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伦理之圆解

和谐伦理,是以心和、人和、天和为调适指向的金规则。善道呈圆,圆善之道的伦理向度是善善互动,圆圆相映。一个个的向善之圆相互衔接,相辅相成,有机构成了和谐发展的圆善之道。这种基于东方文化的伦理向度是伦理智慧的集大成,演绎的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向善、达美之圆。其终极价值是万有存在的协同演进,相得益彰。正是在这个善善互动、圆圆相映的和谐伦理之圆中,万有存在共同体得以编织出天道酬善、万有向善的因果之网,展示出和谐发展的圆善之道。和谐生善,大德象圆,和谐伦理"圆理"要求我们师法大自然和谐酬善之道,描述万有向善之圆,与万有存在同忧同乐,确立"己所不欲,勿施于物"的和谐理念,不断逼近与万象同乐的大德之化境。     

和谐的智慧与智慧的和谐——在毕达哥拉斯"数"本原思想视阈内

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思想是以数的和谐表征万物的和谐,以数的智慧表征宇宙的智慧,通过对“什么最智慧——数目”、“什么最美好——和谐”的科学论证、神学论证和哲学论证,达到了真善美相和谐的智慧,赋予哲学原初的、本真的意义——“爱智慧”;在“数”本原思想基础上不断发展而来的哲学本体意义上的终极存在所体现的终极解释、终极价值,印证着毕达哥拉斯真善美的和谐智慧与智慧和谐。     

通情达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

通情达理可视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在“天—命—性—情—道—教”本体建构中，“性—情”通过通情达理贯通天道和人道：“通情”在己之好恶与他人好恶的理性沟通中形成共同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即“理”。“理”要获得现实性，又需要“达”的实践智慧。“达理”虽呈现为理性形式，但其实际展开中始终以理性和情感的互融为进路。由此，通情达理所展现的精神逻辑为：“理”从“情”出，“情”据“理”而通，“情”通则“理”得，“理”由“情”而“达”,并由此开辟了以克己、爱人和万物一体为核心的中国伦理精神传统。这一传统，为提升人性能力、培育向善的人性情感、促进内在道德与外在伦理有机统一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智慧。     

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伦理意蕴

“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人合一”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理念。“天人合一”思想本身蕴涵着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观照,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伦理意蕴。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以生生不息之天道作为万物生存的宇宙本体论基础,由继善成性、以仁体物的道德主体来彰显并实现天道天德,以期实现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之万物和谐的人生旨归。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伦理意蕴对于当代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真善美———船山的人生和谐观

船山通过对传统和谐观的价值提炼,开掘了人生的理想境界——天人合气之真,理欲合性之善,情景合境之美,在船山眼中,和谐人生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人生。     

心学视域下的刘宗周《人谱·人极图说》释义

刘宗周晚年撰著的《人谱》是开显其哲学思想主旨的最重要文本.《人谱》正篇《人极图说》将“心”与“太极”、“善”与“阳动”、“性”与“阴静”、“五性”与“五行”、“万性”与“万化”、“迁善改过”与“其要无咎”一一对应互解,天道、地道与人道一体圆融,天道的客观性落实于人道,人道以其主体性、能动性彰显天道之自在性和自然性,天道不离人道,人道开显天道,“即天道即人道”.《人极图说》所开显的独特的“心”学体系,彰明天地万物中最灵与最秀者之“人”的意义和价值,是“天人合一”哲学的最精彩体现.     

“德”对大学传承“体育‘圆’哲学”的深醒

＂理＂是＂道＂（圆）之象,＂道＂为＂理＂（象）之本。体育＂圆＂哲学是大学安身立命教育的根基。因为＂圆＂、＂理＂、＂德＂所包含的内在关联比其自然顺序更值得关注;＂圆＂是＂理＂与＂德＂的基石,＂圆＂和＂理＂同是＂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伦理中的展现。＂圆＂哲学以＂理＂的思维、护持、融通于＂德＂,是当代大学推动＂制度变迁＂和传承人类＂先进文化＂教育的宗旨。     

诚信与哲学

哲学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智慧,以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为宗旨。诚信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一项基本观念与规范,意味着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本文从哲学之“真”、道德之“善”、人格之“美”的视角考察“诚信”的哲学内涵,以揭示“诚信”在当代道德建设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试论道教美学的民族特质

道教是发源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民族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认为道教美学的民族特质其基本内涵主要表现在“道之大美”、“生之壮美”、“真之优美”、“善之至美”几方面。体现着真、善、美三者相互独立而又相融互动的特色,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与人生追求中,并为现代人生存智慧提供诸多启迪。     

中国情理主义伦理形态的精神哲学分析

中国哲学中的“精神”概念经历了“天道-性-情-伦理-道德-天人合一”的辩证运动,并在中华文明中形成了以“情”为主、情理交融的情理主义伦理精神形态,与西方情、理二分的精神哲学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个体生命要获得伦理普遍性,首先需要伦之“理”的价值指导,而“理”的精神意义只展现为如何达致“情”的中和状态。“情”之所以处于主体地位,就在于其与中国血缘文化传统相匹配,同时其伦理合一性、自然直接性又契合了中国“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传统。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