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中的禀赋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框架

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禀赋效应前沿理论,归纳和梳理出一般物品交易中禀赋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而将其应用于我国农地流转的交易情境下,从人地依赖关系、人地权利关系维度构建一个农地流转中禀赋效应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且分析了禀赋效应影响机制的代际差异,从而从农民与农地之间的行为心理特征角度,丰富和拓展农地流转问题研究的理论视角,为推进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政策制定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农地确权如何影响农户消费?

农民消费行为的产权含义始终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基于“农地确权Ｇ土地功 能Ｇ收入结构Ｇ农户消费”的分析框架,探讨农地确权政策影响农户消费的内在机理.分析表 明,农地确权契合国家宏观经济扩内需、强消费的内循环政策导向.使用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两期面板数据,采用 PSMＧDID 模型估计农地确权的消费效 应.估计结果显示:总体上,农地确权显著促进农户人均消费、人均商品性消费,但对人均服 务性消费并无明确影响.进一步证据表明,基于农地保障性功能和财产性功能使用的农户, 农地确权政策将显著提高其人均消费和人均商品性消费;农地确权消费效应在兼职农民家 庭中最为显著,但农地确权政策并未带来农户消费结构升级.提出挖掘农户消费背后的产 权含义将有助于扩大农村内需,促进农民消费.     

代际差异视角下粮农保护性耕作投入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豫宁两省(区)797户粮农调查资料为基础,在代际差异视角下,运用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分析粮农资源禀赋、内在感知对保护性耕作投入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新生代和中生代粮农在保护性耕作投入的积极性上高于老一代粮农。资源禀赋和内在感知对粮农保护性耕作投入意愿的影响显著,且存在代际差异。资源禀赋特征下,外出打工和耕地自然质量、年龄、技能培训分别是新生代、中生代和老一代的关键影响因素。共同关键因素中,性别对中生代和老生代粮农的保护性耕作投入意愿具有程度相近的正向影响,而对新生代粮农的影响为负;耕地块数对中生代粮农和老一代粮农具有程度相近但方向相反的影响。内在感知特征下,耕地保护重要性认知变量对中生代影响显著;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变量对中生代和老一代影响显著,且对中生代影响程度较大;耕地保护责任人认知变量对新生代和老一代影响显著,且对新生代影响程度较大。     

授权型领导对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探讨LMX与情感承诺对授权型领导与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双重影响。以新生代知识型员工为研究对象,对安徽省多家知识型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实证分析表明:授权型领导正向影响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LMX和情感承诺在二者关系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LMX与情感承诺的链式中介效应与LMX的单独中介效应无显著差异,而与情感承诺的单独中介效应存在显著差异。     

市场激励、农地确权与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

基于黄土高原苹果优势区771个苹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考察市场激励、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受到农产品市场和农地市场的双重激励,短期内对农地产出贡献相对较高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到农产品市场激励,长期内对农地质量贡献相对较高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到农地市场激励;农地确权对长期保护行为具有正向激励效应,但对短期保护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农地确权在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农地市场激励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政府应注重完善农地市场制度、农地价格机制以及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同时重视农地确权改革宣传和信息披露,有效发挥农地市场和农地确权对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正向激励效应。     

农地确权能否缓解农村正规信贷配给?——基于德·索托效应的再检验

基于微观视角,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讨论农地确权能否释放农村土地资产的德·索托效应,缓解农村正规信贷配给。采用IV-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对供给型与需求型双重信贷配给的异质性影响,并引入农地确权与农地经营规模的交互项进一步考察其规模偏好特征,最后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验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发现,在现阶段中国相关法律制度与配套措施不完善的约束下,农地确权难以完全释放农村土地资产的德·索托效应,其对供给型信贷配给的缓解作用仅限于本就有着借贷优势的大规模经营农户,存在规模偏好特征;而对需求型信贷配给则具有充分的缓解作用,并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增强,同样存在规模偏好特征。     

