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中的禀赋效应及代际差异

人地依赖关系中的情感依赖维度对禀赋效应的影响大于客观依赖维度,且情感依赖关系对客观依赖关系与禀赋效应间的作用关系起到中介作用;而农地确权则会缓解禀赋效应的存在性。从代际差异看,一方面,在禀赋效应存在性上,新生代农民在农地流转中禀赋效应存在的可能性较低,表明禀赋效应会随着新老两代农民的更替而弱化;另一方面,在影响因素上,情感依赖维度的3个指标、客观依赖维度的土地保障指标正向影响老一代农民的禀赋效应存在性,但这两个维度的所有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均无显著影响;农地确权则对老一代农民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减弱新生代农民禀赋效应的存在性。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陕西省农村地区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特点;利用Lo-gistic模型,从农地流出行为与流入行为两个方面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资源禀赋、家庭经济特征与政策制度因素等方面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因素;强化土地流转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构建完善的农地流转机制,降低土地流转风险,培育农地流转市场中持续、稳定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可促进农地流转良性、有序发展。     

交易费用视角下农地经营权流转模式新设想——理论分析与模型验证

本文基于交易费用理论,影响农地经营权流转的交易费用为内生性交易费用和外生性交易费用,对农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内生性交易费用和外生性交易形成逻辑分别进行了分析,并借助Key等构建的农户农产品供应交易费用模型,探讨交易费用如何影响农地转入方、转出方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农地经营权流转.为解决农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存在的交易费用过高等问题,本文设想"政府与市场协同、三大体系联动、全程服务管控"的农地经营权流转新模式,并用模型进行验证.     

西部地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疆三地的调查

以来自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地区的调查问卷为基础,分析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状况与原因;从个体因素、家庭资源禀赋、家庭经济状况、政策因素与社会保障因素等五个方面共选取了15个变量,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对西部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农户农地的转出行为主要受到个体因素、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户农地转入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因素;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影响因素的驱动机制不同;政策因素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影响不大。     

人格化的农地流转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趋粮化”了吗？

“谁来种地”的问题始终关系着国家粮食战略安全，农地流转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探索。但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存在大量的人格化交易，这种交易形式是否会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利用农地转入零租金衡量人格化农地流转，探究其对粮食种植的影响，以及不同约束条件下人格化农地流转对粮食种植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格化农地流转显著促进了转入户粮食种植的积极性，“趋粮化”效应明显，且这种“趋粮化”效应在普通农户群体中的影响更大；人格化农地流转引致的“趋粮化”效应主要原因在于转入户所面临的成本效应、锚定效应以及机械替代效应；此外，人格化农地流转引致的“趋粮化”效应还存在约束条件，转入户营利性动机和农地细碎化明显阻碍人格化农地流转的“趋粮化”效应。本研究说明在当前农地流转人格化交易特征明显的情境下，“趋粮化”效应尚能保证；但随着农地流转市场逐渐向市场化转型后，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将是一项重大课题。     

产权认知、行为能力与农地流转签约行为——基于全国890 个农户的抽样调查

运用Logistic模型对全国890个样本农户的调查结果进行实证分析,揭示农户的农地产权认知、行为能力、禀赋特征及农地流转特征对签约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对农地排他权的认知、农户的交易能力、非农就业及农地流转的对象与方式会对农户的签约行为产生影响。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在法律上赋予农户稳定的地权;从法律上进一步界定农户对土地的产权,并对其他群体的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加强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宣传与解释,帮助农户更好地理解国家法律和政策来保护自身的权益;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来促进农地流转的契约化和规范化,进而保障务工农民的权益。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有关农地流转的研究及启示

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我国农地流转理论研究进行综述,指出仅仅研究影响农地流转的相关因素有其不足之处;提出今后应该重点研究农户农地流转行为过程和决策理由,从而从本质上认识和把握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特征和规律,为进一步推动农地流转寻找突破口,为制订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黑龙江省农户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黑龙江省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对黑龙江省发展现代农业、实施"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建立黑龙江省农户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从农地转入、农地转出两个方面挖掘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受模型中变量不同程度的影响,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促进黑龙江省农地流转的对策建议,即: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完善农地流转制度,建立有效的农地流转市场;加大农地整治力度,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加大农村投入力度,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及公用设施水平。     

农地流转农户协商定价机制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在农地使用权物权化流转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农地流转供求模型,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农地流转农户协商定价的市场机制。研究发现：（1）在既定的影响因素下,转入方的市场势力将会导致流转交易价格和交易量下降,进而影响农地流转效率。（2）在既定的农地流转影响因素不变时,不管转入方是处于完全竞争市场还是垄断市场,外生影响因素对流转交易均衡价格和交易量的影响方向都是一样的,最后为农地流转市场的相关政府管理部门提出了政策建议。     

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粮食主产区4省12县96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并分析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整体来看,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转入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代际差异来看,父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大于子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2)在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以后,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下降,而对农地转入的抑制作用也有所缓解,这说明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如果不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现有研究高估了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驱动效应。因此,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不能只单纯依靠劳动力市场的引领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市场优势,将小农户卷入农业分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关系治理、第三方介入对农地流转租金的影响——基于CLES的经验证据

流转租金的市场化是农地要素市场发育的重要表征,当前我国农地市场中租金的价格形成机制并不完善。以转出方面临的流转事后交易费用为理论分析起点,基于2020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收集的1648个农地流转样本,采用OLS、2SLS和CMP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关系治理对流转租金的影响以及县和乡镇政府、村委会等第三方介入对关系治理格局的改变和租金决定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流转双方的关系越紧密,信任和声誉机制约束发挥作用的强关系治理能够减少事后交易费用,双方就这部分交易费用进行博弈使得流转租金低于市场价格;县和乡镇政府、村委会等第三方介入流转,替代了关系治理在减少交易费用方面的作用,改变了熟人社会的关系治理格局,流转租金接近于市场价格。     

