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礼智信”道德观及其实现价值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提出的道德范畴,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宝贵遗产。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我们仍可借鉴其中的精华为我所用。文章立足于用当代语境给予其新的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并对“仁义礼智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道德文明建设中的价值做了新的阐述。     

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

三苏蜀学是北宋中期一个重要的儒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认为,“礼”的精义是“顺人情”,圣人制礼的目的就是以礼来调适人情。三苏把“人情”作为古礼的本质内容,他们在解经时往往以人情为原则。表现在政治上,苏轼、苏辙以王安石为不近人情者,用“人情”、“公议”作为攻击王氏的武器。     

《孟子》与思孟五行说

简帛《五行篇》的出土,给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评子思、孟子的千古之谜提供了答案。荀子所谓的思孟五行应是仁义礼智圣,而不是如后人猜测的仁义礼智信或金木水火土。通过对《孟子》的解读,发现“五行”的具体所指及《五行篇》与子思、孟子学说的关系,就可以佐证上述观点。     

《孟子》与思孟五行说

简帛《五行篇》的出土,给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评子思、孟子的千古之谜提供了答案.荀子所谓的思孟五行应是仁义礼智圣,而不是如后人猜测的仁义礼智信或金木水火土.通过对《孟子》的解读,发现“五行”的具体所指及《五行篇》与子思、孟子学说的关系,就可以佐证上述观点.     

朱熹对待扬雄与《反离骚》态度及其原因探析

朱熹注释《楚辞》时对扬雄及《反离骚》极尽讽刺。其实在现实中,朱熹对扬雄的态度比较复杂,他对扬雄学问有批评也有肯定。究其原因,有现实政治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朱熹持道文统一并以道为本的道文观念。朱熹认为文从道中流出,道之形体便是性,性乃心之本体,包含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心之用为情感、意志。在评价作家作品上,他并不是追求文字背后所蕴含的道理,而是通过对文章作者道德之考察,来评判其作品优劣。朱熹因不满扬雄失节,便批评其人及其作品,但对扬雄学问却也不得不肯定,显得有些勉强。     

《宋元学案·蜀学略》辨正

《宋元学案》附录的《苏氏蜀学略》是清代学者全祖望补撰的。他违背了黄宗羲原著的宗旨,又依照理学宗传拟定苏氏蜀学的学术渊源,并以为蜀学出于"纵横之学"而"杂于禅";这些都是极不恰当和非常片面的。然而若将今本《宋元学案》视为宋元学术思想史,而不仅仅是理学宗传史,则它又具很丰富的学术思想史料的价值。《蜀学略》是第一次将蜀学上升到学术史的高度,这对晚清以来将蜀学作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的复兴,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孟子》与出土文献两则

《孟子·离娄下》“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之第二个“行”,当训为“言”“说”。此句意为“要依仁义行事,不能只说说而已”。孟子反对的不是“勉强施行仁义”,而是只说不做的“假仁假义”。清华简《厚父》第五简“古天降下民……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与《梁惠王下》引《书》相似,此之“乱（治）下民”即彼之“宠之”,“宠”读为“用”,训为“治”。故赵岐以“宠之”断句,“四方”归下读正确;孙奭、朱熹“宠之四方”断句不能成立。     

论“哭”

“哭”见于“三礼”,近二百条。礼之用何？《礼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绝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札不成;教非礼不备;分争辩颂,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有五,吉、凶、军、宾、嘉是也。“凶礼”亦有五,《周礼》：“一曰丧礼,哀死亡;二日荒礼,哀凶札荒、人物有害之也;三曰吊礼,哀灾祸,遭水火也;四日桧礼,哀围败,同盟会则货,以史其所丧也;．h曰恤礼,哀寇乱,邻国相忧也。“凶”事致哀,各国皆然。唯我国古代,即哀哭亦当依制,不当哭而哭、哭而失度、哭而不在也哭之所、当无声而有…     

释“分”

“分”(fèn,问韵)是个重要概念,在古代常与“名”关联在一起,如:“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庄子·天道》)这个精致的体系中,依天、道德、仁义、分守、形名、因任、原省、是非、赏罚之次序,分守居于九个层次中的第四位,形名居于第五位。须说     

易学在蜀蜀学在易

易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即有“易学在蜀”之说;同时,“蜀学”一词也在此时形成。根据各个历史时期蜀易的表现,说明有独创精神和包容特性,足以体现蜀学以易学为旗帜。     