新一轮确权是否必然促进土地流转?——来自浙黔渝三县(市、区)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基于浙黔渝三县(市、区)320份农户调查,在系统阐述农地确权作用机制的基础之上,验证了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以往成果不同,研究发现确权并不必然促进农地流转,确权反而会阻碍农地转出;确权对农户的土地转入行为没有明显影响;群组分析表明,确权显著负向影响老年农户的土地转出,但对中青年农户没有影响。因而,要高度重视农地确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做好分类指导和针对性政策应对。     

农地确权与农户政治信任：基于中央和基层组织的分析

农地确权的经济影响效应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鲜有研究关注农地确权政策的政治效应。基于3期农地确权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广义DID模型评估农地确权对农户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使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村级政治信任分别提升0.142个单位和0.215个单位。上述结果在考虑平行趋势、样本随机性、控制潜在遗漏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计量模型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农地确权通过降低地权权益的保护成本、提升盘活农地产权收益两条途径对农户政治信任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农地确权执行规范程度越高,不影响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但会显著提升农户的村级政治信任水平。由此认为,农地确权除产生经济影响外,也是政府投资农户政治信任的有效途径。     

确权背景下农地调整的影响因素及其思考

基于广东、江西两省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及有序多分类Logit模型,对已确权样本和未确权样本的农地调整次数及其调地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已确权样本和未确权样本的农地调整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未确权地区的非农劳动力转移比例的提高、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承包地土壤肥力的下降均能增加农地调整次数及扩大调整程度;而在完成农地确权的地区中,地形、到县城的距离、农地灌溉条件、农业收入占比以及家中是否存在本村大姓干部对农地调整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而购买养老保险在两组样本中对调地产生的效应相反。农地确权能够有效地降低由地势恶劣、土壤肥力低下及非农劳动力转移比例较高所引起的农地调整的频率及调整程度。     

农地确权、细碎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

基于2016年江西省7个地区13个县(区)1402份农户调查数据,以农地细碎化为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比例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提升农地产权强度、增强农地产权稳定性预期、提高农地产权排他性能力直接促进,而且通过固化农地细碎化格局间接产生正向影响。为此,要继续推进并完善农地确权工作,充分发挥确权的积极效应,防止传统确权方式固化农地细碎化格局,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陆上定居”对渔民生计的影响

广东北江上的渔民世代居住在船上,船是家也是谋生工具。2009年韶关政府推行了渔民“陆上定居”工程,将生活在韶关城区河上的渔民迁移到城市廉租房中。运用定性的方法考察渔民家庭重新安置的过程,探索陆上定居对渔民家庭生计的影响及家庭不同成员影响的代际差异。研究发现,渔民家庭整体生存状况因“陆上定居”得到较大改善,但这种影响所带来的代际差异非常明显：老年男性渔民无法适应城市的生活,依然独自从事捕鱼作业,而老年女性和子女居住在廉租房,承担了未成年人的照顾和家务活动;年轻人更快地融入了城市,工作机会和收入都改善了;而对未成年人,拥有了更好的教育条件和更大的社交圈。     

代际公平视阈下的生态型政府构建

从代际公平的本义切入，寻求公共行政与代际公平的契合，就是要构建生态型政府。构建生态型政府是政府处理资源环境问题及维持社会代际公平的必然选择。构建生态型政府需要从斧正行政目标、强化政府环保责任、平衡政府权能、完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约束政府生态管理行为等方面加以实现。     

代别冲突之语篇系统分析

在人际交往中都会涉及面子,交际者不但要顾及自己的面子,也要保护别人的面子,否则就会容易引起冲突。本文以电视剧《手机》第15集,围绕＂手机＂这一题眼所引发的人物交际的冲突为语料,从语篇系统的视角,即意识形态和面子系统入手,分析因不同代别（generational）人物语篇系统的影响而引发的交际者之间的冲突,旨在引导交际者在交际中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以达成成功的交际。     