交易效率视角下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

随着现行的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边际效益递减,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交易效率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对农村土地市场交易效率的重要影响,并结合交易效率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是影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重要因素,最后对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建议。     

信息不对称下的农地流转“柠檬”市场困境——以黑龙江省西城村例证

新型农业经营模式构建背景下,农地大规模流转成为必然,其核心问题是价格。以黑龙江省克山县西城村为例,基于Akerlof经典理论,探究信息不对称下的农地流转市场交易边界、均衡条件及其逆向选择问题。结果表明,政府参与农地流转在激发农户农地流转积极性、提高农地流转效率、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信息不对称市场环境下,政府定价对农地流转市场的干预和扭曲作用日益凸显,导致农地流转实际价格低于市场机制运行下的应然价格,引发逆向选择市场行为,农地流转市场陷入“柠檬”困境,价格倒逼机制导致农地质量下降成为趋势,产生具有恶性传导效应的市场效率损失。提出利用外来资本及价格信号显示机制,构建公开市场条件下的农地流转价格体系将有助于推动农地有序流转。     

农地流转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了吗? ——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法,探讨农地流转以及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对比农地流转前后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可知,整体上农地流转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②考虑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农地转出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相反农地转入缩小了农户收入差距;③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我国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农地转入行为和西部地区的农地转出行为将缩小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农地转出的收入效应比农地转入的收入效应更为显著,另外通过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发现,忽略内生性问题将导致系数被低估.基于此,面对"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在"三权分置"制度安排下,建议全面推进土地流转以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发挥好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调节作用,注重提升低收入群体的非农就业竞争力,以缩小我国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     

农地流转价格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皖、浙两省413户农户的调查

基于皖、浙两省413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考察影响农地流转价格的主要因素,并通过构建农户资产配置模型和结合实地调研经验,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土地股份合作社在提高流转收益方面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户主的文化程度、土地经营内容、流转约定年限以及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对农地流转价格有显著影响;此外,经验证据进一步表明,入股土地股份合作社有助于降低流转的交易费用和不确定性,切实保障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益。     

农地大规模流转中的风险分担机制研究

文章以实地调查经验材料为基础分析了农地大规模流转的风险分担机制.研究发现,在农地大规模流转过程中,当事各方从担保人制度、承包人选择、地租和租期的确定等方面设计了一整套风险分担机制.但由于农村既有的政治社会环境和权力关系格局未能得到相应的重置和优化,农地大规模流转往往演变为优势阶层谋求自身利益的一个平台.再加上市场行情、管理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农地大规模流转的绩效大大降低.众多大户纷纷将土地转手的事实使得农地大规模流转的风险急剧增加.为使农地大规模流转平稳有序地推行,不仅需要设计周密的风险分担机制,而且应该着力改善和优化乡村社会政治环境,调整国家的土地流转政策,禁止激进的农地大规模流转行为.     

基于TRA的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以湖南常德市322户农户为例

以理性行为理论为指导,客观分析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内部结构和产生发展过程,是规范农户流转行为、建立和完善农地流转市场的内在需要。准确把握农户流转行为动机和意向、客观分析流转行为过程和特点、全面探究流转行为规律和要求,有利于选择和安排农地流转制度、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而引导农户流转意向、完善农地产权结构、强化农地利益保障、健全流转信息平台、转变政府职能则是保障和促进农地流转行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基于农民阶层分化视角的农地流转意愿研究——以广东省江门市为例

选取了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378个农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民参与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和决策行为机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职业多样化和农民阶层分化是影响农地流转意愿与行为的主要原因,越是远离农业经营者身份及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民,其农地流转意愿越强。(2)家庭个体特征、社会保障与流转规范化程度等因素对农地流转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中,教育程度对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最大。(3)农村土地流转不规范,缺乏相应土地流转服务平台也会降低农村土地流转效率。鉴于以上结论,农地流转制度改革需要重视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同时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加强地方政府土地管理与服务职能,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推进农村土地规范化流转。     

风险态度、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分析——基于豫鲁皖冀苏1 429户农户面板数据

农地流转不仅涉及预期收益和成本等经济问题,还关系到农民的社会心理问题,分析风险态度和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为全面推动中国农地流转,使其跳出内卷化陷阱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河南、山东、安徽、河北、江苏5省15县1 429户农户面板数据,就农地流转行为进行面板Logit模型、面板有序Logit模型及面板Tobit模型随机效应回归,并检验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风险规避态度对农户转入决策及转入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农地转出决策及转出地占比有显著正向影响,风险感知是重要的中介变量;去除风险规避态度的效用,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和流转规模仍有显著负向影响;流转租金上涨及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了农户对转入土地的风险感知,降低了土地转入意愿,是我国农地流转内卷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建议加大各类保险的覆盖范围及赔偿力度,建立农地流转价格指导机制,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以推动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快速发展。     

欠发达地区农地流转中农民意愿与村集体决策

强调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村集体决策对农民意愿的影响,旨在解释欠发达地区村集体在村务中的角色定位及功能发挥直接影响到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差异决定其村集体决策作用空间,而农地流转中农民意愿则受到村集体决策的推动和约束。因此,农地流转中农民意愿取决于村集体决策及其所处场域的资源状况。研究通过对粤东两个村庄案例的对比性分析,解读欠发达地区村集体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行动逻辑及作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