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确权是否必然促进土地流转?——来自浙黔渝三县(市、区)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基于浙黔渝三县(市、区)320份农户调查,在系统阐述农地确权作用机制的基础之上,验证了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以往成果不同,研究发现确权并不必然促进农地流转,确权反而会阻碍农地转出;确权对农户的土地转入行为没有明显影响;群组分析表明,确权显著负向影响老年农户的土地转出,但对中青年农户没有影响。因而,要高度重视农地确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做好分类指导和针对性政策应对。     

农地确权与农户政治信任：基于中央和基层组织的分析

农地确权的经济影响效应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鲜有研究关注农地确权政策的政治效应。基于3期农地确权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广义DID模型评估农地确权对农户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使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村级政治信任分别提升0.142个单位和0.215个单位。上述结果在考虑平行趋势、样本随机性、控制潜在遗漏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计量模型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农地确权通过降低地权权益的保护成本、提升盘活农地产权收益两条途径对农户政治信任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农地确权执行规范程度越高,不影响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但会显著提升农户的村级政治信任水平。由此认为,农地确权除产生经济影响外,也是政府投资农户政治信任的有效途径。     

农地确权、细碎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

基于2016年江西省7个地区13个县(区)1402份农户调查数据,以农地细碎化为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比例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提升农地产权强度、增强农地产权稳定性预期、提高农地产权排他性能力直接促进,而且通过固化农地细碎化格局间接产生正向影响。为此,要继续推进并完善农地确权工作,充分发挥确权的积极效应,防止传统确权方式固化农地细碎化格局,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农地确权提升了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吗？——基于3省15县（市、区）935个农户样本的分析

农地确权是中央从深化农村改革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确权不仅影响农户的生产行为,也影响其承包地处置。基于苏、鲁、皖3省15县（市、区）935个农户样本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农地确权对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促进了经营权退出,但却抑制了承包权退出;经营权退出在农地确权对农户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中具有遮掩效应;农地确权后,农户一旦选择流出自己的土地,就不会轻易选择退出土地承包权。因此,在“三权分置”的制度框架下,政府需要系统评估农地确权的制度绩效,将经营权退出和承包权退出联动考虑,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市场激励、农地确权与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

基于黄土高原苹果优势区771个苹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考察市场激励、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受到农产品市场和农地市场的双重激励,短期内对农地产出贡献相对较高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到农产品市场激励,长期内对农地质量贡献相对较高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到农地市场激励;农地确权对长期保护行为具有正向激励效应,但对短期保护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农地确权在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农地市场激励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政府应注重完善农地市场制度、农地价格机制以及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同时重视农地确权改革宣传和信息披露,有效发挥农地市场和农地确权对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正向激励效应。     

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云南省晋宁县的调查

以云南省晋宁县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农地面积、农业劳动力状况、年人均纯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农地在家庭养老保障中的重要性、农户年龄对转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存在差异。最后提出了发展第二、三产业,加强农村教育,发展流转中介组织,稳定农民土地承包权,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皖北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93个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生存适应能力视角,构建农地流转中农户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相关因素对其转出农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转出农地农户占比较低;在反映农民当下生存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家庭非农收入水平、家庭非农劳动力数对农民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承包地面积则有显著负向影响;在反映农民未来适应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在城镇落户以及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了解程度对其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年龄及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情况则有显著负向影响.     

农地确权、粮食作物与收入不平等

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基于Kakwani相对剥夺指数测度农户层面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检验农地确权对农户粮食作物收入和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后，农户收入提高了21.3%，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缩小了0.041，并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从机制来看，农地确权促进农户购置农机、提高农户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进而推动农户增收与共同富裕。基于此，应大力推行农地确权，明晰农地权属，并且通过农机补贴等措施鼓励农户实施机械化生产，切实提高农户粮食作物收入，助力农户摆脱收入不平等。     

农地经营权配置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农地流转是促进农地集中和规模化经营的重要手段,而明确农地经营权配置的集中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对于完善农地流转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运用2006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利用基尼系数测算了农地经营权配置的集中程度,实证分析了农地经营权的集中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OLS回归分析发现,农地经营权的集中有利于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农地经营权的集中更加有利于高收入农户,明显地提高了高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而不利于低收入农户.因此,应当保证农地自由流转,促进农地经营权集中,提高大部分农户的收入水平;同时,对于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低收入农户,应当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和社会保障措施,保障其生活水平.     

