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人、自利与道德性激励——评述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为其逻辑出发点,区别于经济人假设。理性人假设以严格的工具理性计算行为成本-收益,抛弃了经济人假设中的行为动机与道德价值考量。但是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中过多强调经济组织与集团成员个体的自利动机而造成理性人与经济人的混淆,由此导致学界认为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解释力薄弱,不能解释经验生活中慈善与宗教组织等大型集团的运行。研究发现,澄清奥尔森理论中的自利与理性、选择性激励和道德性激励的关系,可知利己与利他、选择性激励与道德性激励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统一,这极大丰富了奥尔森集团理论的解释力。     

理性人假设与政府理性行为

本文运用理性人假设理论，从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主要理性人的角度，阐述政府理性行为，分析其操作规范，并提出促使我国政府行为理性化的思路。一、理性人假设理论理性人是西方经济学所作的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假定。在西方经济史上，亚当·斯密《AdamSmith）是最早作理性人假设的人，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来源》一书中，理性人特指资本家，不包括其他经济参与者。斯密认为理性人是完全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其行为的基本动力是经济利益最大化，经济运行由“看不见的手”所指引，资源配置和利用由完全竞争的价格机制来解决，政府不干预…     

传统资产定价理论和资产交易理论研究

传统的资产定价理论和资产交易理论都有一个基本假设：人是理性的。然而，金融市场中大量存在的种种“异常”，对基于理性假设之上的经典金融理论提出了挑战。通过回顾传统的资产定价理论和资产交易理论，可以看到建立一种标准的行为模型，应该是金融理论的下一个主要方面所在，该标准行为模型应该既能表达有限理性，又能兼容理性行为。     

微观主体的利他行为分析

对于利他行为,人们总是站在"经济人"的角度进行分析。这种源于一元动机驱策两种行为的分析,将各种因利他动机而产生的利他行为也解释为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站在二元动机驱策两种行为的基础上,在理性、利他和追求团体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下,文章运用"道德人"假说来解释利他行为,并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对各种利他行为进行分析。     

CEO过度自信对薪酬合同影响理论综述

“理性人”假设是传统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在这一假设下,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极度理性的,人的情绪和感情因素对市场的影响极其有限。但研究者在研究市场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以此假设为前提的数学模型,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许多现实中的经济活动。因此,大量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从人们的心理、行为角度出发,考虑人的感情因素和情绪因素对市场中经济活动的影响。     

“理性经济人”假设：演进与批判

“理性经济人”是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假设之一。其基本内涵包含自利的行为动机、理性的行为目标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三层含义。在理论假设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一些学者从理性人的行为动机、行为目标以及研究方法等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批判与修正。无论如何批判和修正，“理性经济人”假设仍然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假设与出发点。     

人类理性行为分析

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不仅无法解释由“囚犯困境”所引发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悖论,也无法解释现实中行为主体在“囚犯困境”情境下对合作行为的选择。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总是将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等同于理性,进而再把实际行为等同于理性行为。其实,不仅人类寻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是理性的,而且对利他行为的追求也是理性的。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体现出理性“经济人”与理性“道德人”的双重性。对“囚犯困境”悖论的解决应该引入道德维度,引入理性“道德人”进行分析。     

传统资产定价理论和资产交易理论研究

传统的资产定价理论和资产交易理论都有一个基本假设:人是理性的。然而,金融市场中大量存在的种种"异常",对基于理性假设之上的经典金融理论提出了挑战。通过回顾传统的资产定价理论和资产交易理论,可以看到建立一种标准的行为模型,应该是金融理论的下一个主要方面所在,该标准行为模型应该既能表达有限理性,又能兼容理性行为。     

理性与非理性的撞击——现代金融理论的拓展研究

传统主流金融理论在理性框架下,通过对市场金融活动中当事人的行为动机与方式的理想化的假设,配合以缜密的推理与完善的数学表达,将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提炼为相对简明的逻辑关系,从而为人们的金融决策提供了理论指导。然而在现实的投资活动中,由于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和自身能力的限制,投资者做出的决策与作为理性人按照效用最优化的理论所做出决策完全不同,因此完全理性的投资决策只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人的实际行为并不具备客观理性的特征,而非理性金融理论的引入必将对传统金融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利他主义、社会偏好与环境合作治理

在利己主义假设下,公地悲剧理论、囚徒困境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揭示了环境治理中个体理性而集体非理性的悖论,并提供了国家集权式、市场自发式和网络自主式三种克服悖论的环境合作治理模式。然而,把利己性作为人的唯一本性作为分析环境治理困境的基础并不完全符合人性是复杂而丰富的事实,利他行为的普遍存在为环境合作治理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构建环境利他合作治理机制,需要明确制度建设中的“惩恶扬善”思想,以构建对“他人”的伦理责任为基础,通过建立对利己者的约束机制和对利他者的激励机制,以及建立公平公正的合作剩余和成本分担机制促进利他合作。     

"理性人"假设的发展及其方法论意义——仅以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的贡献为例

"理性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和逻辑起点.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对它的发展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拓展偏好指向、明晰约束条件、确立实现方式、探究心理机制、扩大适用范围.其蕴涵的方法论,对于正确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前提假设、"理性人"假设的现实性、"理性人"假设发展的具体方法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

