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外译的译介模式探析——以葛浩文译《狼图腾》为例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新时期的国家战略,文学的译介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葛浩文所译《狼图腾》被英语世界广泛接受并迅速传播,为中国文学翻译模式及文学的外译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考。通过研究分析《狼图腾》的成功译介,可以看出:选择既反映全球文化共性又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点的作品进行译介,采取国内外合作出版的译介途径,实行国内学者与西方汉学家群体相结合的译者模式,创造性地选择翻译策略,是中国文学外译的有效译介模式。     

国内外《诗经》英语译介研究的历时性考察:现状、问题与展望

《诗经》是中华文化的珍宝,位列《五经》之首。迄今为止,《诗经》的英译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了。文章对国内外《诗经》英语译介研究现状进行了历时性考察以及当前《诗经》英语译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对未来《诗经》英语译介研究进行了展望。针对当前《诗经》英语译介研究重视程度不够、视野相对狭窄、译介史缺乏等问题,指出未来研究应当把《诗经》英语译介研究与国家战略相融合,推进跨学科研究,开展系统的译介史研究,以提高《诗经》英语译介的科学化水平,达到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翟理斯译介苏轼考

翟理斯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英国汉学界的代表人物,他倾其一生研究中国,在其文学代表作《古文选珍》《中诗英韵》《中国文学史》等中都多次向英语世界的读者译介中国大文豪苏轼及作品,并且颇有见地,以至于后来许多汉学研究者也纷纷把目光投向苏轼。通过全面分析、研究翟理斯与中国的结缘,翟理斯对苏轼及作品的关注和翟理斯对苏学传播的影响等,可以判定翟理斯在海外苏学的传播史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俄罗斯汉学家对《文赋》的接受与阐释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对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学的情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研究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传播与影响,了解各国人民如何接受和阐释、评价和吸收中国文学,并将这些信息反馈到中国国内,由中国本土的学者给予再研究和再评价,这不仅有利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而且对中国本国的研究,也可以起到启发和借鉴的作用。这里,就对俄罗斯汉学家接受和阐释中国陆机《文赋》的情况,作一简要的评述,以供国内研究者参考。     

宇文所安译介《桃花扇》的动机、理念与策略

宇文所安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他的中国古典文学译介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大量关注。但他的中国戏曲译介,尤其是《桃花扇》译介,尚未受到学者的充分关注。因此,研究试图从翻译动机、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三个方面系统考察宇文所安的《桃花扇》译介,以期全面展现宇文所安《桃花扇》译介的整体面貌。     

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国家,来华记者和一代代中国学家是其传播与接受的主力。不同于日本汉学家对古典中国文学的译介是为了找寻归属感、亲和性和凝聚力,日本中国学家长期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政治意味浓、现实考量较重,且学理性较强。日本翻译、传播、研究和接受现代中国文学的基础和规模决定了它的深广度。     

《淮南子》对外译介传播研究

《淮南子》成书于西汉初年,晚至唐朝传到日本等近邻,新航路开辟后始传向欧、美等远邦;西方《淮南子》全译本的出现更是迟至21世纪。2003年由加拿大学者查尔斯·白光华领衔翻译出版的首部法语全译本、2010年由美国学者约翰·梅杰领衔翻译出版的首部英语全译本及其2012年的精华版,在《淮南子》远播欧、美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中白光华为研究《淮南子》及中国传统思想还一度游学台湾,受到台湾《淮南子》研究大家于大成教授的点拨。香港语言学家及翻译权威刘殿爵教授也为《淮南子》的对外译介和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20世纪中国现代诗歌英译与传播研究

梳理并论述20世纪三个不同时期中国现代诗歌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情况.1936-1949年间,新诗译介刚刚起步,大多是一时一地的产物,主要由英国学者承担,在英国出版.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是新诗译介的发展阶段,翻译重镇已由英国转为美国.此外,台湾的现代诗歌翻译蓬勃兴起;以诗人为重点的个案翻译与研究初露端倪;自译诗集开始出现.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诗歌得到的关注与日俱增,其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也更加广泛与深入.     

缘起缘落： 方志彤与庞德后期儒家经典翻译考

美国现代派诗人埃兹拉·庞德一生推崇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除了在诗歌中大量引用中国典故,还翻译了《大学》、《中庸》、《论语》、《诗经》等儒学经典。庞德晚年被拘押在华盛顿圣伊丽莎白精神病医院期间同哈佛学者方志彤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分析这些史料可以追溯庞德和方志彤之间围绕儒家经典翻译的探讨和争论,进而驳斥西方学者所谓18、19世纪汉学家的译著为庞德儒家经典翻译唯一依据的观点。庞德晚年的儒学翻译有诸多突破：一是突破了对个人和社会责任的关注;二是突破了“四书”的限制;三是突破了重汉语字形、轻汉语语音的成见。庞德能有这些突破,方志彤功不可没。史料证明,方志彤对庞德后期儒家典籍翻译的帮助和影响超过了半个世纪来学界的估计。     

诗话诗经学

研究清代诗学者,通常就虞山、神韵、格调、性灵、桐城、同光诸流派递衔而说其理论,很少注意到这些不同流派的论者几乎都对《诗经》有所探讨。研究《诗经》的学者,则只留心经学笺注考证之成果,集中讨论陈奂、姚际恒、胡承珙、方玉润一类经师之著作,而不知各诗话中存有着大量论《诗》之言论。本文考述《清诗话》、《续清诗话》所载资料中之论《诗经》文献,以补历来研究者之阙。观察清代诗话中数量惊人的《诗经》论述,我们发现它乃是宋明以文学角度解释《诗经》这个传统的强势发展。不但尊《诗》以为文学之本源、典范,亦以此破经生之迂执。强调《诗》须作诗读,应注意其比兴寄托,阐发诗语言的奥秘,亦由此深入处理了唐宋之分、诗文之辨、正与变、情与理、意与法等理论问题。许多观点足以与现代文学理论相印证,更是深入了解清代诗学不能不重新审视的一条线索。     