农地确权与异质性农业投资: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检验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正规借贷投资和非正规借贷投资的边际影响和可能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正规借贷投资和非正规借贷投资均有促进作用,但其对非正规借贷投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具体作用机制有三个方面:一是强化地权稳定性的产权激励效应,二是提高信贷可得性的信贷供给效应,三是促进土地流转的要素配置效应.同时,土地流转要素配置效应的中介效应比例显著大于产权激励效应和信贷供给效应,应该说农地确权对农业投资促进作用的关键在于土地流转.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流转中仅有土地转入具有促进农业投资的作用,而土地转出则显著抑制农业投资.基于此,建议强化农户地权稳定性预期,完善农村正规借贷市场,提升农户正规借贷可得性.同时将制定促进农业投资政策的着力点聚焦到土地流转上,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秩序规范和信息充分的土地流转市场,以高效有序的土地流转带动农业投资的增加.     

农地确权背景下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以湖北省44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森的可行能力为理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和倾向评分匹配法（PSM）,对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进行分析及流转农户的福利变化进行测算,以理清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因素有家庭纯收入、是否有医疗保险、对社会保障的认可、就业难易度、自评健康、农户土地流转知情权及对流转价格的满意度;（2）通过对流转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测算,土地流转能显著改善农户福利,对转出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1.100,对转入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0.793;（3）农地确权后,家庭纯收入、农户社会保障认可和自评健康状况能显著提升农户福利水平,而就业难易度阻碍了农户福利改进,土地流转价格满意度能改善转出农户福利、但阻碍了转入农户福利改进。基于此提出了构建有效的流转价格机制、加大差异化技能培训及完善流转农户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以推进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农户福利的改进。     

农地确权能否提高农户参与村庄选举的意愿?

借助中国新一轮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在围绕产权行为能力与产权实际执行程度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CLDS 2016年全国6 94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等方法分析农地确权的选举效应,尝试回答农地产权这一经济权利能否带来农村更加广泛政治参与的问题。结果发现：农地确权显著提升了农户参与村庄选举的积极性,但这一影响只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中成立;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内部,相较于非农劳动力,农地确权更能提升农业劳动力参与村庄选举的积极性,相较于男性,农地确权对女性农业劳动力的选举效应更为显著。可能的机制在于农地确权证书的发放增加了农业生产主体,尤其是女性农业劳动力对农业生产收益的重视程度,进而提高了其参与村庄民主选举的积极性,目的在于以参与集体行动决策来拓展自身产权行为能力,从而获取预期农业收益。     

土地政策的农户认知及其农地转出响应研究——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调查问卷,综合运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主成分分析和比较分析法,分析农户土地政策认知及其农地转出的响应机理。结果表明,农户对土地政策认知的总体水平和农地转出比例均较低;对农户整体而言,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升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发生概率提高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对土地政策认知的响应存在较大差异;土地政策认知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力处于中等水平,家庭特征、区位因素和社会保障的作用程度相对较大,资源禀赋的作用最小。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应提高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农地确权与农民土地转出价格优势——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2年数据,采用Probit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系统考察了农地确权对土地转出价格优势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不考虑选择性偏误时,农地确权使得农户转出价格优势显著上升10%。在使用PSM方法消除偏误误差后,农地确权可以使农户转出价格优势提高约14.2%。研究表明,确权颁证有助于转出户获得市场价格优势和增加财产性收入,因此,为切实发挥农地确权提高土地价格优势的作用,要厘清土地产权边界和权属关系,形成有保障的承包经营权。     