行政生态向生态行政嬗变:代际公平理念嵌入

行政生态存在的重大理论缺失使其难以有效指导公共行政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资源环境问题本质上属于代际公平的范畴,从共际公平的本义切入,寻求政府管理与代际公平的契合,就是要推行生态行政。生态行政是对行政生态的修正和政府处理资源环境问题及维持社会代际公平的必然选择。推行生态行政需要从斧正行政目标、强化政府环保责任、平衡政府权能、完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约束政府生态管理行为等方面加以实现。      

居处模式的改变与藏族老年妇女的信仰生活——以川西鱼通人的“哑巴会”为例

笔者在对四川西部的鱼通藏族聚居地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在当地民间信仰活动中,老年女性占绝大多数。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受传统观念影响,男女分工不同;其次与居处模式、代际;中突以及仪式对于信众社会性身份的特殊要求有关。     

基于家庭策略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

家庭是贫困治理的社会基础,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基于家庭策略的视野,通过对两个贫困家庭在减贫过程中不同减贫方式的分析与比较,探讨家庭策略如何被自主运用来解决贫困问题。研究发现,“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下,多子女所带来的路径可选择性与关系灵活性让家庭有更大空间采用有效的家庭策略,以“代内合力”和“代际合力”为一部分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资源及“资源变现”的空间与条件,从而为实现“家庭减贫”创造机会。在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进程中,家庭作用的有效发挥能充分激发家庭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华北农村彩礼习俗嬗变研究

彩礼是婚姻支付的重要形式,其变迁与农村社会的巨变紧密相关。进入新世纪后,华北农村的彩礼习俗发生了质变,彩礼本来是缔结婚约的标识物,也是代际之间均衡的财富转移方式,现在却变成了代际剥削的手段,子代借此向父代索要高额家庭财富,推动了彩礼数目的暴涨。彩礼性质的嬗变是家庭结构、家计模式和代际关系变迁合力型塑的结果,其中代际关系失衡是根本原因。     

南方农村婚姻家庭变动的代际比较

中国农村婚姻家庭深受社会变革的影响,而南方农村在婚姻家庭方面的表现,呈现出与北方和中部地区明显不同的特点。基于对广东80个村庄部分家庭的问卷调查,笔者从初婚年龄、婚姻圈、婚姻媒介、婚后居住方式以及夫妻关系和养老安排等方面,探讨了不同代际之间婚姻家庭变动情况。研究表明,不同代际间的婚姻家庭情况差异明显,在当代中国南方农村,虽然面临着社会变革的挑战,但其婚姻家庭对传统仍然有相当多的保留,其变动表现出更多的迟缓性。     

作为生态伦理的正义观

作为生态伦理学的正义观就是以正义理论为基础去协调生态问题上的利益关系, 使之保持均衡性、对应性。它包括人与人关系层面的人际正义,国与国关系层面的国际正义及人与物关系层面的种际正义。     

社会资本、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基于草场流转市场转型背景的分析

基于草场流转市场转型背景,利用内蒙古自治区和甘肃省820个牧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及二者间的作用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交易费用的中介效应和代际差异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转型市场下,社会资本仍能促进牧户草场转入,但作用方式发生变化,表现为关键网络节点和牧户主动利用社会网络能力的作用凸显,社会资本总量和被动依赖社会网络信息资源流入的作用式微。(2)网络信息渠道促进了牧户草场转入,但尚未对社会资本形成替代,社会资本与网络信息渠道并行不悖。(3)社会互动通过降低草场流转的交易费用促进了牧户草场转入,而关键网络节点、网络信息渠道不存在相应机制。(4)社会资本、网络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表现为新生代牧户转入草场更加依赖网络信息渠道,中生代、老生代牧户转入草场仅依赖社会资本。据此,建议在建立和完善网络和实体草场流转交易平台等方面完善草场流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