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确权能够在农村信贷市场发挥“德·索托效应”吗？——兼论中国农地抵押之佯谬

理论分析农地确权发挥德·索托效应的作用机理及其服务边界,同时兼论实践中的中国农地抵押之佯谬,以此综合评估确权后中国农地金融改革能否有效缓解农村信贷市场的融资约束难题,由此也延伸出对创新农村融资模式以满足农户融资需求的进一步讨论。分析表明,农地确权的德·索托效应在农村信贷市场尚不能完全发挥,其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信贷需求端“有效”,而在信贷供给端“有限”,农户融资需求无法有效转化为实际供给。分析现阶段中国农地抵押的法律困境和委托代理问题发现,中国农地抵押改革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佯谬,致使农地确权的德·索托效应在信贷供给端受限：一是外部环境尚未建立起服务于农地抵押的配套制度与措施,导致农地经营权无法成为金融机构认可的合格抵押品;二是农商行二元目标不一致及其与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致使农地抵押贷款“失灵”。最后,建议加强农地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深化农地金融改革与缓解融资约束的有效对接;另外,可从抵押替代机制角度,探析缓解农村融资约束困境的创新模式。     

农地确权与异质性农业投资: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检验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正规借贷投资和非正规借贷投资的边际影响和可能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正规借贷投资和非正规借贷投资均有促进作用,但其对非正规借贷投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具体作用机制有三个方面:一是强化地权稳定性的产权激励效应,二是提高信贷可得性的信贷供给效应,三是促进土地流转的要素配置效应.同时,土地流转要素配置效应的中介效应比例显著大于产权激励效应和信贷供给效应,应该说农地确权对农业投资促进作用的关键在于土地流转.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流转中仅有土地转入具有促进农业投资的作用,而土地转出则显著抑制农业投资.基于此,建议强化农户地权稳定性预期,完善农村正规借贷市场,提升农户正规借贷可得性.同时将制定促进农业投资政策的着力点聚焦到土地流转上,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秩序规范和信息充分的土地流转市场,以高效有序的土地流转带动农业投资的增加.     

农地确权何以影响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基于太湖上游地区调查

文章利用江苏省太湖上游地区513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双变量Bi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地确权面积与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地确权面积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中农户商品有机肥施用最优确权规模是样本农户确权面积最大值的2.6倍，农户农家肥施用的最优确权规模是当地户均农地确权面积的2倍，这意味着样本地区农户确权面积尚未达到有机肥施用的最优规模；此外，风险偏好型农户倾向于施用商品有机肥，而风险规避者认为自产农家肥更可靠。探明农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究竟如何影响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行为，是从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视角改善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微观治理机制关键着眼点。为提升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积极性，应通过整合确权政策实现农地适度集中规模化经营，建立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风险保障机制，促进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良性循环。     

农户信贷配给下借贷福利效果分析

运用Biprobit模型和Switching模型,对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247户农户调查的微观数据,分两个阶段对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影响因素及程度和信贷配给下农户的福利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金融资产余额对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均为负向影响;是否加入农业合作社对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均为负向影响;总支出对需求的影响显示为正向;家庭劳动力比率、纯收入和固定资产余额对资金供给为正向影响;农户受到信贷约束的程度为74.63%,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的信贷资金有效利用率是未受到信贷配给农户的2倍。     

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研究——以农地产权安全感知为中介

在构建"农地确权—农地产权安全感知—农地转出意愿"框架基础上,利用山东省实地调查数据,探讨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供给意愿的影响,为深入理解农地确权对农地供给的影响机理提供理论依据。应用定序Logit回归模型进行核心解释变量、其他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总体效应与边际效应分析;建立结构方程,应用索贝尔检验与自抽样检验对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将会提高农地产权安全感知及其三个因子(土地调整因子、土地征收因子、流转纠纷因子)的安全感知,而上述中介变量对农地转出意愿有正向促进作用。另外,是否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金融资产价值、农用机械价值对农地转出意愿也有重要影响。     

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影响

农地确权后,农户对农地转出多持中立或否定的态度,这与产权明晰促进交易的产权理论大相径庭。文章探讨了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作用机理,并运用吉林省9市1444个农户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后,土地资产、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转出农地,农业资产和人力资本专用性抑制农户提高农地租金,而社会资本专用性则分别存在促进作用;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更长时间转出农地;农业资产专用性对转出农地须要签订合约具有抑制作用,而地理位置专用性则存在促进作用。     

