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则思变?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民创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而初始耕地资源禀赋是农民选择创业所面临的重要约束条件。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分析了家庭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有显著负向影响,承包地面积每扩大1%,农户非农创业的概率将下降1.44%;转入农地强化了承包地规模对非农创业的抑制作用,而农业机械应用有助于缓解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的不利影响,促进农户非农创业行为发生。为激励农户从事非农创业,应加大对耕地资源稀缺地区的创业扶持力度,同时要继续加大农机补贴力度,支持专业化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激发农民创业热情。     

农地产权、要素配置与家庭农业收入

利用广东省2492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地产权和要素配置对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农业生产技术不变的前提下,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的增加会提高家庭农业收入;农地使用权通过优化农业生产结构而提高了农地规模对农业收入规模的正向激励,但使用权的完善也会激励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抑制了农地规模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家庭农业收入占比的激励效果;农地处分权通过赋予农户处置农地和劳动力的权能,分别提高和降低了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农业收入的正向激励。最后,对农地流转和劳动力配置行为的分析也发现,农地产权通过赋予主体决策自由,从而提高了转入农地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经营绩效和农业收入。     

规模化经营与农户农机服务选择——基于服务需求与供给的二维视角

在经营规模扩大和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成为农户优化资源配置的理想选择,而农户市场参与行为不仅包含服务需求（购买服务）,还可能包括服务供给（提供服务）。基于服务需求和供给的二维视角,采用江苏省534个家庭农场调研数据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农场的服务选择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规模经营下家庭农场既购买服务也对外提供服务,且两种行为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相关关系;经营规模与服务需求以及经营规模与服务供给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影响家庭农场服务需求和供给的因素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具体而言,服务需求受到性别、年龄、农机价值、规模经营年限、流转租金以及正规信贷规模的影响,而服务供给除受上述因素影响外,还与农场主受教育水平、农场类型、土地经营条件以及农业技术培训等变量相关。因此,推进农地规模经营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密切结合;要关注家庭农场的服务供给功能,鼓励其兼职化提供服务;做好政策扶持工作以提升家庭农场的服务自给与供给能力。     

农机服务对小农户土地流转“内卷化”的影响

农机服务的快速发展能否解释农地流转并未推动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趋势而出现的“内卷化”现象,仍有待分析与验证。采用中国农村家庭大数据库（CRHPS）中的小农户样本,分析小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中的处境并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机服务对其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小农户采用农机服务显著地降低了土地转出并增加了土地转入,并验证了包括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技术应用和农业收入在内的三个主要影响机制。研究论证了农机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土地流转中参与率增速放缓、小规模转入与部分转出对应的小农户复制以及农地流转对农业生产率作用递减的“内卷化”现象。提出在制定完善农机服务政策时,既要满足小规模农户的生产需求以维持家庭生计,又要衔接土地转入户的服务需求以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风险偏好何以影响农机社会化服务契约选择?——以小麦收割环节为例

契约是规范社会化服务市场的重要制度设计,农业社会化服务是近年来中国农业生产经营领域出现的一种新景象,需要加以规范有序发展。基于河南省6县2 172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以小麦收割环节为例,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风险偏好对农机社会化服务契约选择决策及其契约形式的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风险偏好对农机社会化服务契约选择决策及其形式有显著负向影响,风险偏好程度越高的农户签订契约的可能性越小;在签订契约的农户中,风险偏好程度越高的农户签订书面契约的可能性也越小。据此,建议尽快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契约制度,增强农户风险意识;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中介组织的发育,加大力度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引导农机社会化服务契约走向正式化、规范化,以促进中国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的发展。     

西部地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疆三地的调查

以来自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地区的调查问卷为基础,分析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状况与原因;从个体因素、家庭资源禀赋、家庭经济状况、政策因素与社会保障因素等五个方面共选取了15个变量,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对西部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农户农地的转出行为主要受到个体因素、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户农地转入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因素;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影响因素的驱动机制不同;政策因素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影响不大。     

产权稳定性对农机服务外包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利用中国九省270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户购买农机服务的影响。结果表明:承包权的不稳定显著抑制了农户自购农机,促进农机服务购买行为。承包权的不稳定对购买农机服务的影响程度要超过土地资源禀赋。由于经营权未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也使得农户通过购买农机服务而不是自购农机来满足生产过程中对农机技术的需求。由此得出政策启示:为促进农地投资,需进一步稳定农地承包权,重视保护农地经营权。     

农地流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省855户农户的调查结果分析

基于江苏省855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农地流转对转出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促进作用最高,其次是未流转户,对转入户的退出意愿呈负影响;由于农地流转所产生的转出户数量远远高于转入户数量,所以整体上有利于宅基地的退出;此外,户主的教育年限、村干部身份、家庭外出劳动力比例、拥有城镇住房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为正,家庭65岁以上人口比例、农村房屋现值对退出意愿的影响为负。为了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首先,应将农地流转与宅基地退出置于同一框架内统筹部署,通过完善流转服务和经济激励使农户自愿转出农地,进而促进宅基地退出有序开展;其次,为转入户及未流转户提供全方位、优质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减少其对宅基地生产辅助功能的依赖;最后,提高农村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障水平,建设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并公平补偿被拆房屋和宅基地。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地抛荒的抑制效应

