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确权是否必然促进土地流转?——来自浙黔渝三县(市、区)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基于浙黔渝三县(市、区)320份农户调查,在系统阐述农地确权作用机制的基础之上,验证了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以往成果不同,研究发现确权并不必然促进农地流转,确权反而会阻碍农地转出;确权对农户的土地转入行为没有明显影响;群组分析表明,确权显著负向影响老年农户的土地转出,但对中青年农户没有影响。因而,要高度重视农地确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做好分类指导和针对性政策应对。     

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影响

农地确权后,农户对农地转出多持中立或否定的态度,这与产权明晰促进交易的产权理论大相径庭。文章探讨了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作用机理,并运用吉林省9市1444个农户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后,土地资产、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转出农地,农业资产和人力资本专用性抑制农户提高农地租金,而社会资本专用性则分别存在促进作用;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更长时间转出农地;农业资产专用性对转出农地须要签订合约具有抑制作用,而地理位置专用性则存在促进作用。     

农地确权背景下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以湖北省44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森的可行能力为理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和倾向评分匹配法（PSM）,对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进行分析及流转农户的福利变化进行测算,以理清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因素有家庭纯收入、是否有医疗保险、对社会保障的认可、就业难易度、自评健康、农户土地流转知情权及对流转价格的满意度;（2）通过对流转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测算,土地流转能显著改善农户福利,对转出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1.100,对转入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0.793;（3）农地确权后,家庭纯收入、农户社会保障认可和自评健康状况能显著提升农户福利水平,而就业难易度阻碍了农户福利改进,土地流转价格满意度能改善转出农户福利、但阻碍了转入农户福利改进。基于此提出了构建有效的流转价格机制、加大差异化技能培训及完善流转农户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以推进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农户福利的改进。     

土地政策的农户认知及其农地转出响应研究——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调查问卷,综合运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主成分分析和比较分析法,分析农户土地政策认知及其农地转出的响应机理。结果表明,农户对土地政策认知的总体水平和农地转出比例均较低;对农户整体而言,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升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发生概率提高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对土地政策认知的响应存在较大差异;土地政策认知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力处于中等水平,家庭特征、区位因素和社会保障的作用程度相对较大,资源禀赋的作用最小。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应提高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农地确权与异质性农业投资: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检验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正规借贷投资和非正规借贷投资的边际影响和可能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正规借贷投资和非正规借贷投资均有促进作用,但其对非正规借贷投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具体作用机制有三个方面:一是强化地权稳定性的产权激励效应,二是提高信贷可得性的信贷供给效应,三是促进土地流转的要素配置效应.同时,土地流转要素配置效应的中介效应比例显著大于产权激励效应和信贷供给效应,应该说农地确权对农业投资促进作用的关键在于土地流转.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流转中仅有土地转入具有促进农业投资的作用,而土地转出则显著抑制农业投资.基于此,建议强化农户地权稳定性预期,完善农村正规借贷市场,提升农户正规借贷可得性.同时将制定促进农业投资政策的着力点聚焦到土地流转上,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秩序规范和信息充分的土地流转市场,以高效有序的土地流转带动农业投资的增加.     

地方政府土地流转补贴政策分析及完善措施

农村土地流转是对农地产权的再分配,其目的在于提高农村资源的利用效率。经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土地流转补贴政策有利于扩大农地流转规模,提高转出土地农户的土地租金收入,降低大规模经营者转入土地的成本,但同时也会增加小规模经营者转入土地的成本,从而产生大规模经营者对小规模经营者的“挤出效应”,并降低大规模土地经营者的边际生产率。因此,地方政府应在国家的引导和规范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制定农地流转政策;补贴项目倾向于选择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但社会效益高的项目,适度规模经营项目和农户间流转项目;并积极发展中介组织以提高农地流转效率。     

当前土地流转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土地流转处于探索阶段,土地流转形式以转包和互换为主,地区流转格局呈东高西低,参与流转的农户占总户数的比重大,但转出农地的期限短。为此要完善土地流转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从信息网络支持等角度鼓励创新,引导农民自主、充分整合农村资源,建立中央与农村村社直通桥接体制,推进农村土地有序流转。     