粮食种植户风险态度对信贷约束效果的影响——基于四省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

由于涉农金融机构信贷供给不足,我国农户受到严重的信贷约束。基于对四川、河南、浙江和黑龙江4省1 030份粮食种植户农户样本,运用Logit计量模型分析农户风险态度对各类信贷约束效果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前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约束率达到71.6%,由于农户抵押担保不足,风险偏好越强的农户越容易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约束,贷款大小户存在较强的异质性,贷款规模较大的农户更易受到实际供给信贷约束;农户的风险规避性越强,越容易受到实际需求型信贷约束,且资金需求小户更为明显;风险偏好越强的农户越易受到名义信贷约束。基于以上结论,为了缓解信贷约束,金融机构与政府应针对不同借款农户采取不同政策,对于贷款大户,扩大抵押担保范围;对于贷款小户或资金需求小户,简化贷款手续,降低贷款利率等;对所有农户,构建有效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缓解农户风险规避程度。     

贫困地区农户金融素质与信贷约束——基于甘肃省辖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实地调查

缓解贫困地区农户信贷约束问题是今后几年我国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环节。要提高针对贫困地区农户信贷服务的供给效率和质量,切实解决金融机构不能有效满足贫困地区农户信贷需求的市场失灵问题,必须首先厘清贫困地区农户信贷约束现状、成因及其形成机理,否则金融扶贫相关政策的制定、涉农金融产品的创新,都将失去客观依据而偏离普惠金融发展的基本要求。从金融素质视角出发,参照刘西川提出的信贷约束及其背后信贷配给机制的统一分析框架,考察了贫困地区农户信贷约束问题的成因及其形成机理。研究发现:样本地区农户同时面临供给信贷约束和需求信贷约束,二者背后的信贷配给方式及其形成机理各不相同。其中,金融素质低下是诱发需求信贷约束的根本原因;鉴于样本地区农户中承受需求信贷约束农户所占的比重明显高于供给信贷约束,而自我配给是其被配给出信贷市场最主要的方式,实施差别化金融教育,有针对性对其金融素质进行干预自然是无法回避的治理之策。     

农地流转中的禀赋效应及代际差异

人地依赖关系中的情感依赖维度对禀赋效应的影响大于客观依赖维度,且情感依赖关系对客观依赖关系与禀赋效应间的作用关系起到中介作用;而农地确权则会缓解禀赋效应的存在性。从代际差异看,一方面,在禀赋效应存在性上,新生代农民在农地流转中禀赋效应存在的可能性较低,表明禀赋效应会随着新老两代农民的更替而弱化;另一方面,在影响因素上,情感依赖维度的3个指标、客观依赖维度的土地保障指标正向影响老一代农民的禀赋效应存在性,但这两个维度的所有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均无显著影响;农地确权则对老一代农民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减弱新生代农民禀赋效应的存在性。     

基于不同农户分化类型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研究——来自陕西高陵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资产理论,将陕西省1469户农户依据生计资产配置结构分为五种类型,研究农户分化类型及其农地抵押贷款需求,分析发现农户分化明显,五种类型农户呈现三个总的向度:一向度为农业人力贫困型和关系贫困型农户、二向度为非农负债发展型和富裕型农户、三向度为均衡发展型农户.分化农户对农地抵押贷款需求呈"U"型,负债发展型、人力贫困型和关系贫困型农户对农地抵押贷款需求旺盛,非农富裕型和均衡发展型农户对农地抵押贷款的需求不强烈.为满足分化农户贷款需求变迁特征,发挥农地抵押贷款农户增收作用,丰富分化农户生计资产,促使一向度农业贫困型农户向二、三向度农户转化,提出对不同生计资产配置类型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实行"差异供给"、创新农信社贷款产品、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就业培训等深化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改革的对策建议.     

规模化经营与农户农机服务选择——基于服务需求与供给的二维视角

在经营规模扩大和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成为农户优化资源配置的理想选择,而农户市场参与行为不仅包含服务需求（购买服务）,还可能包括服务供给（提供服务）。基于服务需求和供给的二维视角,采用江苏省534个家庭农场调研数据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农场的服务选择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规模经营下家庭农场既购买服务也对外提供服务,且两种行为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相关关系;经营规模与服务需求以及经营规模与服务供给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影响家庭农场服务需求和供给的因素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具体而言,服务需求受到性别、年龄、农机价值、规模经营年限、流转租金以及正规信贷规模的影响,而服务供给除受上述因素影响外,还与农场主受教育水平、农场类型、土地经营条件以及农业技术培训等变量相关。因此,推进农地规模经营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密切结合;要关注家庭农场的服务供给功能,鼓励其兼职化提供服务;做好政策扶持工作以提升家庭农场的服务自给与供给能力。     

