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基于支付环境和流动性约束的视角

基于CHFS 2017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支付环境和流动性约束在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以及农户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总资产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互联网理财和网络借贷对农户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互联网金融的不同参与形为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其中,互联网支付通过优化支付环境来提高农户消费水平,互联网理财和网络借贷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来提高农户消费水平;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和家庭总资产较低的农户的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提高互联网金融参与率、优化农村地区支付环境和缓解农村家庭流动性约束,以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中国农村民间借贷中村庄信任机制的实证研究

使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基于信贷配给视角研究村庄信任对农村民间借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村庄信任程度越高,农户更易通过民间借贷获得融资,且受到各类民间借贷配给的概率明显降低;亲友信任与他人信任的提高均降低了农户民间借贷配给的概率,但亲友信任对各类民间借贷配给的影响大于他人信任,且他人信任的提高并不能改善其交易成本配给状态。进一步考察村庄信任对不同财富水平农村家庭影响的异质性发现,村庄信任降低农户民间借贷配给概率的作用机制在财富较少的农村家庭中更加明显。     

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湖北省1058份农户数据,借助烙印理论、二元Probit模型与多变量Probit模型,阐释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总体呈负向。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较于男性,饥荒经历对女性的负向冲击更大;在影响农户选择增险型与知识密集型绿色生产技术上,如新品种与病虫害绿色防治,饥荒经历存在抑制作用;在影响农户选择控险型、非知识密集型绿色生产技术上,如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饥荒经历则发挥促进作用。风险厌恶程度、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信任水平是饥荒经历作用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主要路径,且对于不同阶段经历饥荒的农户,饥荒经历的影响路径有所差别。基于此,从缓解农户风险厌恶程度、强化人力资本、增加社会信任水平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     

区域法治水平、农户信贷可得性与福利变化

基于交易费用理论,利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和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探讨区域法治水平变化对农户信贷资本获取以及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显示,提升区域法治水平可以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提高信贷可得性。同时,区域法治水平提高能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来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且直接效应大于通过信贷渠道所发挥的间接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区域法治水平提高可以直接改善小农户福利水平,并通过信贷渠道间接改善大农户福利水平。对此,相关部门应重视完善农村法律体系建设,提高法律法规执行效率,培养农户法律意识,实现产权保护和金融发展的良性互动。     

《义务教育法》对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

基于一套独特的中国农村家族调查数据，同时借助《义务教育法》实施时间在省份间的差异及该法对子代出生队列的外生影响，实证估计该法对于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通过区分该法的实施对实现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先天效应与培养效应产生的不同影响，分析发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强化了由先天效应实现的农村教育代际传递，抑制了由培养效应实现的农村教育代际传递。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与机制分析中，发现由培养效应实现的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弱化，主要是《义务教育法》对于女孩群体以及父母受教育水平、职业层次、收入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起作用的结果。     

陕西泾阳、洛川县农户资金借贷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陕西洛川县和泾阳县219个农户借贷行为的问卷调查,以及渭北地区＂公司＋农户＂产业化组织模式中的农户融资状况的实地考察,发现陕西典型农业区域的农户借贷需求强烈,借贷资金更多地投资于资金量较大的家庭消费项目、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农业产业化项目;农户所需的借贷资金供给主要来自民间借贷,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及合作金融机构不能满足农户的借贷资金需求。针对农户资金借贷需求和供给状况以及其中的问题和成因,为促进陕西典型农业区域农业结构转换与产业升级,政府必须以完善农村信贷机制为主,健全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和优化农村金融环境,切实发挥政策性农业银行、商业银行的政策导向效应,强化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务功能,规范民间信贷等非正规金融活动行为。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健康”循环效应代际传递的经验验证

健康是增加收入、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3SLS法构建联立方程组估计健康与收入间的相互关系和循环效应，并进一步通过Blanden法对健康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贡献率进行分解和测度。结果表明：健康与收入之间呈现相互作用的双向因果关系，即“收入—健康”具有循环效应。我国存在代际收入固化现象，健康人力资本对子代收入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对健康贡献率进行异质性分析可知，农村、母亲、低收入阶层、子代16～25岁和初中阶段的健康贡献率更大。因此，应构建阻隔代际收入固化的循环传递效应机制，重视健康人力资本在打破收入固化中的积极作用，完善公共卫生和健康政策以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增强代际流动性。     