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研究——以农地产权安全感知为中介

在构建"农地确权—农地产权安全感知—农地转出意愿"框架基础上,利用山东省实地调查数据,探讨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供给意愿的影响,为深入理解农地确权对农地供给的影响机理提供理论依据。应用定序Logit回归模型进行核心解释变量、其他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总体效应与边际效应分析;建立结构方程,应用索贝尔检验与自抽样检验对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将会提高农地产权安全感知及其三个因子(土地调整因子、土地征收因子、流转纠纷因子)的安全感知,而上述中介变量对农地转出意愿有正向促进作用。另外,是否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金融资产价值、农用机械价值对农地转出意愿也有重要影响。     

丘陵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调查——以重庆市为例

土地流转是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途径.为研究丘陵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本文以重庆市为例,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农地撂荒严重;农地转出原因比转入原因更为复杂;农户收入构成、承包地块数及面积对土地流转具有影响.同时,存在土地流转信息闭塞,农户法律意识薄弱,流转对象与方式单一,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健全等问题.     

前景理论视角下兼业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决策研究

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行为出现诸多非理性现象。将兼业农户分为以务农为主的兼业农户Ⅰ和以务农为辅的兼业农户Ⅱ两类,从前景理论的视角对兼业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的兼业农户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并依据风险偏好做出农地流转决策;两类兼业农户都不倾向于转出农地,兼业农户I不转出农地的主要原因是追求土地收益的确定性,兼业农户II不转出农地的主要原因是不在乎农地转出的租金收益。     

产权安全性、产权认知与土地流转高意愿低行为

基于全国25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探讨产权安全性、产权认知对农户土地流转高意愿低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土地流转意愿向行为转化需要一系列条件来支撑。当地权稳定性较高时,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可以顺利转化成行为,反之则不能;确权使得农户的土地产权更加明晰,进而可以促进转入户土地流转意愿转化为行为,阻碍转出户土地流转意愿转化为行为;与此同时,农户自评的村级流转管制也产生与确权相同的效果。据此,提出应当在维护地权稳定性的基础上,规范土地经营权交易市场,发挥村集体优势,为农户进一步参与土地流转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安徽江北地区政府主导型农地大规模流转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是指利用政府行政力量为主的土地流转模式。农户自身对市场化土地流转认知薄弱,深厚的念土情结,使得农户自发推动土地流转难以实现,从而,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具有现实意义。流转过程中村两委对农村、农地、农户较为熟悉,对国家农村政策和农地流转政策较一般农户也较为了解,在政府主导的农地过程中"村两委"是连接转入方和转出方的纽带,应发挥积极作用。农地流转必须以农户的利益为根本,以增加农户收入为目标,切实解决农户失地后的再就业为基点,实现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增收。     

家庭农场土地流转集中的困境与对策

现阶段实现家庭农场土地适度规模集中的主要途径是土地流转，但是通过土地流转集中起来的规模化土地对家庭农场生存和发展的适宜度还有待考量。该适宜度可采用片数和质量、速度和持续时间、用地成本、权利清晰度、规模大小等关键性指标来衡量。基于以上指标，在家庭农场前期介入、集中土地阶段，会遭遇到集中连片土地难、农户不愿意转出土地而形成的“钉子户”、农户选择性流转土地、土地流转期限短等问题；在家庭农场正常运营阶段，会遭遇到农户单方面提高土地流转价格、农户选择中途违约或期限届满不续约、农地权利不清晰所造成的家庭农场土地被征收时补偿分配混乱等问题；在家庭农场退出、破产而放弃土地规模化经营阶段，会遭遇到家庭农场经营者违约退地、家庭农场规模化土地的再转让、家庭农场资产清算与债务清偿等问题。破解家庭农场各阶段在土地集中上遇到的瓶颈和障碍，应从明晰农地产权、创新农地权利流转模式、构建家庭农场经营者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共同体等几方面着手，以达到降低家庭农场土地集中交易成本、用地成本，缩短交易时间以及提高农户流转农地权利期限等综合效果。     

