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确权是否必然促进土地流转?——来自浙黔渝三县(市、区)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基于浙黔渝三县(市、区)320份农户调查,在系统阐述农地确权作用机制的基础之上,验证了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以往成果不同,研究发现确权并不必然促进农地流转,确权反而会阻碍农地转出;确权对农户的土地转入行为没有明显影响;群组分析表明,确权显著负向影响老年农户的土地转出,但对中青年农户没有影响。因而,要高度重视农地确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做好分类指导和针对性政策应对。     

农地确权方式如何影响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基于农业分工的调节效应

基于广东省阳山县和新丰县2 232个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Tobit模型和OLS回归实证分析了农业分工调节下农地确权方式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整合确权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其中,社会化服务程度增强了整合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促进作用,市场化程度则削弱了整合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农地产权界定实践中,应鼓励有条件地区实施土地置换整合,降低土地细碎化程度,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建设,以此加快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进程。     

农地确权何以影响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基于太湖上游地区调查

文章利用江苏省太湖上游地区513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双变量Bi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地确权面积与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地确权面积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中农户商品有机肥施用最优确权规模是样本农户确权面积最大值的2.6倍，农户农家肥施用的最优确权规模是当地户均农地确权面积的2倍，这意味着样本地区农户确权面积尚未达到有机肥施用的最优规模；此外，风险偏好型农户倾向于施用商品有机肥，而风险规避者认为自产农家肥更可靠。探明农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究竟如何影响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行为，是从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视角改善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微观治理机制关键着眼点。为提升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积极性，应通过整合确权政策实现农地适度集中规模化经营，建立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风险保障机制，促进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良性循环。     

农地确权提升了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吗？——基于3省15县（市、区）935个农户样本的分析

农地确权是中央从深化农村改革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确权不仅影响农户的生产行为,也影响其承包地处置。基于苏、鲁、皖3省15县（市、区）935个农户样本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农地确权对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促进了经营权退出,但却抑制了承包权退出;经营权退出在农地确权对农户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中具有遮掩效应;农地确权后,农户一旦选择流出自己的土地,就不会轻易选择退出土地承包权。因此,在“三权分置”的制度框架下,政府需要系统评估农地确权的制度绩效,将经营权退出和承包权退出联动考虑,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农地确权与农户政治信任：基于中央和基层组织的分析

农地确权的经济影响效应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鲜有研究关注农地确权政策的政治效应。基于3期农地确权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广义DID模型评估农地确权对农户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使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村级政治信任分别提升0.142个单位和0.215个单位。上述结果在考虑平行趋势、样本随机性、控制潜在遗漏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计量模型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农地确权通过降低地权权益的保护成本、提升盘活农地产权收益两条途径对农户政治信任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农地确权执行规范程度越高,不影响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但会显著提升农户的村级政治信任水平。由此认为,农地确权除产生经济影响外,也是政府投资农户政治信任的有效途径。     

市场激励、农地确权与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

基于黄土高原苹果优势区771个苹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考察市场激励、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受到农产品市场和农地市场的双重激励,短期内对农地产出贡献相对较高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到农产品市场激励,长期内对农地质量贡献相对较高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到农地市场激励;农地确权对长期保护行为具有正向激励效应,但对短期保护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农地确权在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农地市场激励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政府应注重完善农地市场制度、农地价格机制以及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同时重视农地确权改革宣传和信息披露,有效发挥农地市场和农地确权对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正向激励效应。     

农地确权如何影响农户消费?

农民消费行为的产权含义始终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基于“农地确权Ｇ土地功 能Ｇ收入结构Ｇ农户消费”的分析框架,探讨农地确权政策影响农户消费的内在机理.分析表 明,农地确权契合国家宏观经济扩内需、强消费的内循环政策导向.使用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两期面板数据,采用 PSMＧDID 模型估计农地确权的消费效 应.估计结果显示:总体上,农地确权显著促进农户人均消费、人均商品性消费,但对人均服 务性消费并无明确影响.进一步证据表明,基于农地保障性功能和财产性功能使用的农户, 农地确权政策将显著提高其人均消费和人均商品性消费;农地确权消费效应在兼职农民家 庭中最为显著,但农地确权政策并未带来农户消费结构升级.提出挖掘农户消费背后的产 权含义将有助于扩大农村内需,促进农民消费.     