家庭是个人完成初始社会化重要场所,本文基于跨省2492个样本的调查数据,从亲社会行为概念维度结构的匿名性、遵从性、公开性,以及利他性的四个测量维度出发,考察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预测父母亲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影响的一致性假设和四种亲社会行为的平衡性效应。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角色行为的性别差,异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母亲教养方式对四类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均不显著;父亲教养方式的类型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且存在不均衡效应即父亲鼓励的教养方式与惩罚的教养方式对四类亲社会行为均有显著正效应;父亲鼓励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四类亲社会行为的正效应均大于惩罚的教养方式。父亲保护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公开的亲社会行为无显著性影响,但是对匿名性的、遵从的和利他的亲社会行为均有显著正效应。     

政府补贴下考虑利他偏好的绿色供应链决策研究

通过构建由政府、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三阶段绿色供应链，探讨绿色供应链中政企博弈问题，分别建立供应链成员的双方利他偏好、仅制造商具有利他偏好、仅零售商具有利他偏好，双方都不具有利他偏好4种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成员的利他偏好和政府的补贴同时对绿色供应链的定价、产品绿色度、供应链各方的利润和整体利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和利他偏好行为对供应链的最优决策产生较显著的影响。政府补贴系数对供应链决策成员的行为偏好具有负向效应。相较于制造商的利他偏好行为和双方成员都具有利他偏好行为的模型，零售商的利他偏好行为对供应链会产生不利的影响，而政府的补贴行为能够减弱其消极作用。制造商的利他偏好行为更易于合作，有助于提高供应链的整体期望效用和社会福利效用。     

从理性人假设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从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谈起

20 0 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和史密斯教授所创立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理论 ,不仅拓宽了整个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而且激发了人们对理性人假设等经济学基本命题的反思和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审视。本文通过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基本命题的形成与发展这条主线 ,提出了一种合乎逻辑地了解和探讨西方经济学的历史沿革、主流体系及未来发展的新视角 ,探讨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体系与应用、局限与发展等问题。     

理性选择理论的演变与法经济学的发展

作为法经济学理论基石的理性选择理论，其形成和演变在于对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以及不断修正这一基本假设。博弈论承认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突破了信息完全和市场充分的假设，将信息成本和对策成本纳入到了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中，扩大了理性选择理论的适用范围。而行为法经济学从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这一崭新的角度，弥补了理性选择理论的不足，揭开了法经济学的新一轮发展。     

媒体说服形塑与城市居民绿色购买行为——调节中介效应检验

利他诉求和利己诉求割裂导致的态度—行为偏差一直是绿色消费面临的主要障碍。为此,从有限道德假设和有限自利假设出发,基于改进后的目标框架理论构建一个媒体说服与绿色购买行为关系的理论模型,期望破解绿色消费“知行不合一”的困境。研究结果显示:媒体说服通过激活环境责任感知（规范目标框架）和绿色感知价值（消费价值目标框架）,进而共同影响居民绿色购买行为;媒体说服对不同目标框架的形塑能力不同,导致各自发挥中介作用的差异;环境问题严重性感知负向调节了中介模型,从而发现绿色购买“脱敏”现象的发生机制。认为,媒体通过激活规范目标框架和消费价值目标框架是扩大绿色购买的有效途径,但在采取“恐惧诉求”策略时需要预防触发“脱敏”现象的发生机制。     

见危不救犯罪化初探

见危不救属于传统道德调整的范畴 ,在道德资源缺乏的今天 ,见危不救的事件频频发生 ,道德对这个领域的调整已经力不从心。将危难救助作为法定义务加以规定 ,并在刑法中相应地增设“见危不救罪”是无奈却理性的选择 ,但是应该将法律干预保持在维持社会生存基本需要的范围内 ,避免对救助人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并建立相应的救助人伤害或损失的社会保障机制     

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和发展

从传统经济学体系的发展主线出发,指出了一个探讨传统经济学的历史沿革、主流体系及未来发展的新视角,即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的局限促使经济学基本假设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现性的完善,从而导致了行为经济学的产生。行为经济学根据对现实人的心理分析和经济行为的研究得以修正和发展了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并将非理性等复杂的人类行为分析融入标准的经济理论之中。     

基于有限理性的投资项目评价与决策研究

现行的项目经济评价方法的隐含假设,是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但现实中的人做不到完全理性。西蒙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项目评价与决策的有限理性有多种表现。决策的三要素——目标、方案、决策行为,都很大程度地受到有限理性的影响,并会导致一定的决策效果偏差。有限理性对于不同类型项目的影响方式又有着重要的差异。为应对有限理性的消极影响,应对决策活动进行一些规制：首先,调整决策预期和决策行为,既然最优选择可遇不可求,能够获得满意方案即可;其次,在决策方式上,灵活地采取诸如群体决策、集中／分散决策、柔性决策等方式,来尽量消除有限理性的影响。     

手足之痛———灾后团结理论与应用的视野

社会团结是灾害发生后一种常见的现象，这种社会整合行为受到了研究者和救灾与重建的政策制定者广泛的关注，不过其理论潜力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阐释。本文依据作者在1970年秘鲁大地震后十年的灾害人类学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讨论了灾害中的集体行为，及其与利他与利己、理性与情感、仪式与象征等多层面的纠葛关系，经典的理性选择（资源动员）理论受到反思，社会运动及其情感与仪式表现形式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