宋代蜀学刍论

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学术文化相当发达,形成“蜀学”。蜀学是宋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它的研究却极为不够,从而影响到对宋学的全面认识。本文拟就宋代蜀学的几个问题作些初步探讨,以就正于方家达识。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孟子“四心”的双重内涵--基于孟子对“四心”的两种不同表述的分析

如果“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等的“端”作“端源”解,“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等就表达了“四心”是仁义礼智之端源。“恻隐之心,仁也”等所论证的性善之性是指为善的能力,其能够显现为具体事相上的善,从这一点来看,“恻隐之心,仁也”等就表达了“四心”能够落实、显现为仁义礼智。“四心”能够落实、显现为仁义礼智也就体现了“四心”是仁义礼智之端源。     

汉初官学重建下的孟子学--论《淮南子》对孟子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孟子的天命观、人性论、仁义观、修身论成为汉初思想融合并尝试重建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淮南子》对孟子的性命观,特别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说进行了发挥,还把孟子的从先天端绪经由后天扩充而实现仁义礼智的修养路径,作为其治国的理论基础之一。《淮南子》既视儒家的仁义观为救世的补救手段,又说“仁义者,治之本也”;对孟子的“反求诸己”说及民本思想则有继承也有改造。     

北宋蜀学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

北宋蜀学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通过龙昌期、章詧（chá）、三苏、张商英等人融合各家,兼用佛老,重视儒学的治学实践体现出来,反映了北宋巴蜀地方文化的重要特色。为蜀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多元的思想环境和文化背景。     

宋代书院与宋代蜀学

就学术思想而言,宋代蜀学经历了以苏氏蜀学为主转为以洛学为主的局面.蜀学的这种变化转型,与书院有密切关系.苏氏蜀学诸儒不如洛学诸儒重视书院教育,是苏学逐渐衰隐的原因之一.而张栻之学及其通过书院返传回蜀、魏了翁所进行的书院教育,又使洛学大举深入四川,从而促成了洛学取代苏氏蜀学.     

历代帝后的合葬及其类型——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时期

三、隋唐五代时期经过长期的南北分裂,至隋,中国重归统一。古代礼制自秦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文帝时,可谓开一代唐制之先。《隋书·礼仪志》云：“高祖（文帝）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而唐初所谓“贞观礼”、“显庆礼”等,则皆为“修...     

王船山于《论语》“礼之用”章对体用论诠释的反省

船山于《论语》“礼之用”章的诠释,主要是针对《四书章句集注》而来。朱子以体用论之说来诠释“礼之用”章,将“礼之用,和为贵”的“用”字诠释为体、用之用,而“和”字则训解为“从容不迫”,有此从容之人才能显礼之可贵。船山则以为,“礼之用”章正是表现圣人制礼作乐的文化观,与体用论无涉,若依朱子的解法,则先王之制礼作乐并不足贵,而是要待行礼者从容不迫方才可贵。虽然船山学自身亦有强烈的体用义,不过船山认为对“礼之用”章套以体用论并不恰当。船山是将“礼之用,和为贵”的“用”字解作(礼之)“行于天下”,而“和”字则谓“和顺于人心”,即人心本具仁义礼智,而先王之制礼作乐便是和顺于此固有之要求而来,因此弥足珍贵。船山依此亦反对老子“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说法,老子只将礼视作外在的桎梏,却不知礼(乐)同于仁义等皆为内在,系人人本固有之。本文将对船山于“礼之用”章驳斥朱子诠释的部分以及回归先秦典籍脉络的解释进行探讨。     

《五行》之“和”及其《尚书》学基础

《五行》有一个重要范畴“和”,“和”又有一个等值的范畴即“时”。二者关联的是,仁、义、礼、知（智）四种德之行跃升为“善”,仁、义、礼、知、圣五种德之行跃升为“德”,以及德行达到最高境界时的践行方式。“和”一般被解释为“和谐、协调”,这种认知有悖于《五行》体系给出的界定,也背离了该范畴的历史渊源。《五行》之“和”乃取义于跟《洪范》“五行”中的五味关联甚深的“和羹”、“和五味”,以及由此滋生的“和五声”等观念,意指参与其中的各元素的个别存在被超越而生成新的同一体,因此并无“和谐、协调”可言。《五行》“和”（或“时”）深刻继承了《洪范》“五行”说蕴含的五味和的结构框架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