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粮食主产区4省12县96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并分析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整体来看,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转入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代际差异来看,父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大于子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2)在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以后,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下降,而对农地转入的抑制作用也有所缓解,这说明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如果不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现有研究高估了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驱动效应。因此,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不能只单纯依靠劳动力市场的引领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市场优势,将小农户卷入农业分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农机社会化服务与农地转入:来自小规模稻农的实证

基于农业生产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以1 080户小规模农户为研究样本,分析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农地转入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购买较为普遍,但不同环节存在较大差异,整地和收割环节农机服务的使用率较高,插秧和烘干环节农机服务的使用率较低;农机社会化服务购买已成为影响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关键因素,尤其是整地和收割环节;插秧和烘干环节对农户转入农地影响不大,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不明显;家庭经济特征对农户转入农地影响较为显著,且随着家庭收入水平和农业收入占比的逐渐提高,农户扩大农业经营的意愿逐渐增大;而家庭人口结构、承包地特征和个体特征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小。此外,家庭劳动力能力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具有关键作用,劳动力老龄化与健康状况下降是制约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重要因素。     

农地确权、粮食作物与收入不平等

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基于Kakwani相对剥夺指数测度农户层面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检验农地确权对农户粮食作物收入和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后，农户收入提高了21.3%，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缩小了0.041，并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从机制来看，农地确权促进农户购置农机、提高农户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进而推动农户增收与共同富裕。基于此，应大力推行农地确权，明晰农地权属，并且通过农机补贴等措施鼓励农户实施机械化生产，切实提高农户粮食作物收入，助力农户摆脱收入不平等。     

农地整理项目中农民受益支付与受损补偿——以湖北省5个县区为实证

农地整理项目实施中农民的受益与受损研究对完善农地整理项目投资政策和补偿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作用。以湖北省5个县区为例,利用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农地整理实施中农民受益类型及其支付意愿、农民受损类型及其受偿意愿。研究表明：农民的受益类型包括灌排水更方便、通行更便利、投劳收入、耕地质量提升、增加耕地面积等类型,前三者较显著,后两者不明显;农民受益后的支付意愿是,绝大多数受访农民愿意为受益而义务投工或出钱,但也有少数受访农民拒绝支付;即便农民意愿采取同种支付方式,但农民之间的支付额度仍存在差别。农民利益的受损类型主要包括耕地被占用、青苗损失、耕地质量降低、田块分割、塘堰被填、祖坟迁移、房屋拆迁等损失类型,前四者的发生比例很大,后三者的发生比例较小;农民利益受损后的受偿意愿是,100％的利益受损农民认为利益受损应获得补偿;不同的利益受损类型,农民期望的受偿方式存在较大差别;不同的利益受损方面,农民意愿接受的受偿额度存在较大差距。在调整和改进农地整理项目投资政策和补偿政策时,应以农民需求和农民意愿为导向,提高农地整理项目的农户满意度。     

农业生产培训能提升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吗?——来自12省2340个农户的证据

在“土地抛荒”和“毁约弃耕”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如何提升农户扩大农地规模信心成为中国农业规模化经营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基于12省(自治区)2340份农户数据,运用Probit模型、Cloglog模型、IV-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农业生产培训对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生产培训能够显著提升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培训对大规模农户和高教育程度农户的影响更大,且仅对于高收入农户以及中部和东北地区农户扩大农地规模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扩展性分析发现,培训能够显著提高农户计划经营规模.因此,在规模化经营过程中要强化农业生产培训,而且培训中应考虑农户和地区差异.     

