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确权与农民土地转出价格优势——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2年数据,采用Probit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系统考察了农地确权对土地转出价格优势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不考虑选择性偏误时,农地确权使得农户转出价格优势显著上升10%。在使用PSM方法消除偏误误差后,农地确权可以使农户转出价格优势提高约14.2%。研究表明,确权颁证有助于转出户获得市场价格优势和增加财产性收入,因此,为切实发挥农地确权提高土地价格优势的作用,要厘清土地产权边界和权属关系,形成有保障的承包经营权。     

养老保障能力评估对农民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5省1573个样本的实证分析

利用5省22个乡镇1573个样本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养老保障能力评估对农民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第一，农民养老风险感知的普遍程度较高，家庭养老保障能力评估是影响农民养老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新农保作为一种有限保障并不能降低农民的养老风险感知。第二，农民的养老风险感知存在代际差异，其中家庭养老保障能力评估和社会养老保障能力评估对农民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这主要是因为不同代际农民的养老观念、消费观念、所处的人生阶段存在差异所形成的。由此提出政府要正确认识农民的养老风险感知及其代际差异，着力在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新农保待遇水平两方面采取措施降低农民的养老风险感知，以避免养老危机的发生。     

现代化与代际关系变动

我国传统社会代际关系由于自身所存在的内在张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家庭关系趋于核心化,父母对子女的控制减弱,人口流动,社会福利的发展以及文化价值的变迁等都是朝着不利于老年人的方向发展的。我国由于自身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丰富性和特殊性,代际关系出现了与现代化模式不一致的特征,对当前代际关系的研究,必须将其放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背景中去探索。     

精准扶贫中农民争当贫困户的行为及其阐释——基于武汉近郊Q村的实地调查

国家精准扶贫的“资源输入”却遭遇农户“争当贫困户”的意外性后果,本文基于武汉市近郊Q村的调研发现：(1)面对国家精准扶贫的“资源输入”,一方面农民会有不服从社会章程的行为,另一方面他们在个人算计理应使他们采取其它行动时却循章而为。(2)农户“争当贫困户”并不是简单出于自利的考虑,而是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首先,农户生计脆弱而又缺乏保障的客观现实为其行为提供了道义性,而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理念以及投入的加大,为其行为提供合法性的同时也刺激了农户的行为;其次,在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产生了瞄准目标偏离的现象,这激化了农户基于平均主义心态的社会不公感和相对剥夺感,而当农户的权利意识自觉时,农户出现“争当贫困户”的心态与行为。一个制度必须有一套相一致的理念来支撑,当下农村之所以出现“争夺贫困户”的现象,是国家的期望与农民的理念之间的存在难以弥合张力的表现。     

现代化与代际关系变动

我国传统社会代际关系由于自身所存在的内在张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家庭关系趋于核心化,父母对子女的控制减弱,人口流动,社会福利的发展以及文化价值的变迁等都是朝着不利于老年人的方向发展的。我国由于自身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丰富性和特殊性,代际关系出现了与现代化模式不一致的特征,对当前代际关系的研究,必须将其放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背景中去探索。     

论土地调整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兼论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

土地调整是中国农地制度的重要特征,虽然均田的益处得到了广泛认同,但是借助土地调整来保证农民获得土地的均等机会是合理和必要的。从合理性来看,土地调整体现了村民的集体成员权,在土地仍然承担社会保障功能的阶段,特别是在土地流转市场运转受限的情况下,农民在社会保障、资源配置与乡村治理方面仍对调整有较高的需求;从必要性来看,土地调整迎合了村民的“公平”观念,与村民自治制度相契合,并因正式法律的不完全以及替代性制度的运转受限获得了存在的空间;从总体来看,基本公平和成员权保障的土地调整已经不符合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未来要健全传统调整的替代性制度,削弱其社会基础,有条件地发挥调整产权整合优势,实现土地细碎化的治理。     

论人口老龄化与代际关系变动

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进程使得代际关系受到冲击:代际支持的社会化程度加深,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代际同住模式弱化,代际倾斜或重心下移,传统的反馈模式受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