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听则明:庞德和杨凤岐的儒学政治化争论与情谊

庞德在意大利期间同侨居于此的中国学者杨凤岐之间有书信往来,分析这些史料可以追溯庞德与杨凤歧之间关于儒学政治化的争论和情谊,进而驳斥西方学者提出的庞德因儒学研究而走向法西斯主义的观点。作为一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学者,杨凤歧认为庞德的法西斯立场和儒学观点是两个并存而不能等同的思想体系,得知庞德在研读《四书》后,杨便鼓励他"专心于此",目的显然是让其虔心投入儒学而远离法西斯。杨凤岐虽未能真正改变庞德的政治立场,但他关于中日战争以及儒学思想的言论无疑使庞德在他的法西斯岁月里避免了彻底的偏信则暗。     

杜维明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方法论批判

杜维明对贯彻新儒学三期的儒学宗教性问题进行反思，指出以西方话语为背景展开的新儒学研究等于是将儒学客体化，而儒学的真实问题以及精神特性就在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中消隐了。杜维明放弃了从终极存在的角度追问儒学宗教性的思路，回归人自身，从儒学中寻找人对于终极存在的体验，提出儒学独特的认知方式--“体知”。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儒学的宗教性在于对终极存在的肯认与追求。     

研究儒学宗教性的概念体系的建构──《论儒学的宗教性》一书评介

儒学宗教性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话题。１７－１８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其实质就是一场关于儒学是否具有宗教性的争论。自本世纪初以来,由于国势的衰弱,科技强国意识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呼声,科学主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儒学主要人物基于护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心态,对儒学的宗教性明确表达了否定的态度。因此把儒家规定为人生哲学（引申为社会伦理）而非宗教信仰在中国的学术界可以说已形成共识。无论是提倡充分现代化的胡适,坚持唯物论原则的张岱年,还是信仰自由主义的殷大光都接受了儒家不是宗教的观点。其实中国内地和港台以及东…     

儒家思想的现代阐释及“天下”传播

《天下》是20世纪上半叶由中国人所办的一份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英文文化期刊,致力向英语世界自主传播儒家学说,摆脱西方传教士译介儒家经典的宗教性解读与理解的宗教色彩,多角度传播、阐释儒家学说,既有中国学者以20世纪心理学为基础对儒家圣人形象的"还原"努力,也有西方学者从中西思想比较入手,对中国儒家学说所做的比较研究,是20世纪下半期儒学研究之先声,推动多元化儒学思想阐释。     

民间儒学的新开展

民间儒学是儒学灵根再植、重返社会人间的文化思想形态,民间儒学,也可以理解为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世界里的儒学,或民间办儒学,即民间组织推动的儒学.现代儒学既包括乡村儒学的重振,又包括城市儒学的建设,即是使中国文化的基本做人做事之正道,即儒家仁义之道,透过广大城乡的家庭、学校、社区、企业、机关等现代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通过冠婚丧祭之家礼等宗教性的仪式,在每个国民的心中扎根.民间儒学是多样的,它与各宗教的活动,包括外来宗教的传教活动形成健康的互动,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与生态平衡.儒家学者要眼中有民,努力到民间去,弘扬儒学,把会议儒学、书本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     

从儒学的宗教性谈中国哲学的"特点"问题

多年来,宗教在我国常常被理解为与理性思维相对立的神灵崇拜或迷信,这导致人们倾向于把具有大量理性思维内容的儒学当作是哲学,并把儒学的几乎所有特点都不加分辨地称之为中国哲学的特点.本文在重新界定宗教思维的特点及儒学的宗教性的前提下,指出当前国内学术界所盛行的关于中国哲学特点的一系列说法,多半都是将儒学的宗教性思维误当成中国哲学的特点.他们所说的许多中国哲学的所谓特点,比如重直觉、重人生、重道德、"天人合一"以及"知行合一"之类,都可以理解成宗教性思维的体现,无关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别.     

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的构建--兼论批判继承儒家伦理的方法论原则

儒学的研究正在改变长期以来只有知识性的儒学,而无实践性儒学的局面,应用儒家伦理构建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必须要对儒家伦理进行解构,儒学既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又是人学理论,它不是一般的知识系统和逻辑架构,而是指导人们行为的一种价值哲学;它有宗教、伦理、政治三者交融一体等特征.问题的关键是,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儒学的实践品质与宗教性的精神转化为广大民众的立身处事的信仰支撑和德性.本文论述了如何应用儒家伦理构建公民道德价值观体系的方法论原则及其具体构想.     

论“五四”时期梁漱溟的儒学观

"五四"时期,面对围绕儒家文化所引发的各种争论,梁漱溟以"有责任讲明孔子学问"之态度,对儒学宗教性问题和西化思潮做出回应。他重新阐释儒学性质,重新鉴定儒家文化的蕴涵与价值,并在多元化的文化发展路向中为儒学的复兴指出了具体途径。     

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评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论

编者按:2005年9月,"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在武汉召开.知名学者方克立先生因故未能出席,但他在给会议的贺信中提出了研究现代新儒学第四阶段--"大陆新儒学"的新课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反响.本刊特邀方先生在武汉会议贺信的基础上撰成此文(原为给我校文化研究所两位教授的一封信),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高度,对甲申之年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思潮抬头的现象进行评析,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做进一步的讨论.     