苏轼诗歌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以阿瑟·韦利译介《洗儿戏作》为例

20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自1918年推出英译中诗选集《汉诗一百七十首》后,便在西方一举成名。在该集170首古诗中,韦利只译介了宋代文学家苏轼唯一一首诗歌《洗儿戏作》,这与苏轼本人在世界上的文学地位极不匹配。原来这与阿瑟·韦利所处的20世纪初期英国译介中国古诗的情况、与他本人对中国古诗的主观见解、译诗标准等因素密切相关。分析韦利译苏诗的特点,挖掘其只译介苏轼《洗儿戏作》的原因并梳理韦利译本的流传情况,便于窥见20世纪早期的英国甚至整个西方对中国古诗的译介倾向,以更有利于中国古代诗歌在当代走向世界。     

海外与台湾的诗经研究

《诗经》是我国诗歌发展的源头，又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经典著作之一。因此《诗经》的影响早已超越我国的范围，不仅对东亚的日本、朝鲜等国有明显的影响，而且对欧洲、美、俄等国也有广泛的影响，从而成为世界诗歌史上的瑰宝之一。本文主要是介绍海外与台湾的《诗经》研究的概况，并对其《诗经》研究的方法及其势态有所评述。欧洲的诗经研究《诗经》流传到欧洲始于十七世纪，到了十八、十九世纪，《诗经》的影响逐步扩大，而到了二十世纪，欧洲出现了一批研究《诗经》的名家与论著。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理，是《诗经》的译著者与研究者。…     

帕利—劳德理论及其在《诗经》研究中的应用

美国学者帕利和他的学生劳德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创造了一种研究古典诗歌的理论,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重视。美国汉学家王靖献尝试用这种理论来研究我国的《诗经》,写成《钟鼓集》一书。本文简要地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供我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参考。     

胡适《诗经》研究再评价——与夏传才先生商榷

２０世纪后半叶，学术研究史开始兴起，夏传才的《诗经研究史概要》出版于１９８２年，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部《诗经》研究史著作，在《诗经》研究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本文仅就夏著中对胡适的某些评价与夏先生商榷，以期对胡适的《诗经》研究进行重新评价，并对胡适在这一方面的学术地位作出新的定位。     

目 形分 心敏理达跋郭晋稀先生《诗辨新探》

《诗辨新探》是先师郭晋稀先生于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精心撰写的一部专著。郭先生在《红旗手》(《甘肃文艺》) 1 961年第 1期上开始发表他的《文心雕龙选译》 ,是国内最早进行《文心雕龙》今译工作的学者。 1 963年 ,他的《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出版 ,次年香港建文书局加以翻印 ,后香港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等又加翻印 ,流布港、台及国外。 1 982年郭先生出版了《文心雕龙注译》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又应岳麓书社之约 ,撰《白话文心雕龙》。所以 ,他以研究《文心雕龙》而知名于海内外。意大利汉学家珊德拉教授对郭先生说 ,她研究《文心雕龙》…     

中国儒学在俄罗斯——献给中俄文化年

中国的儒家文化传播俄罗斯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儒学典籍的译介则自东正教来华始,尔后俄罗斯汉学家一批批精研儒学,蔚为大观。儒学,现在已成为俄罗斯“中国学”的显学。     

《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

20 0 1年 10月 8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庄严华美的国家图书馆北轩厅召开了《2 0世纪俄罗斯文学》出版座谈会 ,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驻华文化参赞波塔 ,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副校长冯俊等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王霁主持。《2 0世纪俄罗斯文学》是苏联解体之后在俄罗斯影响最大的一部断代文学史 ,出版至今 ,该书在俄罗斯的发行量已超过 15 0万册。以该书为主干的一套文学史获得了俄罗斯国家最高奖———总统奖的提名。这部《2 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中译本 ,以历史的发展为线索 ,全面系…     

《诗经·关雎》英译之我见——兼论语篇把握在汉诗英译中的重要性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作品以抒情诗为主流,开拓性地运用了赋、比、兴等表现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关雎》是《诗经》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汉文化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因此,翻译工作者都不遗余力地将它译介国外。许渊冲先生、韦利先生是《诗经》翻译的佼佼者,分析研究他们的译诗策略,对于总结汉语古典文学西译的经验,构建现代翻译理论,自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益处。     

“拉普”在中国译介的始末

“五四”时期,我国文艺界主要输入日本、西欧的文艺思想;二十年代中叶开始,一批革命作家将目光从西欧和日本逐渐转向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作为苏联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的主要的无产阶级文学团体,“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中国左翼作家的视野。这些作家是把“拉普”理论作为在中国发展左翼文艺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参照系。本文试图对我国作家译介“拉普”的情况作一粗略的概述。我国译介“拉普”(包括其前身“十月”文学派)从一九二六年蒋光慈的《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开始,至一九三三年周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     

论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最早传播与研究（上）

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最早译介并非始于裨治文和卫三畏主办的《中国丛报》,而是Edward Cave英译自法文竺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最早的研究则始于马礼逊和米怜主编的《印中搜闻》。其中对于中国哲学、信仰以及民俗的译介和研究传达出该刊研究与传播朱子学的历史语境,在具体论述该刊朱子学传播和研究之前,有必要对之进行整体观照和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