基于2016年、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分析了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地抛荒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是否抛荒及抛荒程度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不同环节的生产性服务对抛荒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抑制作用大小依次为种植规划服务、机耕服务和病虫害防治服务,灌溉服务和生产资料购买服务影响不显著。与单环节生产性服务相比,“种植规划+机耕”“种植规划+病虫害防治”和“机耕+病虫害防治”等多环节生产性服务对抛荒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与以村集体为主导的供给模式相比,服务主体的多元化有助于增强生产性服务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 通过缓解劳动力约束和弱化耕地资源禀赋的限制来抑制农地抛荒;从农户禀赋来看,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地抛荒的抑制作用在家庭务农收入占比较低、有65岁及以上老人、土地产权模糊的农户中表现更加明显。     

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粮食主产区4省12县96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并分析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整体来看,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转入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代际差异来看,父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大于子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2)在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以后,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下降,而对农地转入的抑制作用也有所缓解,这说明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如果不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现有研究高估了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驱动效应。因此,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不能只单纯依靠劳动力市场的引领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市场优势,将小农户卷入农业分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论农业信息化与黑龙江农业产业化

农业信息化与农业产业化密不可分,结合黑龙江省省情从研究农业信息化如何带动我省农业产业化;我省农业信息化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我省农业信息化建设的软硬件建设的基本思路;农业产业化的核心是发展农民土地股份合作制,推动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发展应当是信息化建设的重心。     

农业支持--国际农业发展的政策取向

随着农业贸易自由化趋势的加强 ,传统农业保护政策难以适应世界农业发展的新要求。世界各国农业正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战略性调整 ,农业支持顺应了这一时代趋势 ,正逐步成为各国农业的主导政策。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构建新的农业支持政策已刻不容缓。     

农产品贸易开放、农业增长与农业环境

选取2000-2013年30个省、区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估计方法对农产品贸易开放、农业增长与中国农业环境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发现,样本期内我国化肥等农业化学品使用强度逐年增加,畜禽排放粪便量呈波动变化。农产品出口依存度对农业化学品使用强度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对畜禽排放的粪便量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人均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与我国农业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满足“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此外,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利于降低农业化学品使用强度,但有利于缓解畜禽养殖污染。提出我国应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努力提高出口农产品的技术含量及绿色化水平,以实现农产品贸易、农业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农业市场化、农业现代化与环境污染

农业市场化、农业现代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可归结为3种效应:一是直接效应,农业市场化水平越高,农业要素的配置效率越高,引起的环境污染越少;二是中介效应,农业市场化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农业现代化又影响环境污染;三是间接效应,农业现代化影响环境污染,农业市场化会加重或减弱这种影响。利用2007—2011年中国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检验上述3种效应。研究发现:农业市场化对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是存在的,农业现代化的中介效应尚未显现。结果表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并未降低环境污染,反而恶化了环境质量;而农业市场化不仅有利于降低农业污染,还会减弱农业现代化对环境的恶化,在两型农业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高等农业院校培养农业人才的着力点

高等农业教育要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服务。农业院校能否培养出优秀的农业人才,对于我国的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高等农业院校要重点从培育大学生爱农思想,培养大学生扎实专业知识和强化大学生实践能力三个方面进行教育,切实为我国农业发展输送大量优秀的农业人才。     

以色列的农业经济组织和农业发展模式

以色列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农业奇迹”,其成功的经验：一是选择了适合国情的农业经济组织-基布兹和莫沙夫;二是实现了从农业工业化向农业产业经营化的转变。以色列的实践和经验对深化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借鉴价值。     

农业文化遗产与农业类文化景观遗产比较研究

自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项目以来,在有关国际组织和中国等国家政府的支持下,在项目的申报与管理、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遗产保护示范与经验推广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因为各种原因,仍然存在着对GIAHS 概念、内涵与保护重要性认识上的不足,甚至混淆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景观之间的区别。文章在有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被列为GIAHS 的项目和世界遗产中的农业文化景观项目进行了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农业文化遗产与农业文化景观发起背景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发起的目的和意义不同;在概念上,前者不仅关注过去和现在,还关注未来,而后者更多的关注过去和现在;在评选标准上,前者强调系统性,即多重指标须同时具备,后 者强调个性和特色,只要满足某一个条件即可;在保护思路上,前者强调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后者强调真实性和完整性的静态保护。因此,农业文化遗产有其独特的价值,对于实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可持续发展与新农业科技革命的思考

农业可持续发展与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相辅相成,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既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又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得到不断完善和提高.本文从农业可持续发展与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辩证统一关系上,论述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用,提出了基于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思路和技术对策.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协整关系分析

农业基础设施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物质基础。近年来关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经济发展内在关系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但大多是局限于农业基础设施及机构对于农业经济发展贡献度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而关于两者之间内在的变化机理关系研究不是很多。采用1980-2009年的样本数据,通过对数据更为合理的处理,运用协整理论分析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GDP之间的之间的关系,结论显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GDP短期的因果关系不明显,但存在长期的因果关系,因此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     

基于农业产业集群视角的农业规模经营实现路径研究

农业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之一,农业规模经营的关键在于通过生产经营要素配置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内外部规模经济。在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路径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农民合作组织等均面临一定的发展闯值,农业产业集群是弥补农业规模经营传统实现路径不足的有效选择。在通过发展产业集群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过程中,遵循农业资源禀赋特征、发展多形式农业专业化服务组织、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关键性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