城乡转型区域农户借贷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西安市长安区为例

通过对陕西省长安区486户农户问卷调查,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农户借贷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家庭人口、家庭总资产、家庭总收入、借款用途等因素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较为显著。针对影响农户借贷需求因素的状况以及其中的问题和成因,为促进陕西省城乡转型区域农业结构转换与产业升级,政府必须以完善农村借贷机制为主,联合金融机构做好农户生活性借贷和生产性借贷的区分和指导工作,建立新型信用指数制度,健全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切实规范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活动行为。     

农户生计资本对借贷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差异较大,生计资本不同,其借贷行为的选择存在显著差别。从四川省旺苍县和通江县6个乡镇、386户农户的调查样本看,生计资本多样化的农户生产性借贷需求强,主要满足农业生产以及种植果树等生产性需要;生计资本缺乏的农户较少发生借贷行为,且主要为生活性借贷。从实证结果看,生计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显著,农户拥有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住房质量以及家庭是否有干部对农户是否借贷以及借贷额度产生正向影响;而粮食耕种面积对农户是否借贷以及借贷额度产生负效应,表明传统农业生产面积的增加不会强化农户向金融机构借贷的需求。因此,生计资本缺乏的农户要享有信贷金融服务,必须丰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以及人力资本,促使生计资本多样化。     

农地确权能否缓解农村正规信贷配给?——基于德·索托效应的再检验

基于微观视角,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讨论农地确权能否释放农村土地资产的德·索托效应,缓解农村正规信贷配给。采用IV-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对供给型与需求型双重信贷配给的异质性影响,并引入农地确权与农地经营规模的交互项进一步考察其规模偏好特征,最后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验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发现,在现阶段中国相关法律制度与配套措施不完善的约束下,农地确权难以完全释放农村土地资产的德·索托效应,其对供给型信贷配给的缓解作用仅限于本就有着借贷优势的大规模经营农户,存在规模偏好特征;而对需求型信贷配给则具有充分的缓解作用,并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增强,同样存在规模偏好特征。     

家庭资产视角下农户正规借贷约束影响分析

缺乏抵押品是导致农户受到借贷约束的关键因素,家庭资产作为抵押品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决定是否放款的重要审核条件,在解决农户融资难问题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以陕西省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农户贷款为例,采用Heckprobit模型从家庭资产角度对影响农户正规借贷需求及其可得性因素进行需求与供给联立分析。结果表明:在家庭资产变量中,土地资产对借贷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土地资产、房屋资产和金融资产等均对农户借贷约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建议应针对农户使用不同类型家庭资产抵押担保借贷作出相应的对策、扩大农村融资渠道、唤醒沉睡资产和抵押物价值,解决农户信贷约束问题。     

农地确权与异质性农业投资: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检验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正规借贷投资和非正规借贷投资的边际影响和可能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正规借贷投资和非正规借贷投资均有促进作用,但其对非正规借贷投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具体作用机制有三个方面:一是强化地权稳定性的产权激励效应,二是提高信贷可得性的信贷供给效应,三是促进土地流转的要素配置效应.同时,土地流转要素配置效应的中介效应比例显著大于产权激励效应和信贷供给效应,应该说农地确权对农业投资促进作用的关键在于土地流转.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流转中仅有土地转入具有促进农业投资的作用,而土地转出则显著抑制农业投资.基于此,建议强化农户地权稳定性预期,完善农村正规借贷市场,提升农户正规借贷可得性.同时将制定促进农业投资政策的着力点聚焦到土地流转上,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秩序规范和信息充分的土地流转市场,以高效有序的土地流转带动农业投资的增加.     

什么因素影响正规农户小额信贷 ——基于“北大花旗”数据库的农民家庭借贷行为调查

阐述了农户小额信贷“正规化”趋势的渊源以及实现这一转变的基本方法。从小额联保和动态激励两个方面对正规农户小额信贷技术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北大花旗”数据库中1 581户样本农民的借贷行为进行分析后发现,抵押品、贷款证、非农收入、农业保险等因素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正规农户小额信贷的业务发展,各级政府应完善农村地区经济模式、产业模式以及征信体系等方面的机制,发挥正规农户小额信贷的联接作用,破解农村金融难题。     

户主外地生活经历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当前,我国居民家庭存在风险金融市场有限参与的问题,这也是造成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较低的客观原因。然而,学术界少有文献从户主经历角度分析其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基于此,利用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户主的外地生活经历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户主有外地生活经历、户主外地生活经历时长增加均显著提升了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占比。影响机制方面,户主外地生活经历会通过拓宽户主获取经济金融相关信息的渠道、增强家庭的社会互动进而提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异质性分析显示,上述促进作用仅在户主有社会医疗保险、不存在借贷约束的家庭中显著。因此,要积极完善就业政策和人才引进政策,建立健全外来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加快普及社会医疗保险；同时,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引导居民家庭合理利用信贷工具优化资产配置。     