对一个时代课题的思考——评介《儒学·理学·实学·新学》

如何认识、评价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帷幕一揭开之际就提出的一个时代课题。可以说,几代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已对这一时代课题作出了甚为不同的思考和回答。张岂之同志最近将他30多年来的部分思想史学术论文集结成《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以下简称《儒学》)一书出版,也是在一种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对这一时代课题的思考和回答。清晰而完整的历史感是岂之同志《儒学》一书给人的一个十分深刻的印象。这本书虽然是一部论文集,但是无论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它都是具有逻辑性和内在结构的、以儒学为主     

论《随想录》中的儒教“宗教人”形象

儒教是一种特殊的宗教,由于它的隐蔽性很强,尽管"五四"先驱者就已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是对儒教的宗教实质认识,中国现代作家大多是在经历了"文革"的教训后才若有所悟,这一点在巴金的晚年写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解放前,巴金无情地批判觉新的性格缺陷和精神弱点,解放后,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也成为了无神论时代典型的"宗教人"之一。解读《随想录》,可以发现,无论是觉新还是巴金,他们的精神世界都与儒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不过前者在明处,后者在暗处,不容易被发现而已。     

论仙话的蜕变与异化

仙话发展到清代,发生了巨大的蜕变：梅新林曾经说,清代仙话是“过分‘杂化’以致‘异化’实际上是以牺牲仙话固有的独立品格与价值为代价的”。梅新林所谓的‘杂化’和‘并化’是指：“道释仙怪之合流”,“仙界业已成为一个大杂烩”,但梅新林没有指出把儒家的根本理念掺进本来是讲凡人追求长生、通过修炼可以成仙中故事中才是最大的“异化”。笔者认为,这是对仙话作品灵魂的“异化”,更确切的说,是对仙话的儒化。     

原始儒学与儒学的宗教化

原始儒学创立的初衷并不是为建立一种超越世俗而具有神学性质的宗教信仰。即使有宗教化倾向的汉代儒学和宋明理学也和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不同。儒学虽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某些宗教的作用或几度被宗教化,也曾被其它宗教文化冲击和影响过,但儒学本身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关注现实社会、注重人文理性的本质和传统。因此儒学不等于宗教。     

论周敦颐之心性本体论对儒学宋代转型的意义

针对学术界对周敦颐评价的几个问题,审视周敦颐之前的儒家心性论是否有本体论的根基,对其哲学思想的主旨并与儒家的理论特点进行对比,进而分析周敦颐心性本体论思想的意义和作用。由此认为,周敦颐哲学虽继承了先秦儒家“性与天道”的思想,改变了被汉儒扭曲为政治至上的天人感应论,恢复了原始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内在道德联系。但他对儒学的贡献是技术性的,而非根本性的;是学术性的扬弃,不是政治性的转折。     

“事天之学”如何“补益王化”?——从《辩学章疏》透视徐光启的基督教信仰

徐光启所著《辩学章疏》是研究徐氏思想的重要文献,从此文我们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分析其宗教信仰以及中国传统儒学的色彩,如徐的基督世界往往与复古思绪和原始儒学相结合等,另外徐氏的大胆社会试验的构想亦体现了创新精神。无论怎样,深谙基督教义的徐文定公首先是一位基督徒,而其内心中的儒学因素不应被认为与其宗教信仰相龃龉。     

儒释道三教与唐初政治

唐初统治者立足于社会政治经济所采取的兼容并蓄、一切皆可为我所用的灵活务实的宗教政策,一方面为唐代的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儒释道三教为排次第,积极向政治靠拢,又相互借鉴,各教的世俗化日渐明显,儒学的统治地位得到巩固并进一步发展,佛教的中国化基本完成,道教也空前发达。     

回儒哲学对话探析——以王岱舆《正教真诠》等著作为考察点

王岱舆在构建回回宗教体系时将回回宗教的“数一”与理学的“太极”进行沟通,形成了与儒家相近或相通的宇宙生成论。在宗教思想基础上,他批评了儒学心性论上的分歧和理善气恶的观点。王岱舆对于儒家心(性)体气用的批评不一定都能成立,可是对于儒家“气禀”论中的偶然论、命定论色彩与其修养论相矛盾的观点却很有见地。从回儒交流的历史来看,在王岱舆以前回儒在哲学层面并没有进行过正面的碰撞或系统对话,之后两种文化的对话、融合不断展开并逐渐深入。     

论丘处机道教词的内外双修思想

丘处机在青年时期曾自行阉割,断绝情根,进行内外双修,同时也进行其他宗教活动,把其师王的宗教思想付诸实践。本文对其道教词所表现的内外双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认为其词作主要表现了全真道内修心性、外修功行等宗教思想,其外修功行部分主要反映了丘氏的交游和斋醮活动和全真道森严的教制教规。