农地流转意愿决定因素分析

基于安徽省农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市民化意愿是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第一大因素,而农民城市生活感知是仅次于户主文化水平的第三大影响因素,家庭劳动力负担率与农地流转意愿呈显著的负相关。此外年龄、家庭人口数、外出务工率和农户类型对农地流转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大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转变城市社保差别化供给机制,对进城农民"放权让利"等政策建议。     

农地确权方式与农户农业服务外包行为——来自PSM-DID准实验的证据

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服务外包的影响在学界引起了关注,但仍未见文献关注不同地权界定方式对农业服务外包的影响。利用广东省阳山县提供的“常规确权”和“整合确权”独特准实验场景,研究不同确权方式对农业服务外包的异质性影响,运用PSM-DID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相较于常规确权,整合确权促进农户农业服务外包行为更加显著,提高幅度达到30.41%;但整合确权对不同环节、不同种植规模农户的服务外包行为的影响不一致,主要提升了小规模农户的整地环节外包程度。本研究表明,农地确权方式选择对农业服务规模经营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应,有必要分离出不同确权方式影响的细致差异。     

农地确权何以影响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基于太湖上游地区调查

文章利用江苏省太湖上游地区513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双变量Bi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地确权面积与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地确权面积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中农户商品有机肥施用最优确权规模是样本农户确权面积最大值的2.6倍，农户农家肥施用的最优确权规模是当地户均农地确权面积的2倍，这意味着样本地区农户确权面积尚未达到有机肥施用的最优规模；此外，风险偏好型农户倾向于施用商品有机肥，而风险规避者认为自产农家肥更可靠。探明农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究竟如何影响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行为，是从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视角改善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微观治理机制关键着眼点。为提升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积极性，应通过整合确权政策实现农地适度集中规模化经营，建立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风险保障机制，促进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良性循环。     

产权强度、资源禀赋与征地满意度——基于全国273个被征地农户的抽样问卷调查

基于产权强度的理论框架,结合农户资源禀赋特征,采用Ordered Probit概率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征地补偿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并揭示其政策含义。研究表明:产权强度各维度和农户资源禀赋对农地征收满意度的影响显著。其中,赋权方面,农户排他权认知与法律赋权的偏离降低了征地满意度;实施方面,农户的处置与交易能力提高了征地满意度。得出结论:降低农户对土地权益认知与法律赋权之间的偏离程度,能够改善征地满意度;避免法律歧视的土地赋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鼓励农地的流转集中,缓解农地的细碎化,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能够对土地征收形成有效制衡。提出土地征收及其补偿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福利保障功能及其替代问题,而是隐含着农民对土地财产权利的诉求,应强化农民的土地赋权。     

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研究——以农地产权安全感知为中介

在构建"农地确权—农地产权安全感知—农地转出意愿"框架基础上,利用山东省实地调查数据,探讨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供给意愿的影响,为深入理解农地确权对农地供给的影响机理提供理论依据。应用定序Logit回归模型进行核心解释变量、其他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总体效应与边际效应分析;建立结构方程,应用索贝尔检验与自抽样检验对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将会提高农地产权安全感知及其三个因子(土地调整因子、土地征收因子、流转纠纷因子)的安全感知,而上述中介变量对农地转出意愿有正向促进作用。另外,是否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金融资产价值、农用机械价值对农地转出意愿也有重要影响。     

农地确权：模式选择、生成逻辑及制度约束

基于“对象性质-制度装置-制度安排”的分析框架,分析不同农地确权模式的生成逻辑及制度约束条件,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农地确权存在确权到户、整合确权以及确权确股不确地3种主要模式,土地共有产权强度的高低决定了农地确权模式的选择。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发现,不同农地确权模式的生成逻辑各异;农地确权作为“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面临着确权成本、法律基础、村规民约、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条件约束,因此,应依据土地性质,综合考虑确权成本与收益,结合历史和现实,尊重农民意愿,因地制宜的选择农地确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