农业补贴、农户增收与收入不平等

对农业补贴增收效应的有效测度是评估农业政策与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农业补贴的增收效应以及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异质性影响的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发现：农业补贴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低收入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对高收入农户收入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提高,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能够缓解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不平等;农业补贴缓解了中西部农户收入不平等,但是加剧了东中部农户收入不平等。     

借贷地方性知识视角下贫困地区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分析

贫困地区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是影响信贷扶贫效果的重要因素。基于地方性知识理论,从借贷观念、财富认知和生活逻辑三个层次构建了贫困地区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分析框架,并以内蒙古、山东两省的经验数据进行佐证。研究表明：借贷地方性知识作为影响农户生产生活的金融文化背景因素,对贫困地区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具有潜在的规约和引导作用;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在同一地区呈现外部一致性,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强调帮扶到村到户的精准扶贫政策背景下,应重视贫困地区农户信贷需求的群体性和区域性特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进行信贷扶贫工具创新。     

林权改革与农户家庭收入：理论线索和经验证据

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是林权改革的重要目标和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关键所在。基于全国9省（区）18县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考察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林权改革能够有效提升农户家庭收入水平,通过稳健性检验、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方法验证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但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间存在显著差异,突出表现为“益富更益贫”的特点;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要素激励、生计策略选择、林地流转和林权抵押贷款在林权改革影响农户家庭收入中发挥中介作用,林权改革通过增加林业要素投入、强化生计策略选择、提高林地流转发生率和信贷可得性来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异质性分析表明：林权改革的政策效果在森林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禀赋、代际程度和生产结构差异下表现出明显的情景依赖性。     

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类型、理论和影响因素

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是指在原生家庭中,夫妻间或亲子间的攻击行为传递到子代,并在子代成年后的新生家庭中表现出继续侵害或者遭受侵害的现象.家庭暴力代际传递存在不同类型.研究者从社会文化、社会学习、社会信息加工和依恋理论出发对此现象进行了解释,并从人口统计、社会环境、个体心理和生理因素等方面考察了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未来研究应扩展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内容,深化该效应的研究分类、内在机制和影响因素,并进行跨文化考察.     

农户贫困代际传递阻断研究——基于家庭发展能力的视角

目前我国部分贫困人群正从暂时性贫困转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困,这将影响社会公平、稳定和发展。提升贫困家庭的发展能力,是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方式。基于CFPS数据库,构建了父代和子代成人数据库,分析了父代家庭发展能力对子代经济收入的影响。文中将家庭发展能力分为家庭策略、家庭功能和家庭禀赋三个维度。发现全国家庭的发展能力存在区域性差异,经济收入也仍然是当前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子代的经济收入从依赖父代家庭的强关系网络转向依赖家庭外社会网络,从依赖家庭代际财富转移到依赖社会就业实现发展;父代家庭从业的多元化和公共服务的更易获得也会提高子代的经济收入。应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减少人力资本流动的障碍、指导建立和睦的亲邻关系,从各方面积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信贷约束与农村家庭创业绩效:影响效应及损失估算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创业行业异质性角度,分别构建农业 创业绩效与非农创业绩效的客观衡量指标,理论分析信贷约束对农村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 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使用处理效应模型估算信贷约束所导致的 创业绩效损失.研究发现,信贷约束会显著制约农村家庭创业绩效.对农业创业家庭而言, 受信贷约束的制约,从事农地规模化经营对其亩均农产品产量和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均未 起到显著的改善作用.相比不受信贷约束家庭,受信贷约束家庭的亩均农产品产量减少 １１９．４２４２千克,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０．２０９７元.对非农创业家庭而言,相较于不受信 贷约束家庭,增加受信贷约束家庭的借贷金额可以显著提高其生产经营净利润,若受信贷约 束家庭的信贷需求得到完全满足,其净利润将提高１．９５３３万元.此外,受需求型信贷约束 家庭的信贷需求得到完全满足时,其创业绩效的改善效用优于受供给型信贷约束家庭.研 究结论证实了信贷约束对农村家庭创业绩效产生的负向影响及其损失.基于此,在优化农 民创业支持政策体系、实现乡村振兴过程中应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市场改革,切实解决农民 创业融资约束问题,提升农民创业绩效、改善农民创业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