欠发达地区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与影响因素

在对三峡库区重庆辖区的7个乡镇23个行政村共427户农户土地流转行为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特征、农户土地转入和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农户的非农收入比例和土地流转收益是农户土地流转行为选择的决定因素,农户土地转入和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决策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证据

基于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农户调研数据,分别运用经济学模型、逻辑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解释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分析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并检验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土地经营面积、农业劳动力人数、政策认知和产权认知对农户转入土地从事规模经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年龄、经营类型、养老保险和政策认知是农户转出土地从事非农活动的主要诱因。土地转入和转出均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与非流转户相比,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家庭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2.74%和7.57%。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在转入户和转出户之间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前者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家庭增收的贡献率分别为62.87%、26.24%、9.05%和1.84%,后者的贡献率分别为-52.41%、86.99%、25.09%和40.33%。由此提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政策建议：提高土地产权制度激励效应、培育农村多种新型经营主体,并针对不同经营类型的农户采取多元化的农地流转和劳动力扶持政策。     

促进还是抑制：土地互换制度是如何影响土地流转的

对土地互换制度如何影响土地流转的回答是构建适度规模经营与小农户并行路径、优化小农内生发展的基础。研究利用山东省和安徽省调研得到的232个村庄数据和826份农户数据,采用Tobit和SNP模型分析了土地互换制度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利用逆概率加权IPW模型对选择性偏差进行控制,以尝试对土地互换制度与土地流转间的关系进行回答。研究发现：土地互换制度抑制了农户转出土地,增加了农户流入农地的需求;相较于规模户,土地互换对扩大小农户经营地面积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推动小农户内生发展。在村庄层面上,土地互换制度促进了村庄的土地流转,并且村庄的平均土地流转费用增加。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农户与村集体“收入双增”、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可以将土地互换制度作为突破口。     

农机服务对小农户土地流转“内卷化”的影响

农机服务的快速发展能否解释农地流转并未推动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趋势而出现的“内卷化”现象,仍有待分析与验证。采用中国农村家庭大数据库（CRHPS）中的小农户样本,分析小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中的处境并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机服务对其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小农户采用农机服务显著地降低了土地转出并增加了土地转入,并验证了包括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技术应用和农业收入在内的三个主要影响机制。研究论证了农机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土地流转中参与率增速放缓、小规模转入与部分转出对应的小农户复制以及农地流转对农业生产率作用递减的“内卷化”现象。提出在制定完善农机服务政策时,既要满足小规模农户的生产需求以维持家庭生计,又要衔接土地转入户的服务需求以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基于粮食主产区3省10县的农户调查

基于粮食主产区山东、河南和安徽3省10县的调研数据,通过PSM模型和基尼系数的测算,综合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从收入水平来看,土地流转提高了农民的总体收入水平,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比未参与的农户高26.11%;从收入结构来看,转入户的农业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转移性收入显著降低;而转出户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显著降低;转入户和转出户的非农务工收入均没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收入差距来看,土地流转加剧了农户内部收入的差距,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基尼系数较流转前分别提高了49.83%和24.93%。由此说明推进土地流转是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一个新途径。     

农地流转制度创新的逻辑与步骤

农地规模经营需克服土地细碎化,这以农地流转制度创新为前提。自发土地流转难以克服土地细碎化,“行政干预市场”又损害了弱势农民自主交易权利,这启示制度创新需在满足保障农户自主交易前提下供给低成本整合细碎化土地产权的机制。皖中宣州县经验表明可行的制度创新步骤是：首先建立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离”新制度,重构土地集体所有制;其次建立自下而上的农地流转组织和规范体系,形成“农户主体、村社中介”的农地流转新模式。我国完全可以利用集体所有制优势,创新农地流转制度,克服东亚小农国家共同面临的土地细碎化问题。     

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云南省晋宁县的调查

以云南省晋宁县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农地面积、农业劳动力状况、年人均纯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农地在家庭养老保障中的重要性、农户年龄对转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存在差异。最后提出了发展第二、三产业,加强农村教育,发展流转中介组织,稳定农民土地承包权,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