重庆市农民收入与工业化的区域差异及阈值效应研究

为了能更准确地把握区域工业化发展给农民收入带来的影响,综合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重庆市农民收入与工业化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重庆市农民收入水平存在连片集聚现象,区域间工业化发展极不平衡,且二者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带来农民收入的长期持续增长。工业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具有双面阈值效应,在不同工业化阶段,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弹性先快速增加后逐渐减弱;在不同区域,工业化的影响呈现出倒“U”和“U”两种类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再思考——基于沙洲坝档案和口述史的解读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取代人民公社制度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根本制度, 其根源在于它能够“尊重农民意愿、满足农民要求、维护和发展农民利益”, 这既是对新中国农业经济体制变革经验教训的总结, 也是今后制定和实施农业及农村政策的根本原则与要求。而要做到这一点, 就要正确认识农民及农民意识, 充分尊重和积极发挥农民的创造精神;要正确认识农业家庭经营模式, 大力扶持农业家庭经济;要进一步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 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等, 以更好地解决当前农业家庭经营和农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推动我国农业不断向前发展。     

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差异性及其机理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刻不容缓,如何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来降低农业污染和提高化肥有效使用率成为当前农业生产的挑战之一。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11000户农户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专项调查数据,利用离散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决策差异。研究发现,不同经营规模农户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采纳存在差异,规模较大的新型经营主体相比小农户更具有改善耕地质量的意愿;土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具有负向抑制作用;农地质量较好的农户,更倾向于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另外,政府推动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对大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小农户影响不显著。据此,政府应增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宣传力度,加大该技术的试点力度,集成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并因地制宜地逐渐将重点支持政策转化为普惠性政策。     

水稻生产环节外包服务行为研究

基于413份水稻经营主体调查数据,运用交易成本比较分析方法和二元Logit模型,从经营主体异质视角研究外包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对规模经营主体而言,外包服务的价值在于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有效的规模经济效应,其决策的关键是外包服务和自购农机的交易成本比较。年龄和农业劳动力数量对以农为主的普通农户的外包行为都有显著影响,而以农为辅的普通农户的外包行为几乎不受个人因素影响。此外,普遍农户的外包行为还都受机耕道路建设情况、到最近车站的距离、地形特征等外部因素影响。     

农户主导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律研究

针对农户解决不好、政府或集体也解决不了的＂土地配置悖论＂,中央政府提出加强土地流转一般规律的研究。为了研究土地流转的一般规律,基于农户收入禀赋的一般特征,可把农民家庭归纳为＂五类农户＂。研究认为,农地流转的雁阵形态、驼峰分布、梯队演进、极化趋势与渐进流转特征体现了农户对家庭资源配置的占优匹配,因而是符合我国农业发展国情的,最受农民欢迎的流转模式。因此,在未来20年或更长时间,农户主导型流转模式将长期处于主流地位。任何违背国情的流转政策,不仅会造成＂三农＂问题的恶化,而且会诱发深层次社会危机。     

涉农阶层对都市农政的满意度调查与分析——以上海市10个涉农区县为例

通过调查发现,在目前都市农村,村民与村干部的关系比较融洽与和谐;技术培训、农业保险、农业规划等农业服务对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建立健全农业生产服务组织是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关键;经过税费改革以及农业税取消,农民的税费负担已十分轻,但与土地规模相关的费的问题依然困扰种植大户经济发展;农民对国家的法律与法规认识主要渠道来自最现实的事件处理。总的看,在都市,农政的执行,大多数农民是满意的。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实估计

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金寨县62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农户异质性基础上,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宅基地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经营性收入有负向影响,对农户工资性收入和家庭总收入有正向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一方面通过缩小耕地经营面积、提高农业生产成本和减少亩均收入降低其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外出务工人数、提高外出务工时长提升其工资性收入;由于农户工资性收入增加强度大于其经营性收入降低强度,故对其家庭总收入有正向影响;此外,不同教育背景、年龄段农户宅基地退出后收入变化存在差异,因此,应增强宅基地退出就业帮扶政策针对性,宣传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增收效应,实施差别化的宅基地退出政策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