信贷市场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影响

我国农地流转市场逐步呈现出适度规模化、有偿化和契约化的趋势,导致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市场的资本门槛提高。基于3省706户农户调查数据,在控制信贷获得与农地流转决策可能存在的内生性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农村正规和非正规信贷市场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可能影响。结果表明,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对农户转入农地行为和转入规模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是由于农村正规信贷市场不完善以及现行法律禁止农地抵押,非正规信贷对农户农地转入规模的影响更大。未来加快推进农地抵押制度改革和完善农村正规信贷市场有利于促进农地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村信贷和农村土地两个要素市场的良性互动和均衡。     

农地产权结构、农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环境效率

农地产权结构的变迁对农地经营规模产生影响,而农地经营规模又会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影响。首先从理论上梳理了农地产权结构通过农地经营规模影响农业环境效率的机制,然后利用1983—2015年全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一机制。结果表明,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处置权的排他性的增强对农地经营规模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处置权对农业环境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农地产权结构中农地使用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的处置权对农业环境效率具有直接作用,同时通过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间接效应。此外,不同区域农地产权结构通过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     

市场激励、农地确权与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

基于黄土高原苹果优势区771个苹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考察市场激励、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受到农产品市场和农地市场的双重激励,短期内对农地产出贡献相对较高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到农产品市场激励,长期内对农地质量贡献相对较高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到农地市场激励;农地确权对长期保护行为具有正向激励效应,但对短期保护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农地确权在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农地市场激励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政府应注重完善农地市场制度、农地价格机制以及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同时重视农地确权改革宣传和信息披露,有效发挥农地市场和农地确权对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正向激励效应。     

新一轮确权是否必然促进土地流转?——来自浙黔渝三县(市、区)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基于浙黔渝三县(市、区)320份农户调查,在系统阐述农地确权作用机制的基础之上,验证了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以往成果不同,研究发现确权并不必然促进农地流转,确权反而会阻碍农地转出;确权对农户的土地转入行为没有明显影响;群组分析表明,确权显著负向影响老年农户的土地转出,但对中青年农户没有影响。因而,要高度重视农地确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做好分类指导和针对性政策应对。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0年中国108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信贷供给规模和结构两方面的影响，并建立了3个间接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大会显著抑制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规模，且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更为敏感；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大，商业银行会改变其信贷供给结构，将信贷投向风险较小的个人贷款、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信贷资金来源方的储蓄意愿、信贷需求方的贷款需求，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过程中，承担着部分中介作用，而货币政策渠道具有一定的遮掩效应。     

农地规模化经营中的土地生产率变化研究及展望

农地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原因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热点,其不仅关乎我国的粮食安全,也关乎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等重大问题。通过比较国内外对农地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关系的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由于先进的生产技术、政府的高额补贴等导致大农场生产率较高,出现了正向关系;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要素市场完善程度、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土地资源禀赋等各因素不同,同时出现了正向、负向、“U”型和倒“U”型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农地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得出先“U”型后倒“U”型的结论;因此我国应该把阶段性研究扩展到长期研究上,把农地规模分为更精确的区间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     

农户转入农地规模及其合约匹配

农业规模化生产是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而经营规模的扩大依赖于农地的转入。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资源配置导致了转入不同规模农地的农户对于农地租约的稳定性与完全性等存在差异化的需求。本文利用农户调研数据,阐释农户转入农地规模及其合约匹配特征。实证表明,转入土地规模的差序化将导致合约的其他维度也呈现出差序化特征,即转入农地规模越大,农户越倾向于签订正式的书面合约,所能够承担的转入租金越高,转入对象为非亲友邻居的概率更大,转入的期限也相对较长。建议应当以土地的整合集中为基础,发挥村集体组织农地流转的比较优势,为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入农业创造有利条件,并由此促进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贷款利率、农户特征与正规信贷约束

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与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别对农户受到的需求型正规信贷约束与供给型正规信贷约束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贷款利率显著影响农户需求型正规信贷约束,利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农户正规贷款意愿的强弱;第二,农户受到的信贷约束程度较弱,农村地区需求抑制现象严重;第三,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户获得正规贷款的额度也逐渐增大,富裕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占据了农村地区信贷的较大比例;第四,收入、可抵押品资产、是否是党员等农户特征对两种类型的正规信贷约束存在不同的影响机制。     

农地确权与农户政治信任：基于中央和基层组织的分析

农地确权的经济影响效应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鲜有研究关注农地确权政策的政治效应。基于3期农地确权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广义DID模型评估农地确权对农户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使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村级政治信任分别提升0.142个单位和0.215个单位。上述结果在考虑平行趋势、样本随机性、控制潜在遗漏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计量模型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农地确权通过降低地权权益的保护成本、提升盘活农地产权收益两条途径对农户政治信任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农地确权执行规范程度越高,不影响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但会显著提升农户的村级政治信任水平。由此认为,农地确权除产生经济影响外,也是政府投资农户政治信任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