾。为适应这种形势,解决这些矛盾,他将本民族传统的政治与伦理同汉民族传统的政治与伦理融为一体,并从政治与伦理的结合上进行统治,收到显著的效果。本文从“两制并行,力求稳定”、“德威并用,刚柔相济”、“兼收并蓄,共同繁荣”、“宽猛相济,保持平衡”等四方面论述了这一问题。很显然,文章重点论述了忽必烈的伦理思想,然而,这一伦理思想中渗透着他的政治思想与政治目的。     

元朝时期蒙古族的伦理思想──谈忽必烈对蒙古族伦理思想的新发展

蒙古族的传统的伦理思想发展到元朝并没有削弱。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地位，忽必烈不能不实行一系列汉化政策。本文从“尊儒学，重礼治”“崇佛教，促治心”“朴实无华，居安思危”等方面，论述了忽必烈的伦理思想。这也正是元朝时期蒙古族伦理思想的新特点、新发展。     

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秦汉时期“吏道”思想的演变

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是儒法两家思考的重要问题。韩非“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思想，推崇法治的根本意义，强调官吏执法教民的治国理念。睡虎地秦简中出现的两种不同“吏道”思想，以及汉代循吏与酷吏的急剧分化，则揭示了韩非“以法为教”思想的终结。《说苑》儒法结合的“为吏之道”为执法公正提供了坚实的人道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